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了兩位可靠的干部，執(zhí)行一項特殊任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北京城還在薄霧里打著瞌睡，長安街的路燈卻通宵未熄。就在前一夜，最高層剛剛完成了一樁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驚險行動，知情者寥寥。

外界聽不見風聲，是因為兩座關鍵陣地被提前牢牢掌控——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人民日報社。若這兩張“喉舌”失守，信息一旦被歪曲，苦心布局很可能前功盡棄。

籌劃此舉的，是彼時年逾七旬的葉劍英。老帥眼光凌厲，深知輿論陣地一刻不可失手，卻也知道挑人更難。于是，他在9月下旬便把名單寫在一張小紙片上，鄭重呈給華國鋒：耿飚、遲浩田。兩人得用，不容更改。

為什么是他們？先說耿飚。外號“耿大膽”，從紅一方面軍走到抗美援朝，既打得了仗，又談得了外交。六十年代末，他在阿爾巴尼亞當大使，回國后又到中聯(lián)部管“外事”，消息靈、手腳快。葉帥與他同甘共苦已三十年，知根知底。

更重要的是，耿飚有一副特有的老練“外交腔”。那時廣播站里魚龍混雜，既有老兵，也有剛從社會招來的技術員。要讓大家在極短時間里心悅誠服地聽命行事，既要擺得平人，也要守得住機密，外交官的老辣與將軍的硬氣缺一不可。

遲浩田的履歷同樣不尋常。別看他是北京軍區(qū)的副政委，誰能想到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就曾被借調(diào)到解放軍報社當副總編輯。軍中威望加上對辦報流程門兒清，這個組合讓葉帥底氣十足。

十月六日晚上八點零五分，耿飚家里那部紅機電話閃出綠燈。接通后傳來一句低沉的話音：“是我，國鋒。馬上到懷仁堂。”簡單七個字，沒有寒暄。耿飚只回了一個“好”字，抓起軍大衣就往外沖。

九點半，他抵達懷仁堂西側(cè)偏廳，看見葉劍英與華國鋒并肩而立。葉帥抬眼，聲音極輕：“中央廣播事業(yè)局交給你，今晚務必穩(wěn)。”耿飚點頭，順手摸摸腰間，空空如也。華國鋒遞上一行字，一張手令，白紙藍字，落款“華國鋒”。

十點一刻，耿飚帶著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和十名警衛(wèi)乘吉普直奔復興門外廣播大樓。樓里燈火通明，守夜編輯不敢多問。耿飚亮出手令，叫局長鄧崗把領導班子通通請來。門口兩名戰(zhàn)士上崗，走廊里再無嘈雜。此后十日，耿飚鞋不脫、襪不換，累極便靠墻瞇一會兒。電臺正常播音，外界只道一切如常。

另一頭，遲浩田在唐山救災指揮部里剛從余震廢墟下抬出傷員，電話急促響起。“老遲，馬上回京。”葉帥語氣硬，說完即掛。當天深夜，軍用直升機把遲浩田送到南苑機場。二十分鐘后，他進了人民日報社后門。

遲浩田的辦法更干脆。先找來保衛(wèi)干事交代警戒，再把報社原領導集中到會議室。屋里靜得能聽見鐘擺晃動，他敲兩下桌子：“從此刻起，這里由工作組負責。散布謠言者，軍法從事。”短短一句，先立規(guī)矩，再談工作。老編輯們私下嘀咕：“這位副政委脾氣不小。”可是報紙第二天依舊準點發(fā)行，沒有半點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與葉帥的淵源深厚。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們就同在北平的“軍調(diào)部”拆過國民黨埋下的竊聽器。那次，耿飚掀開地毯，剝出麥克風，弄得對方下不來臺。從那以后，葉帥認定這人靠得住，危急時刻能頂?shù)蒙稀?/p>

而遲浩田的“文官”經(jīng)歷，則讓葉帥常笑他是“寫文章最好的將軍”。解放軍報社兩年磨煉，他練出一雙能嗅出稿件問題的鼻子。華國鋒問葉帥：“人民日報這么大攤子，他行嗎？”老帥擺擺手：“不行也得行，遲浩田不會讓我丟人。”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街頭陸續(xù)貼出公告，新華社發(fā)布通稿，中央決定成立新的新聞宣傳領導小組；八百里外的基層連隊也在收聽電臺。那條熟悉的女播音員聲音平穩(wěn)無波，卻意味著風向已經(jīng)徹底轉(zhuǎn)換。

一個月后，耿飚向中央遞交書面報告，字句簡潔：廣播、電視已完全受控，思想穩(wěn)定，無泄密。隨后他調(diào)任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常務副部長，繼續(xù)在國際舞臺周旋。再過一年，遲浩田奉調(diào)總參，換回了戎裝。兩人都沒再提那十余天的細節(jié)，連回憶錄里也只寥寥數(shù)語。

歷史留下的，是一行行電波與鉛字背后那晚的暗流涌動。任務完成得干凈利落，卻沒有勝利的喧鬧，只有夜色中幾聲短促的軍號——那是兩位老兵確認彼此平安的暗號，也是葉劍英挑人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