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以“預制菜”為導火索的商戰,最終以西貝大規模關店、雙方賬號被禁言而草草落幕。
剝離所有情緒化的喧囂,回歸商業本質與事實邏輯,一個清晰的結論浮現出來:羅永浩站在了真理與消費者的一邊,而賈國龍,則困在了自我構建的傲慢與認知偏差之中。
羅永浩的“對”,不在于他是否使用了犀利的言辭,而在于他敢于捅破那層隔絕企業與消費者的窗戶紙——知情權。
他反復強調的核心并非“禁止預制菜”,而是“反對不透明”。
當消費者支付著近百元的溢價,期待的是“匠心現做”的體驗時,企業卻用中央廚房的料理包進行替代,且不予以明示,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信息欺詐。
羅永浩的發聲,無論動機如何,客觀上推動了行業對“明示制度”的討論,甚至加速了國家標準的制定。
他在被禁言前的最后回應依然冷靜而理性:沒有企業是被“黑”倒閉的,這是一句殘酷卻正確的商業箴言。
反觀賈國龍,他的問題在于面對質疑時,展現出了一種傳統企業家典型的“精英式傲慢”與應對失措。
當輿論風暴來襲,他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反思產品與定價策略是否匹配市場需求,而是選擇了最激烈的“硬剛”模式。
他試圖用“開放后廚”這種過時的公關手段來證明清白,卻忽略了消費者對“冷凍兩年西蘭花”的感官排斥;他反復強調“中央廚房不是預制菜”的專業定義,卻無視了大眾對“現炒”最樸素的情感需求。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賈國龍似乎從未真正理解,為什么消費者會感到被欺騙。
西貝的高成本結構(高租金、高人力)導致了高定價,但這不應由消費者單獨買單。
當效率與體驗無法兼得時,企業應調整的是自身模式,而非責怪市場“不懂事”。
將關店虧損歸咎于羅永浩的“抹黑”,是一種典型的甩鍋思維,這不僅暴露了其對市場規律的誤讀,更暴露了在危機面前缺乏自我反省的擔當。
最終,平臺的禁言是對雙方情緒化對抗的懲罰,但市場的選擇卻給出了最終判決。
西貝的關店是市場對“高溢價、低體驗”模式的否定。
羅永浩或許在言語上不夠完美,但他捍衛了消費者知情權這一正確立場;而賈國龍則為他的傲慢、甩鍋以及對市場情緒的遲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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