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巴黎公社爆發，現場唯一的中國目擊者，竟然是大清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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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整整在海上航行了三個月，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1871年1月25日），崇厚諸人抵達法國南部港口城市馬賽，恰逢普法戰爭進入尾聲。中國使團在馬賽登岸后，曾目睹令人驚詫的情況：“忽聞樓外樂聲一陣，出而視之，共兵百余名，亂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驅者，有緩行者，行人皆擊掌而賀。”

自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拿破侖三世淪為俘虜后，法蘭西第二帝國就已崩潰，隨即建立了共和制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然而普魯士軍隊并未停止進攻的腳步，繼續向法國腹地挺進。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870年9月19日），巴黎城已被圍得水泄不通。

在巴黎被普軍包圍五個月后，即同治九年十二月初八（1871年1月28日），由于法國臨時政府的消極抵抗，巴黎的包圍戰爭失敗，法國當局同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戰協定：法國解除正規軍武裝，半個月內交付二億法郎賠款，并限期召開國民議會，批準“合約草案”。同治十年正月初八（1871年2月26日），由國民議會新成立的梯也爾政府與德意志簽訂《法德預備和約》，除了割讓部分領土，還需要在三年內向德意志交付賠款50億法郎。在此民族危急關頭，巴黎無產階級奮勇而起，選出了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保衛巴黎。這就是被馬克思譽為“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的巴黎公社革命運動。

崇厚使團的張德彝有幸成為唯一親身見證這一偉大時刻的中國人。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1871年3月17日），張德彝奉命到達巴黎，為中國使團尋找住處。據張德彝記錄，正月二十八日（1871年3月18日），法國臨時政府“會堂公議，出示逐散巴里（巴黎）各鄉民勇；又各營派兵四萬，攜帶火器，前往北衛、比述夢、葦萊暨綱馬山下四路，擬取回大炮四百余門，因此四處皆鄉勇看守。官兵到時，鄉勇阻其前進。將軍出令施放火器，眾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將軍無法，暫令收兵，叛勇猶追逐不已，槍斃官兵數十人。武官被擒二員……叛勇下山，欲來巴里”。次日，張德彝在日記中寫道，聽聞叛軍已于昨夜殺入巴黎城，“至王宮左萬洞坊之銅柱下，約千萬人，嘩然鼓噪，聲言將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將軍、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黨。各官畏懼，皆避往衛灑等處，巴里遂無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舉火槍，以示無與戰意。人心惶恐，畏其搶奪殺害，富者已經他徙，貧者無以自衛”。張德彝擔心巴黎大亂，無可避居，遂打算給崇厚寄信告知情況，無奈郵局和電報局都已關門，他費盡周折才逃出巴黎。正月三十日（3月20日），張德彝抵達使團所在的波爾多。既然巴黎戰火彌漫，崇厚等人遞交國書無門，只得暫時避亂于波爾多。

雖然置身于局外，但中國使團密切關注巴黎局勢。正所謂旁觀者清，他們站在中立者的角度觀察這場革命，可信度反而高于很多歐洲人所寫的作品。比如對于著名的“旺多姆廣場事件”，張德彝的敘述很是客觀：“聞是日有巴里良民數千，于午正至萬洞坊民勇將軍衙門，與其頭目商議平定之事。‘紅頭’（起義軍）不允，即時槍斃人民數十。眾皆驚散。此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街口皆塞大炮，門戶難開，人多逃逸。”

對于臨時政府，張德彝亦不偏袒，一次有名叫傅達義的法國軍官拜訪，“系奉命來此與兵購買鞋襪者。彼尚游玩看劇，不以官事為重……可謂燕雀不知大廈之傾也”，批判的態度躍然紙上。而對于巴黎公社的革命戰士，張德彝也并非如同之前對待太平天國起義那般徹底否定，尚能保持一種難得的冷靜態度。一方面他們慨嘆公社戰士英勇，“蓋自‘紅頭’反后，貧民不得脫逃，遂有投入逆黨者。有被脅逼入者，男皆當兵，女則有造火藥者，有縫布袋裝沙石以筑土城與炮臺者，有能文工書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驍勇倍于男者，奇甚”。一方面目睹一撥撥被捕就義的戰士，他們又替身不由己的窮苦民眾惋惜，“見有兵萬余人，隨行鼓樂而歸，雖列隊而步伐不齊，更有持面包飲紅酒者。其被獲叛勇二萬余人，女皆載以大車，男皆攜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頭垢面，情殊可憐。其始無非迫脅之窮民，未必皆強暴性成而甘于作亂；今俱伏罪受刑，睹之不禁惻然”。畢竟公社之亂“由于德法已和。蓋和局既成，勇必遣散；撤則窮無所歸，衣食何賴？因之鋌而走險，弄兵潢池”。并且叛勇之中，女子也多巾幗不讓須眉，“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于眉宇”。怎能不讓人心生贊嘆。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資本的年代》中如此評論巴黎公社：“偉大的革命與其說是更大變革的頭期款，不如說是過去時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個五彩繽紛的輝煌記憶，而最壞也不過是證明前進的道路上并無捷徑可言。”

雖說使團諸人不知公社為何而戰，因何而亡，但他們發自同情心的記述，確為后人了解這段“輝煌記憶”或“失敗試驗”留下了珍貴信史。

不過，也正因兩軍交戰，中國使團只得滯留原處默默觀望，徒耗數月光陰。

于一波三折中完成使命

同治十年二月初十（1871年3月30日）崇厚使團來到了法國臨時政府所在地凡爾賽，它位于巴黎西南十五公里之處，當時各國駐法公使皆移至此。四月初三（5月21日），法國政府軍在德軍的幫助下攻入巴黎，四月初十（5月28日），巴黎被政府軍全部占領，巴黎公社失敗。自從到凡爾賽之后，崇厚使團便嘗試與法國政府辦理交涉事宜。然而法國總統梯也爾總以內亂未靖，遲遲不出面接見，只委派大臣熱福理與之談判。經過數次協商，熱福理堅持天津教案尚未辦完，如果中方不給出妥善解決之法，國書則不能遞交。崇厚揣摩法方仍對教案處理結果“不甚愜懷，而又無可執定要挾之處，始則貌若?謙，而意存延宕；繼因面未詰詢，而故作刁難”。人在海外，無能為力，崇厚深感“為窘逼耶”，只得如實電報總理衙門。

于是唇舌之爭由巴黎移至北京。恭親王一面命令崇厚“鎮靜以待，勿為所搖”，一面約羅淑亞的翻譯官李梅來總署晤談。對于李梅的答復，奕“當即峻詞以拒，并詰其不收國書之故”。

面對質詢，李梅開始“打太極”，顧左右而言他，一會兒聲稱崇厚未曾提及此事，一會兒又說“熱福理以國書可收，但要求先議別事”。所謂“別事”，無非欲圖再加條款，從中要挾。洞悉法方之詭計，恭親王亦亮出底牌，正告李梅：“出使一事，早經彼此商定，乃法國竟未接收國書，豈兩國和好之道？”況且中國這次派使節赴法，“重在交遞國書，不在見與不見”，如果堅持不收，“惟有令崇厚照會法國執政，索一不收國書照復，回京復命”。

這不啻將了李梅一軍，其理屈詞窮，只得轉告羅淑亞。

與此同時，崇厚又匯報法國兵船正在港口集結，大有東來之勢，李鴻章等“亦言法國雖經大挫，而前在中國兵船，從未撤回。且因美國與朝鮮接仗，有另派兵船前來相助之事”。先是拒收國書，又有外侵之虞，棘手之事紛至沓來，恭親王心若炭烤，焦躁不已。

遠在大洋彼岸的崇厚同樣焦躁。雖總理衙門加以催促，法方仍未予回應。無止境等待即甘于示弱，作為太子少保、頭品頂戴欽差大臣，崇厚又何曾受過這等冷遇？思前想后，他認為“若不剛柔相濟，亦恐難以維持”，干脆“任性”一把，帶領下屬前往英國、美國游歷。七月初六（8月21日），崇厚使團到達英國。七月十四日（8月29日），使團離英赴美。經過十多天的航行，在七月二十七日（9月11日）這天到達美國紐約。

崇厚看似無厘頭的決定卻起到奇效。本想坐等崇厚服軟的法國政府眼瞅著中國使團遠赴美國，不禁大呼失策。畢竟怠慢他國使團，一旦公布于世，很是有損法國之國際形象。于是，等使團來到美國不久，即八月初六（9月20日）這天，“法國柏公使來拜，再三強請星使（崇厚）仍回巴里”。眼見目的達到，崇厚見好就收，掉頭回法。八月十九日（10月3日），使團自美國回到法國，并于兩天后再次來到巴黎，繼續交涉事宜。十月十一日（11月23日），在凡爾賽，使團和法國梯也爾政府順利遞交國書。

自離開北京始，到最終遞交國書，本來水到渠成之事竟因各種陰差陽錯、無理阻撓而整整花費了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由此可知彼時中國在世界列強中的分量幾何。

人走進世界心卻留在國內

綜觀晚清史，一個重要命題便是中國如何走向世界，怎樣讓世界接納中國。作為清廷首位出使國外的一品大員，崇厚在海外游歷長達十數月，這是了解西方并深思如何進入世界之道的良機。然而他及其下屬所考慮的，卻是如何拒斥西方，華夷之別的觀念在其心中筑起了一道堅固無比的高墻。

不妨以隨員張德彝為例。張德彝之前三度赴法，并曾出使英、比、俄、美等十國，對歐美文化頗為了解。然他并未被先進的西方文明折服，仍執著于儒學。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已經頻頻派人赴歐美學習先進技藝甚或制度，張德彝在日記里面也時常提到日本人。在使團歸國途中，同船有四個日本人，他們“游歷泰西，攜帶大木箱十余只，長皆八九尺，內盛各種機器、火輪”。不過面對蒸蒸日上的東鄰，張德彝非但沒有擔憂，反而處處取笑對方，甚至強詞奪理、逞口舌之快。比如，在從中國去往法國的輪船上，一天傍晚張德彝與同船的幾個日本人挑燈夜話。日本人更多關心中國的軍事狀況，詢問中國的軍艦數量，張德彝告以“東南海面，炮船無算”。當論及中日所奉宗教時，張德彝曰：“儒教如日月經天，萬古不磨；間有奉他教者，不過億萬中之一二而已。”日本人云：“我國有國教，而以儒教為翼。昔日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廢之”，其教旨貴在“忠于君，孝于親，自是天下之公法”。其教義之淵源乃“皇祖皇孫，授受心傳，施之于政，載之于書”。張德彝認為日本所謂國教不過因襲中國儒教，于是曰：“夫既知忠于君，孝于親，即系儒教。貴國由君至民所讀者，我國之四書五經也。公言國民皆知，理或然矣。不知貴國先王施之于政，載之于書，其書若何，可與庶民讀否？”此話剛落，眾日本人無心爭辯，起身告退。

還有一回，一個洋人在張氏面前夸贊日本：“今日本國學習各國文武兵法，效驗極速。貴國亦宜有備，方可無虞。即以諸公所著鞋底論之，足見其蠢笨不靈矣。”張德彝自然嘴上不能服輸，爭辯道：“即以鞋底觀人，其真假虛實，亦可略見一斑。貴國鞋底，必先薄而后厚，雖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后實而中空，雖實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國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終如一，不致易轍改弦也。”

洋人指出清朝官員所穿厚底靴子，不如西式皮鞋輕便，不無道理，恐怕不是有意挑刺。況且他此話當有深意，暗示中國當像日本一樣，改弦易張，全面師法西方。而張德彝卻硬要在鞋底厚薄問題上與洋人較真，完全未領會對方借喻內涵，的確是雞同鴨講，再次不歡而散。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72年1月26日），崇厚諸人抵達上海，迎接他們的依舊是無比風光的巨大排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2年2月4日），使團乘中國船由運河北行，經過揚州，“有洋槍隊百名跪接，整齊威武，與京中神機營略同……曹營列洋槍隊百名，放三連環，起止甚齊。復行七八里至灣頭地方，右列王營洋槍隊一千，槍聲整齊，衣冠一律，旗動角鳴，齊行跪送”。之后進京，崇厚的“成功”出使，更是博得兩宮厚愛，諭令其“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由此躋身權要部門。從處置津門教案不當之罪人，到成為不辱使命的功臣，崇厚之境遇堪創晚清官場之奇跡。殊不知，他無非給清廷編織了一幅和睦幻象而已。若不積極籌劃應對西人之策，待法國恢復元氣，等待清朝的，將是一場更大的噩夢。這恰恰應了汪榮祖先生的一句話：“世界既走向中國，中國勢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歷程卻是十分崎嶇和艱難。”

此時的崇厚真的是官階甚“崇”，靠山愈“厚”，不過借此津門大案，坐收漁翁之利的非僅崇厚一人。就在其赴法之際，一名淮軍將領躋身直隸總督，一個屬于他的時代即將開啟，他就是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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