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朋友關于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誤區(qū)糾錯

筆者前些時日，總結了諸葛亮躬耕地望的問題中，南陽網友們認知的許多誤區(qū)。

在這里，筆者本著嚴謹求實的態(tài)度，將南陽朋友的錯誤認知，逐條予以糾正：

一，襄陽隆中說者們的觀點是：東漢末年，諸葛亮躬耕于襄陽。

正解：

襄陽隆中說者認為，東漢末年 諸葛亮隱居躬耕于南陽郡鄧縣隆中，并不是在襄陽。因此，不能說諸葛亮躬耕于襄陽。

隆中在晉代時劃歸襄陽郡，北周時劃入了襄陽縣。

南陽朋友曲解了襄陽隆中說者們的觀點。

二，諸葛亮“躬耕于南陽” ，這個“南陽”就是今天的“南陽市城區(qū)”。

正解：

今天的南陽市城區(qū)，在漢末叫做宛，并不叫南陽。從東漢到隋朝 ，南陽地區(qū)叫南陽的官方行政區(qū)地名，就只有南陽郡。

古今人們，都習慣于省略去行政區(qū)地名后面的單位。如河南省人，一般直接說成河南人。

即，漢末諸葛亮躬耕于南陽，這個南陽正確的理解是在南陽郡，也可以理解為漢末南陽區(qū)域（南陽盆地）。

三，正史才是真史，野史都是假史。《漢晉春秋》是野史，所以《漢晉春秋》是假史。

正解：

正史、野史，是統(tǒng)治者對史料的稱謂。官方自己組織一幫史官編著的史料，稱作“正史”；未經官方許可，文人學者自己擅自編著的史料，則被貶稱作“稗官野史”。

所以，即便是史官編著的史料 ，不符合統(tǒng)治者的口味，也會被否定。如漢武帝就不認可司馬遷寫的《史記》。

正史野史內容的真?zhèn)危Q于作者的品行和史德。正史中，為迎合統(tǒng)治者口味存在欲蓋彌彰的現象。而有些野史，如《漢晉春秋》擁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已經被后人譽為歷史學界難得的珍奇瑰寶。

四，“秦兼天下，以漢水之北為南陽郡，漢水之南為南郡”。隆中在漢水之南，因此不屬于南陽郡。

正解：

漢水為界只是個籠統(tǒng)的大概說法，并不意味著整條漢水就是南陽郡與南郡的行政區(qū)劃界線。只有襄陽城與樊城之間的那段漢水，才堪稱真正意義上的漢水為界。

歷史上，秦國在吞食楚地的進程中，先建立了南郡，確定了南郡的北界——在隆中山區(qū)這條山區(qū)帶，又從萬山又到漁梁洲這段漢水。

隆中雖然位于漢水南岸，然而人們主要活動區(qū)域位于山北谷地，因此這里并不屬于南郡的管轄范圍。其仍然在南陽盆地之內，歸南陽鄧縣管轄，所以這里被諸葛亮稱作南陽，是很正常的現象。

五，習鑿齒作風腐敗，造假史料記載遺誤后人。號曰的東西都是假的，所以習鑿齒記載的“隆中”無效。

正解：

《晉書·習鑿齒傳》花了大量的筆墨，來描述習鑿齒的生平重要事件。從中可以看出來，習鑿齒是個三觀很正，充滿正能量的文學家和史學家。

《晉書》對他的評價很高，肯定了他為人處事的正直和剛烈。自古作風正直的文人，視名節(jié)大過如性命，很難想象他會有作假動機。而且他在私人書信中也提到了西望隆中，如此造假是顯然毫無來由毫無必要的。

如果僅僅因為他崇拜諸葛亮，就認為其會造假，這是說不通的。而又以他是襄陽人，所以必然會造假，這更是無稽之談。這可以說是很明顯的陰暗心理在作祟。

若南陽朋友認為記載中出現了“號曰”，就是在造假，建議其買本詞典，好好學習學習這個詞語。

六，譚其驤先生繪制的三國時期的阿頭山不見了，變成了隆中，是譚老先生把阿頭山改名為隆中山了。

正解：

譚老先生有阿頭山的地圖，是東漢歷史地圖；有隆中的地圖，是三國早期的歷史地圖，并不是同一個時期。

歷史地圖一幅地圖，只能顯示一段時期內的歷史。如果發(fā)生了行政區(qū)劃變動，就要更新地圖內容。

東漢初期，岑彭潛出漢水奇襲張揚的著名戰(zhàn)役，發(fā)生在襄陽城西九里的阿頭山。因此，阿頭山這座小山的名字從此載入了史冊。

三國早期，諸葛亮被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隆中，于是隆中這個地名，因為這件事而逐漸為天下所知。

人們在閱讀東漢史料時，就可以從東漢歷史地圖上查詢到岑彭擊張揚的事件發(fā)生地“阿頭山”；當人們在讀《三國志》時，查詢三國早期的歷史地圖，就知道了隆中所在的位置。

三國時期，阿頭山并沒有消失。地圖上沒有標示，并不等于消失了，也不表示名字改變了。阿頭山仍然存在，只是因為阿頭山與隆中相距不是太遠，在地圖上同時標示出來，空間顯得狹小不足。在三國時期，阿頭山也沒有發(fā)生過重要事件，所以就予以省略了。

關鍵是，阿頭山與隆中并不是同一個地方。南陽朋友們搞了個烏龍，相信細心點的網友自然可以看出來。但若是有人故意裝糊涂，那就另當別論了。

七，諸葛亮應該使用擬《出師表》時候的行政區(qū)劃地名，描述二十一年前的隱居躬耕處位置。

正解：

描述舊年往事的發(fā)生地，存在有兩種描述方式。可以使用當年的地名或區(qū)劃，也可以使用當前的地名或區(qū)劃。

不過，使用當前描述時的地名和區(qū)域，不夠科學嚴謹。

因為如果地名和區(qū)劃一直未曾改變過，這樣描述就毫無問題；而一旦有過變量，那么當前的地名就容易引發(fā)爭議。

也就是說，使用當年的地名和區(qū)劃，是最準確無疑的描述方式。這樣，無論地名和區(qū)劃怎么變動，都不會出現爭議，體現了作者嚴謹的態(tài)度。諸葛亮處事謹慎，必然用語考究，不會讓人疑竇叢生。

諸葛亮隱居躬耕的時期，并不是在寫《出師表》的公元227年，而是在公元197年到207年。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股勢力你爭我奪，地盤極不穩(wěn)定，行政區(qū)劃和地名朝令夕改都很正常。為了保證準確性，自然應該寫當年的地名和區(qū)劃 ，以不變應萬變

——吾早年之故居所在地被爾等篡漢之逆賊所侵占 ，任你如何改變地名和區(qū)劃，本人只認大漢之故名南陽，汝能奈我若何？

更何況，公元227年的南鄧縣隆中，并沒有劃入襄陽郡，更非襄陽縣城。這是在襄陽地方志明確記載的。

八，西晉劉弘使李興撰《祭諸葛武候文》中有“于沔之陽”四字。因此，隆中應該是在“沔之陽”。

正解：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xiāng)。”

這是王隱《晉書·蜀記》記載的劉弘訪隆中，李興撰寫的《祭諸葛武候文》里面的前文。

從祭文的格式來講，這段話就是祭文的序——“引子”。

這是正文的鋪墊之詞，從“天子之命”，一步一步過渡到對諸葛亮的贊頌之語上來。通過序言的承上啟下作用，祭文的表達主題才不會顯得突兀和生硬。

這段話的釋義是：

太安二年六月，天子（晉惠帝）一紙詔書，令我自幽州急赴荊州，平復正發(fā)生在沔水之北這一帶的張昌之亂。

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卓絕的北戰(zhàn)南征，囂張一時的張昌終被擒獲，于是叛亂平息。

此間震耳欲聾的隆隆戰(zhàn)鼓聲，常常激起我萬丈豪情，也讓我禁不住追思起曾經馳騁在荊州大地建功立業(yè)的英雄前輩們。

正是因為有這些功高蓋世、德高望重的前輩們在天英靈的指引和庇佑，我才能順利地完成天子之命，平息這場肆虐半個荊州的叛亂。

我登上高高隆起的山嶺，環(huán)望著這片孕育出無數英雄的荊楚大地，向這里的先賢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名垂宇宙的諸葛先圣當年的故居就在這里。今天我憑軾而望，心中感慨萬千。

結合歷史背景可知，序語里面的“于沔之陽”，就是交代了寫祭文之原始起因：

惠帝令劉弘從原來的幽州，趕赴沔之陽地區(qū)，完成隸清叛亂的使命。

劉弘公元303年到病卒期間大致活動軌跡

查閱整個晉史，所有的“天子之命”，都記載在《晉書·帝紀》中。其中的《惠帝紀》，記載了關于劉弘所處時代，惠帝大大小小的事件。與劉弘有關的“天子之命” 就唯獨平張昌之亂一事。

劉弘平亂之后，其活動范圍就從沔之陽的南陽國轉到了沔南——荊州。

劉弘南下，鎮(zhèn)守在荊州襄陽城，治理整個荊州，一直到病故。因勤政恤民，深得百姓愛戴。

此間，益州刺史羅尚之參軍犍為人李興完成求糧使命后，投奔于劉弘麾下。

興平中，劉弘攜李興來到了襄陽隆中，參觀諸葛武候故宅，寫下了這篇《諸葛武候祭文》，并立碑于襄陽府，同時還有一座紀念羊祜的《墮淚碑》。

酈道元的《水經注》肯定了諸葛亮的故居在沔南的隆中。《與地碑記目》記載了兩座碑均在襄陽府。

然而，曾任過魯陽郡太守的酈道元，并沒有在《水經注》里面記載與魯陽近在咫尺的宛城所謂的“宛城隆中諸葛亮故宅”。

南陽朋友堅稱“隆中在沔之陽的宛城”，屬于斷章取義，完全不考慮歷史背景，無視劉弘的位置變換，犯了用靜止的眼光看待歷史的錯誤。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