羅志田 | 從近代士人的思想轉變看文化主體性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舊漸去而新未立的過渡時代，就像梁啟超給“過渡相”的總結——“互起互伏，波波相續”。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篤定，到“新舊中西”的纏繞；從“天下一統”的自信，到萬國競存的警醒；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是一場貫穿百年的深刻變革。在西潮沖擊與內在嬗變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傳統思想體系逐漸松動，新的認知框架緩慢構建，士人思想的變化反映了社會思潮的轉向，也展示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軌跡。實際上，這場思想轉折深刻影響了國家的政治走向與文化認同，是理解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

觀念革新：破“天下”舊認知，立“革命”新路徑

從“天下”到“世界”。近代中國思想轉折的一個重點，是“天下觀”的崩塌與“世界觀”的建立。在傳統認知中，中國居于“天下之中”，形成了以華夏為核心、輻射周邊的文化與政治秩序。這種“天下一統”的認知，支撐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信念，使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保持了兩千多年的穩定。

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了這種認知格局。從林則徐編譯《四洲志》開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一些士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并非世界的全部，而是“萬國”中的一員。康有為試圖將公羊“三世”說由歷時性轉為共時性，使“天下”平順過渡為“世界”，但中國卻被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外在化。這一時期認知重構的核心，是“道”的時空化，即過去普適于“天下”的“道”，不再是社會的唯一準則，而成為與西方之“道”并立的區域文化形態。原本“道高于器”的認知，逐漸被“器”的勝負決定“道”的優劣之現實所改寫。部分士人因西方堅船利炮的勝利而開始質疑傳統的“道”，進而引發對整個思想體系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再局限于局部改良，而是觸及“天人關系”“社會體制”等根本問題，為后續的變革埋下了伏筆。

從“得君行道”到“革命圖存”。近代中國思想的轉折可以從“士變”認識。士人作為傳統中國的思想引領者，在文化、社會、政治領域居于重要地位，其思想與行為的轉變，直接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思潮更迭。傳統士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信條，既“得君行道”，復“覺民行道”，通過“化民成俗”以“澄清天下”，維系著“士治”社會的穩定。在近代變局中，士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科舉制度的廢除切斷了士人的上升通道，“四民”（士、農、工、商）社會解體使“士”的階層身份逐漸模糊；另一方面，西潮沖擊改變了士人的思想方式，傳統的經史之學被認為難以應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救亡圖存”逐漸成為不少士人的核心訴求。思想轉向的一個關鍵，是“革命”理念的興起。面對復雜棘手的時代問題，許多改良的嘗試似乎難以奏效，原本充滿破壞性的“革命”逐漸被視為改變現狀的建設性手段。從戊戌變法的制度改良嘗試，到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實踐，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革命浪潮，士人持續向往并推動各方面的革命。這種對革命的推崇，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相當一些近代士人不再是傳統秩序的維護者，反而逐漸成為舊體制的批判者和新秩序的探索者。王國維所稱的“道出于二”，是這一轉向的生動寫照：傳統之“道”與西方之“道”并存，士人在兩者間彷徨求索，最終形成以革命求進步的思想傾向。

治理探索：嘗試取代“士治”的新典范構建

近代思想轉折的重要表現，是治理范式的轉變。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是士人在民間通過教化、宗族、鄉約等機制構建“禮治社會”，從而形成“官治”與“民治”互補的“士治”格局，維系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長期穩定。

在西潮沖擊下，對外競爭的壓力要求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國家的責任和功能大幅擴展，傳統的“無為而治”難以應對時代的挑戰。國家目標外傾成為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為了有效應對外患，就要進行對內的社會改造。孫中山提出的“訓政”思想，將民眾視為需要教育和訓導的對象，取代了傳統士人“覺民行道”的教化模式；基層治理的改革進一步壓縮了民間自治的空間，使傳統的“民間”逐漸淡出歷史舞臺。思想層面的范式轉換，體現在“公”“私”觀念的重構。傳統的“公”以“道”為核心，由士人主導的民間公益事業構成“公領域”的重要部分；而近代的“公”則以“國家”為核心，國家利益成為最高準則。治理范式的轉變導致傳統的“禮治”逐漸讓位于“法治”，但由于缺少大眾公認的價值基礎，近代的法治體系面臨重重困難。在此范式轉換過程中出現頻繁的思想交鋒，反映出近代中國人在探索新治理形式中的迷茫與求索。

價值重塑：文化認同焦慮與傳統的“新生”

在萬國競存的時代，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救亡圖存的關鍵。但要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必須學習西方的制度與文化；而過度西化又會導致文化認同的失落，使國家失去精神根基。這種張力在思想界表現為一系列的激烈論戰。清季的“保國”與“保教”之爭，民初的“新文化運動”與“保存國粹”派之爭，20世紀30年代的“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之爭，核心都是如何處理民族國家構建與文化傳統的關系。一部分讀書人將傳統視為落后的根源，另一部分讀書人則嘗試在保存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學習西方。一些主張“中國本位”的人認識到“主體性”的失落，但在想要融入世界和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意愿驅使下，他們以面向未來的“創造”為口號，并不重視自身的既存文化，導致“中國本位”的愿望表現為“中國無位”的詭論性后果。

新文化運動期間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認識到，幾千年文化和生活樣法的傳承本身就是個重要的成就，不能把近代“出問題”的責任全部推給祖宗。甚至一些當年激烈反傳統的當事人也認為，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古意，傳統應當也可以“新生”。五四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傅斯年后來提出，傳統固然有問題，但也必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傳統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變前，尤其不死。”他主張對傳統“不應抹殺，而應擴充”。不少人開始領會到，在中國文化“適應”現代的轉化中，傳統不僅不是負擔，反可成為轉化的基礎。這種認識上的轉變，使近代思想從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轉向相反相成的辯證融合。

實際上，積累的文明正如“不死”的傳統，也在不斷地發展、轉化、融合。而“改”和“擴充”本身就是一種“復興”，也有路徑可循。文化從來都是積累而匯合的。不僅傳統不是走向現代的阻礙，吸納外在文化還可反哺傳統。正如“天下”可以指朝廷統治的區域，卻也指向全體的人類社會。從這一點言，中國文化原本帶有“世界性”，也可以適應變動的世界而進一步展現其世界性。傅斯年所強調的“擴充”，就是在不放棄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思考傳統在新時代如何光大。

當然，一個歷史悠久、廣土眾民的大國要實現轉身，實不那么簡單。回望百年思想歷程，近代中國的思想轉折是一場“古今中外”的對話與融合。從“天下觀”到“世界觀”的認知重構，從向往“革命”到傳統“新生”的價值回歸，讀書人在迷茫中求索，嘗試取代“士治”的新治理范式，在思想交鋒中前行。這場思想轉折不僅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更塑造了現代中國的精神底色。如今回望這段歷史，仍能從中汲取智慧——在全球化時代，唯有堅守文化主體性，包容多元文明，才能在傳承中創新，在開放中自主，走出一條與時俱進的發展道路。

作者：羅志田，四川大學杰出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