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華裔美州長駱家輝：對中強硬換政治資本，卸任就來中國掘金

他曾是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也是中國媒體眼中的 “老朋友”，用一張 “黃面孔” 敲開了中美貿易的大門。當他轉身成為商務部長和駐華大使，露出的卻是遏制中國科技的獠牙；卸任后，他又迅速脫下官服，搖身一變成為跨國撈金的 “紅頂商人”。

他生于西雅圖，祖輩來自廣東，祖父在 1910 年代遠渡重洋，先在加州務工，后輾轉至華盛頓州做傭工，唯一的奢求便是用勞動換取英語課程。父親在二戰期間參軍服役，退役后全家搬進公屋，那時 5 歲的駱家輝才開始接觸英語。

家境貧寒的他，從小就在父母經營的雜貨店里幫忙打理生意，生活的拮據卻未阻礙他求學的腳步。高中畢業時，他以頂尖成績斬獲鷹級童子軍獎，憑借獎學金踏入耶魯大學，1972 年拿下政治科學學位，隨后又在波士頓大學攻讀法學，1975 年順利取得律師資格，為日后的職業道路埋下伏筆。

1976 年，駱家輝從金縣檢察院副檢察官起步，在刑事案件處理中積累了扎實的法律與實務經驗。1982 年，他成功當選州眾議員，在長達 11 年的任期內主導司法與預算領域工作，積極推動教育改革，逐漸在政壇嶄露頭角。

1993 年，他升任金縣行政長官，掌控著轄區內的財政與基建大權，主導了公共交通擴容、環境污染治理等民生工程，展現出較強的行政能力。1996 年，他在州長選舉中勝出，1997 年正式就職，成為美國大陸首位亞裔州長，并成功連任至 2005 年。

任內，他不僅應對了 2001 年互聯網泡沫引發的經濟波動，通過削減開支、擴大就業穩定局勢，還在 “9?11” 事件后強化了州內安全防控體系，政績得到廣泛認可。

在對華關系上，駱家輝在州長任期內表現出極高的活躍度。1997 年，他首次訪華，與廣東地方官員會面并簽署多項合作協議，開啟了華盛頓州與中國的經貿往來。2000 年與 2004 年，他又兩次率團訪華，重點推動本州農產品與技術產品出口。

在他的推動下，華盛頓州對華出口額從 1997 年的不足 30 億美元躍升至 2004 年的超 50 億美元，增幅顯著。他巧妙利用華裔身份拉近距離，中國媒體一度對其進行正面報道，將其視為中美交流的 “橋梁”。

2005 年卸任州長后，駱家輝并未離開中美交流的舞臺，而是轉身進入律師事務所，專注于中國貿易咨詢業務，利用在任時積累的人脈與資源，幫助美國企業對接中國市場，從中收取高額咨詢費。

2009 年，奧巴馬政府任命他為商務部長，這一職位讓他得以在國家層面推行對華政策，也讓他的真實立場逐漸顯露。2010 年，華為參與 Sprint 公司網絡升級項目競標，駱家輝直接致電 Sprint CEO 丹?赫斯，以 “威脅國家安全” 為由施壓，最終迫使 Sprint 放棄華為與中興，選擇報價更高的美國本土供應商。

這一事件開創了美國政府直接介入市場競爭、打壓中國企業的惡劣先例，此后類似的 “安全審查” 逐漸成為遏制中國科技企業的常用手段。

2011 年至 2014 年擔任駐華大使期間，駱家輝的對華打壓更為直接。上任伊始，他便明確表示 “盡管擁有中國血統，但我代表的是美國利益”。

這一行為雖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公眾對環境污染的關注，間接促使政府加強治理，但本質上是通過放大中國發展中的問題施加政治壓力。2012 年，他主導處理了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事件，通過多方協調促成其赴美，這一舉措顯著加劇中美雙邊摩擦。

此外，他還多次公開批評中國網絡審查制度與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在演講中聲稱美國企業面臨 “市場準入壁壘” 與 “強制技術轉讓”，將矛頭直指中國政策，全力維護美國企業利益。即便推出縮短簽證等候時間（從 100 天至 3 天）等便利措施，其核心目的仍是為了更便捷地監測中國科技動向，確保美國在技術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2013 年中美網絡爭端升級，駱家輝在回應美國對中國 “黑客攻擊” 的指責時，表面呼吁對話協商，實則反復強調 “絕不容忍知識產權偷竊”，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的技術防衛姿態。

在參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期間，他雖組織美國企業團訪華并簽署合作協議，但始終在貿易失衡、投資壁壘等問題上對華發難，協議背后往往夾帶維護美國利益的 “私貨”。而這一切，都為他卸任后的商業布局埋下了伏筆 —— 多年的政府任職經歷與對華人脈積累，早已成為他未來變現的資本。

2014 年卸任駐華大使后，駱家輝迅速投身商業領域，開啟了 “中國撈金” 模式。2016 年，他加入 AMC 院線董事會，憑借對中國市場的了解，助力該公司在中國擴張布局；同年，他還進入 PATH 健康組織董事會，參與發展中國家項目，進一步拓展在華業務網絡。

此外，他還創辦了私人咨詢公司，為美國企業提供對華投資策略、政策解讀等服務，利用政界積累的資源換取豐厚報酬。2020 年至 2021 年，他短暫擔任貝爾維尤學院臨時校長，管理 3 萬名學生，維持著在公共領域的曝光度。

2023 年 11 月，他加入多爾西?惠特尼律師事務所，擔任高級顧問，專注于中美貿易法律事務，甚至通過視頻會議參與上海分所的知識產權問題討論，將對華業務推向新的高度。

在此期間，駱家輝還擔任 “百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100）主席，該組織以推動華裔融入美國社會、促進中美理解為宗旨，但他在活動中往往偏向美國立場，將 “理解” 轉化為美國利益的表達。

他曾多次強調自己是 “百分之百的美國人”，2009 年的參議院聽證會與 2011 年的北京就職演講中，這一表述被反復提及，清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歸屬。

從州長時期利用華裔身份推動美國貿易，到商務部長、駐華大使任內打壓中國企業，再到卸任后借助中美資源撈金，駱家輝的職業軌跡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卻始終圍繞 “美國利益” 這一核心。

這種 “從政時打壓、卸任后撈金” 的模式，在華裔美國政客中并不罕見，它深刻揭示了血統與立場的分離 —— 華裔身份可以成為獲取信任、拓展資源的工具，但絕不會凌駕于其國家認同之上。

駱家輝的經歷，本質上是美國政治與商業體系的產物。他憑借個人能力在體制內步步高升，用精準的身份定位服務于國家利益，卸任后又將政治資本轉化為商業價值。對于中美關系而言，他并未真正扮演 “橋梁” 角色，反而在不同階段制造了諸多摩擦與障礙。

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背后，是清晰的利益邏輯 —— 當打壓符合美國利益時，他毫不猶豫地出手；當撈金能實現個人價值時，他同樣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