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諾貝爾獎，解釋了伊朗為何走向失敗

這個諾貝爾獎，解釋了伊朗為何走向失敗

商業解碼工作室

伊朗的真相，不是“資源詛咒”而是“模式破滅”

提到伊朗近代政治史，穆罕默德·摩薩臺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出身伊朗卡扎爾王朝的勛貴家庭，即便到了巴列維王朝時期也算是前朝遺老，先后畢業于巴黎政治學院和瑞士納沙泰爾大學，獲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在當時人均胎教肄業的伊朗國內屬于掌握了天頂星學術水平的高知，回國后又投身于政治，早早的當選議員，并在1951年率領自己的政黨高票勝選，成為了當時執行憲政制度的伊朗王國的首相。

但有這樣一番夢幻開具的摩薩臺，最讓人銘記的事情，卻是他上臺后立刻強行推動的“伊朗石油國有化”運動。

1901年，英國商人威廉·達西找到當時的波斯國王，獲得波斯石油勘探權，1908年成立英波石油公司（后更名為英伊石油公司）壟斷伊朗石油開采。截至1950年，該公司累計從伊朗攫取利潤超10億美元，但按照達西當年與波斯國王簽訂的協議，伊朗僅能獲得約16%的收益 。英國對伊朗石油資源的控制引發伊朗民眾強烈不滿，尤其是簽訂該協議的卡扎爾王朝是個突厥王朝，如今的巴列維王朝是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建立的，所以當時的伊朗不僅左翼社會黨人，連很多民族主義者都認為，協議雖然我們當年簽了，但憑什么就不能賴賬呢？伊朗的石油應當是伊朗人自己得么。應當把英國公司壟斷得石油搶過來，收歸國有，這樣伊朗人就可以躺著掙錢了。

于是在強烈民意的推動下，摩薩臺的這個卡扎爾王朝的遺少首相，反而意外的擔當起了這個“民族大任”，也不知是否是為了避嫌，摩薩臺干的非常只用力，于1951年3月，就推動伊朗議會通過《石油國有化法案》，直接宣布廢除英伊石油公司特許權，成立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全面接管其資產。

看到自家產業遭遇搶劫，英國人當然不干，開始對實施全面經濟制裁，凍結伊朗海外資產并封鎖石油運輸。石油禁運導致伊朗財政收入驟降了68%，社會動蕩加劇。

而伊朗比較倒霉的地方又在于它的地緣環境非常特殊，與蘇聯毗鄰，由卡在這個紅色巨人進入中東的要道上。這使得原本并不關心伊朗事態的美國由于擔心伊朗倒向蘇聯，最終被英國說服下場干預，1953年美英策動了“阿賈克斯行動”，支持伊朗國內反對派推翻了摩薩臺政府，摩薩臺被推上法庭判處叛國罪，本應被判處死刑，但是被巴列維國王特赦，最終于1967年死于自己的家中。

而政變發生后，伊朗石油重新由英美主導的國際財團控制，巴列維國王獲得了相比過去更巨大的實際權力，伊朗隨即進入到了經濟飛速發展的“白色革命”時代，之后就是我在《 伊朗，何以至此？ 》一文中為您講述的內容了。

今天補講這一段歷史，是因為昨晚我看了一個同樣是講述伊朗歷史的自媒體作品，大意是說，伊朗今天鬧到今天這個地步，就是因為資源的詛咒么！資源的詛咒招來了英美這些列強的覬覦，讓它的近代化之路沒辦法走通。你看摩薩臺這個人，又是民選首相、又是大學教授，多好一個人啊，他主張把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那也是為了本國家、本民族的利益么。如果成了伊朗就一定能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了！可惜啊，可惜，因為動了英美的奶酪，遭遇了這兩個國家的粗暴干涉，石油國有化之路中道崩殂。所以伊朗今天鬧成這個樣子，死這么多人，表面上看怪哈梅內伊，實則遠因還是要怪老美么！一切責任全在美方。

……怎么說呢？我是挺搞不懂這種似是而非的思路是怎么忽悠住這么多人的。

說摩薩臺如果能將石油公司收歸國有成功，伊朗就能現代化成功，顯然忘記了最近正在鬧的另一個國家，那就是委內瑞拉，如之前的多篇文章為您梳理的，委內瑞拉這個國家，自上世紀60年代末起，就逐步在越發激進的推動將石油收歸國有的運動——從最開始的基督教社會黨人強行贖買英美石油公司的在委股份，再到查韋斯上臺后干脆徹底將石油公司全盤收為國有。倒真的算是如愿以償了。

可是一個怪現象是，委內瑞拉作為一個平行世界中的伊朗，查韋斯作為一個成功了的摩薩臺，顯然并沒有幫助自身的國家實現現代化，反而把日子過到了今天這個鈔票成廢紙的，老百姓民不聊生的地步，倒算是和伊朗殊途同歸了。

實際上，梳理委內瑞拉的歷史，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石油公司國有化進程越高，經濟反而越差，其國家的政治生態也反而越不正常——委內瑞拉經濟增長最迅速的時代是上世紀60年代剛剛結束軍政府統治，建立民選體制的最前期，彼時委國政府對參與石油開采的國際資本的態度是最溫和的。而從基社黨上臺，強行進行石油股份贖買開始，委國經濟增速就開始放緩，同時開始出現腐敗、社會意見撕裂等極端狀況，到了查韋斯徹底石油國有化之后，在短暫的虛假繁榮之后，整個國家經濟更是逐步陷入了徹底的癱瘓。

相似的故事其實也出現在伊朗的同樣的產油國，如前所述，伊朗經濟增長最高速的時代，是伊朗石油政策最為寬松、也最開放的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時期，摩薩臺推動石油國有化之后伊朗經濟馬上陷入癱瘓——這姑且還能勉強賴一句英國的貿易封鎖。可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中下層石油國有化的夙愿已經實現了快半個世紀了，伊朗非但沒有實現國家開采石油，老百姓躺著花的夢想，反而鬧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又做何解呢？

為什么一個盛產石油的國家越想把這項資源據為己有，越容易陷入經濟困頓呢？這難道真的是“石油的詛咒”么？那石油詛咒的實質又是什么呢？

我想起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眾所周知，很多從事特殊行業的女孩，即便年輕時掙過很多錢，中年以后的日子過的也不會特別好。其實，你觀察一下這種失足女孩，會發現她們很多人并不愚蠢，甚至對自己的人生很有規劃——比如很多女孩想，我現在干那行多掙一點錢，等到錢攢夠了，就金盆洗手，投資做一點小買賣，比如開個花店。再找個老實人嫁了，這不挺好的么？

所以“每個xx女孩的未來里都有一個老實人和一家花店”，這算是一個挺有名的梗了。

但是這樣的故事，真的很少實現。

為什么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干那行和開花店之間的難度系數差距實在是太大了，兩者壓根就是不同的人生。你想想，你開花店、要起早貪黑、計算貨品單價、保證花期內大部分賣出，還要維護客戶關系……等等等等，作為一個正經買賣，它是需要相當的技巧和辛勞，才能掙到一點錢的。這和干那種行當（并無歧視的意思），直接往床上一躺就來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那么請問，一個已經已經習慣了后一種生活的人，真的能在自己體力和腦力都下降之后，再去“先易后難”的干這種苦活么？很難的。因為你之前掙錢太容易了，根本看不上這點辛苦錢。

同樣的道理“找個老實人嫁了”之所以也是那類女孩無法達成夢想，最主要的原因也是這種“模式毀滅”惹的禍——見識了太多有錢又玩的花的主顧之后，女孩很難真的看得上一個質樸的老實人了。

所以杜十娘哪怕真的攢夠了百寶箱，也只能交代在李甲、孫富這樣的當啷公子手中，劉遇春這樣的好男人，她是遇不到、也看不起的。因為她人生的這種可能性，已經被她之前的生活“模式毀滅”了。

同樣的道理，我們其實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大多數中了彩票的窮人，會在短時間內返貧，甚至比之前更加貧困，問題同樣出在“模式毀滅”上——突如其來的資產會讓人忘記應該怎樣生活，造成一種模式毀滅。

那么這種模式毀滅，展現在個體身上是如此 ，展現在國家層面，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源的詛咒。

前幾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德隆·阿西莫格魯等人，他們的著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說的其實也有點這個意思。作者們在該書中將國家的運營也分為了“那行”和“花店”兩種模式——榨取型制度和包容型制度。

榨取型制度的經濟資源是被公權力高度壟斷的，如西班牙殖民時代的拉丁美洲，由于資源稟賦實在是太好，挖點銀礦、種點甘蔗就能財源滾滾，所以公權力不會把精力花在怎樣培養民生，“放水養魚”上面，恰恰相反，為了防止民間力量壯大之后，下場要求來與自己分資源的一杯羹，公權力反而要想方設法的抑制其力量的發展，于是高勞動、知識附加值產業、科技進步和隨之而來的社會治理進步就無法這樣的制度內演進形成。

久而久之，社會就難免陷入，榨取性制度→短期增長但不可持續→精英壓制創新→社會矛盾激化→停滯或崩潰→形成新的更變本加厲的榨取——這個死循環。

與榨取型制度相反，包容型制度的創建基底往往資源稟賦是較差的，但正因為公權力無法直接通過榨取、剝奪資源來獲得巨額的收入。社會反而要通過“放水養魚”，激發民間活力，使民眾致富，然后征收稅款的方式來獲得收入，維持自身的運轉。這就導致了公權力需要不斷的進行自我演進，構建更包容的體制、釋放社會的活力存量，才能獲得更大的收益。

于是社會就進入了包容性制度→創新激勵→經濟增長→民眾政治參與加強→制度更包容（如英國工業革命）這個正向循環。

我覺得《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中提出的這兩個模型，恐怕是目前能將“資源的詛咒”到底是什么說的最清楚的理論。

石油本身當然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但正如指環王中的魔戒一樣，對于一個不成熟的民族來說，它的巨大誘惑很可能誘使大多數民眾忘記一些基本的社會常識準則，比如“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能共有”，像摩薩臺、查韋斯的這樣的政客，他們給民眾的許諾是——既然這個買賣如此賺錢，那么我們打著國家的名義把它從私人那里取過來，大家分了豈不美哉？

可是民眾一旦接受了這種敘事，其國家也就向榨取型社會邁出了最關鍵的一部。民眾在這個模式中不再是納稅供養公權力的存在，而成了等待手握巨大資源的政府分福利的被統治者。公權力在這個體系中掌握了不需要納稅人支持的財權，如果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構建又剛好在起步階段，缺乏足夠的體系約束，那系統性的腐敗與隨之而來的壓制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遍覽全球，那些資源稟賦很好、“老天爺賞飯吃”卻能把自己日子過的很好的國家不是沒有，比如英聯邦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北歐的挪威、瑞典、丹麥，但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都是在資源發現之前，就已經建立了較為牢固的“包容性社會”的基礎。說白了就是已經有了較強的“免疫力”，再被“資源大禮包”砸中，就沒有那么大的問題了。

所以“資源的詛咒”說到底，并不是真的資源在詛咒，而是制度在詛咒，更確切地講，是在無健全制度的保護下，每個人心中的嫉妒、貪婪和天真被裹挾進民粹狂潮之后的詛咒。

嫉妒那些成功的創業者，貪婪于不勞而獲的福利許諾，天真的相信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不會走向絕對的腐敗和榨取。

這些人性中固有的弱點，一旦裹挾上貌似民主實則民粹的社會風潮，就會真正把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所以文章的結尾，我特別想說，對于伊朗人來說，哪怕苦難終有一天能過去，摩薩臺的故事或許確實值得銘記。

但這個故事并非全球普遍的左翼敘事中一個國家走向現代的一次夭折的機會，恰恰相反，它是這個國家跌入災難漩渦的一個預兆與先聲。它值得每個國家重新出發時，深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