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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針對萬惡的美帝恐嚇要揍伊朗一事，知名媒體專家胡錫進發表洋洋灑灑數千字的文章，其中如此稱：
“……在老胡看來，外部力量通過空中打擊推翻伊朗政權的難度非常高，而且事情的矛盾在于，特朗普如果僅僅要立威，教訓伊朗政權一番，根本不會有什么實質政治意義，而且反過來促使伊朗團結的可能性倒是挺大的……”
“……一個更高的幾率是：這次軍事行動將留下一個政治及軍事上新的‘爛尾工程’”。
老胡退休后，作為時政類自媒體大咖，其發聲也更為放飛自我。
但這次，真的如老胡所言，事實會是如此嗎？美國教訓伊朗，真的不會有實質政治意義？
或許，老胡的記憶力太差了些吧？比如，不久前，美國軍事打擊伊朗的核設施，令伊朗渴望攜核自保的最大后路，已轟然消失。
且伊朗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及重要科學家，也遭到定點清除——而恰恰正是這些外部的嚴重打擊，令伊朗國內經濟窘境更為雪上加霜，才有了今天，其內部可謂最大的混亂不堪與重大危機的出現。
此時，面對美帝又一次想教訓伊朗的局面，胡錫進仍給出“不會有實質政治意義；軍事打擊還會留下爛尾工程”的預測與定論——這豈不又有點像老胡當年在環球時報任上，該報發表的洪鐘大論：《薩達姆為什么不慌”》，一樣的好玩又好笑呢？
事實上，伊朗罕見的處于內外交困之際，美帝及其跟班小弟以色列在此時，如果再來踩上一腳，那不啻是極為致命的一擊吧？
可是，到了胡錫進這里，卻成了“無意義和爛尾工程”了——你這是為波斯朋友打氣呢？還是會像對待薩達姆那樣，是在坑你的國際老朋友呢？
其實，不難看出，像老胡及其“磚家”朋友們的此類發聲，大多隱含著情感偏向和立場先行出發的意味，所以，就會無論面對何種情況，只要是事關我們的對手——“美帝”，那就要自然和天然地站在“敵人的敵人之朋友”一邊立論！
所以，面對美帝的大軍壓境，老胡仍是替波斯朋友“我自巋然不動”地打氣、預測和下結論了。
在我們這兒，類似于老胡這樣的“專家、學者”并非罕見。
比如，曾在官方最高電視臺上，那位常年做嘉賓的“美女軍事專家”，在打擊伊朗核設施前，就信誓旦旦的斷言：
“你看，伊朗現在講……只要美國發出第一枚導彈，你只要把這個火點起來，對以色列半小時我就能滅掉！”云云。
她還曾在美帝擄走委國總統前，在電視臺上宣稱：“有S-300的委內瑞拉，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
這跟老胡的老東家報紙上，當年的“薩達姆不慌”之高論，確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可很快，臉裝在褲襠里的美帝，卻一點也不聽我們這位美女軍事專家的正言奉告與嬌聲怒斥，竟然如入無人之地一般，將“中國的老朋友”馬杜羅總統給強擄而去。
類似的“立場堅定”之先驗性專家預測還有很多：
比如，在“俄烏戰爭”發生前，國內的一眾軍事、國際問題專家們，都紛紛給出了自以為是的預測與定論：
比如，曾盛贊“俄羅斯人最感欣慰的，就是俄國開疆拓土”的“宋忠鵝”同學，當時就宣稱：“美國人在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話，這就是本世紀最大的謠言！……”。
還有軍事專家某文龍稱：“……這家伙，大嘴巴子打得拜登的老臉，估計挺疼啊！至少在正月里都不會消停”。
而知名國際問題專家“嘿嘿嘿”則稱：“我看那個拜登總統……就是撒謊的人啊！……那種低智商的撒謊，就是完全無中生有……”
還有那位身份證上棄掉祖姓，改作被閹的知名史學家之姓氏者稱：“……被打臉啊，那不是一般的打呀，那打得啪啪的呀——一點動靜都沒有啊，本來就沒這事嘛”。
而“墻頭不出紅杏卻出飛盤”的行家里手——胡錫進當時也說：“拜登總統公開宣揚的，俄羅斯將在16日對烏克蘭發動的進攻，在哪兒呢？……一國總統啊，而且是美國總統，就敢這樣滿嘴跑火車……”
“看來，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撒個謊，根本就不是個事，政治家可以張口就來，他們控制的輿論呢，積極幫著洗地……美國高官們一點尷尬也沒有，華盛頓那幫人，就是一群滾刀肉，真理的刀子一遇到他們，只能打滑啊！”
——不知自認掌握了“真理刀子”的老胡，此后面對“滿嘴跑火車”之語，會否羞澀難當、小臉緋紅呢？
當然，預測，本就有準或不準的不同結果——我們并非要求這些專家、學者或大咖們，一定預測準確無誤，但是，有些專家竟能做到預測總是不準，那顯然是更大的人間奇跡了吧？
這其實，跟另外一些專家對于國內民生的提案、建議，總是與民生現狀形同陌路、相差甚遠，在道理上大多也是豪爽不差——因為，這些磚家的眼睛并沒有謙恭地向下，向著人民與民生說話！
《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談論當年蘇聯社會時說，“他們的話，你得反著聽……因為，他們的觀念體系和評價標準都是反人類的！”。
著名的黑人“公知”——托馬斯-索維爾也曾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這類知識分子有著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可以隨心所欲的極度愚蠢，卻不用為其后果負責”。
像當年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訪問蘇聯，并免費在莫斯科的大都會酒店里，度過了自己豪華的75歲生日，回到英國后，其真誠地盛贊“蘇聯那里沒有饑荒，那里沒有失業，‘大林子’也是最開明的領導人”云云。
還有知名的法國哲學家薩特，亦曾面對古拉格的血淚和烏克蘭的饑荒時，依然不吝贊美之詞，并毫無悔改地說：“我不會放棄希望，也不會放棄我的選擇”。直到去世前，薩特才懺悔：自己不配進太廟、入先賢之祠。
那么，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何在呢？——托馬斯-索維爾給出了五大維度：一是對經濟的理解；二是對用詞的偏好；三是對法治的認知；四是對戰爭的態度；五是對社會理想的建構。
一言以蔽之，評判何為“公知之良知”，就是看其立場，是否真正站在“人性與人民”的一端！
我們的古代史上，或許唯有那句“君輕民貴”之言，算得上真正響亮的“知識精英良知”之所在！
為何我們當年那批革命志士，真正能夠聚攏和團結民心，最終獲得新中國的破土而出，也就是完全得益于對“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之宗旨、理念和理想的追求！
形象點說，就是所謂“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可以作為判斷知識精英是否具備良知的最重要標準！
但有一些專家，卻總愛拿空泛的詞匯和宏大的敘事，作為花色鋪墊與好看的蓋頭，但豈不知，終究只有將民意、民愿等施之于民生領域的億萬蒼生身上，才能讓“民為貴”的理想真正落地！
如果一個專家從不敢直面民生問題，不敢發出哪怕一丁點批評之聲——卻將“批評，也是一個人的另類贊美詩”，當作了擦腳布扔進了垃圾桶，而只有宏大到空洞的贊美之詞，那么，無論多么言之鑿鑿、宏大偉岸，但其不敢為蒼生立言、無法與民共情的態度下，良知又何以安居呢？
則這樣的人，其實只不過是披著“知識分子”之皮，實則是一個個行尸走肉的工具人而已！
于是乎，這些“磚家”們預測世界大事時，常常會驢頭不對馬嘴，預測與結果總是南轅北轍的現象，就會不足為奇了。
如此立場先行、觀念出發之下的認知、思想，與現實常會相左相悖，則不被自我打臉都難了。
其實，此類“磚家”風行于世的“偽公知”群體，才會筑就知識界中真正的“爛尾工程”！
當然，這些“磚家”大多會是“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畢竟，他們在安全無虞的賽道上，既能輕易出人頭地的快速成名，還能賺得利益盆滿缽滿，則“良知”二字，于其還能價值幾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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