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功夫在“書”外

編輯約我談“治學之路”,一時不知從何起筆。某日忽然想到“功夫在書外”這句話，覺得不如以此為題。所謂“治學”,無非是指學習或研究自己的專業。我的專業是歷史地理，應該講我如何進入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才是。不過我覺得，純粹的專業范圍太窄，具體心得也難免有此局限，對非本專業的朋友未必有用。倒不如講些專業以外的甘苦，或許能提供些經驗或教訓，這才想到了這個題目。所謂“書”者，是指本專業。

與今天的學生相比，我進入專業領域實在太晚了——1978年10月才考取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的研究生，還差兩個月就滿33歲了。而在此之前，我的全部學歷是高中畢業加上一年上海外語學院夜大學二年級。報考研究生時，我并不知道歷史地理專業的確切定義，以為是歷史加上地理——都是我喜歡的專業。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新婚成家，不想離開上海，所以我只能在上海的大學和導師中選擇。到復試階段，看了當時上海圖書館能找到的有關書籍，包括先師和顧頡剛、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一些論著,才知道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簡單。

研究生入學后，發現四位同門中，兩位是本校本專業的畢業生，一位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一位雖非歷史或地理專業出身，卻也畢業于名牌大學，且有多年的工作經驗，我自然最低。我們的年齡排列也很巧——每人差一歲，我也是排在最后。開學時，譚師還住在華東醫院，為我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在醫院的大廳中進行的，以后才轉到醫院附近辭書出版社的一間會議室。除了政治、英語和我自己加修的日語外，沒有其他課程，剩下的時間都是自己找書看。見其他同學都已輕車熟路走上正軌，我卻還不知道從何入手，只能按照先師布置，從讀《漢書·地理志》入手。看到有的同學確定了研究方向，有的已在撰寫論文，心中更感焦急。但一年多后，學校領導決定由我擔任先師的助手，使我獲得了特殊的機會。當時先師已69歲，由于在1978年初突發腦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遺癥，左側手腳行動不便，但他的學術和社會活動相當繁忙，承擔著多項重大科研項目。我擔任他的助手后，一般每周去一兩次，電話聯系就更頻繁，幫他整理材料，處理信件，安排日常事務，也做些科研和教學的輔助工作。在他外出時，我一般全程陪同。1981年5月13日，我陪先師赴京出席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接著又在香山參加民族史討論會，到6月1日才返回上海。這是我第一次陪先師外出，也是平生第一次乘飛機。此后直到1991年10月他最后一次發病，除了我去美國訪問一年外，我一直陪同他外出或住在工作場所，最多的一年有13次之多，最長的一次達半年。

由于朝夕相處，隨時可以得到先師的耳提面命，我不僅逐漸熟悉了先師的學術思想和成果，也了解了他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包括他尚未發表的觀點和正在探索的問題。例如，他對歷史上的中國應如何解釋、如何界定的探討經歷了很多年，在“文革”期間曾以此為題作學術報告，但當時難免不受到“左”的思潮的影響。1981年，在民族史討論會上他又就此問題作了一次報告，但在整理發言稿時仍有一些地方不滿意。多年后此稿發表，但他仍不時與我談及其中一些觀點。《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后，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評價文章，他覺得有些方面沒有說清，或者并沒有涉及要害。在他的啟示下，我也寫了一篇，較深入地討論了一些旁人較少涉及的方面。他覺得有新意，認為有些問題應該在編繪《國家歷史地圖集》時加以改進。又如他撰寫《論 <五藏山經〉的地域范圍》一文時，我陪他經歷了從確定題目，收集資料，解決難題，到分享完成的喜悅的全過程。與其他同學及同事相比，我不僅增加了很多接受先師言傳的機會，更能隨時接受他的身教，學到必須通過意會的學問。1981年10月8日，我順利通過碩士論文答辯，該文當年底即在《中國史研究》發表。1982年3月，我被錄取為先師的在職博士生，一年多后，我完成了課程和博士論文，經教育部特批提前畢業，于1983年8月通過論文答辯，8月獲博士學位，為全國文科首批。< pan>

由于我對先師的道德文章有更多親身體驗的機會，對他的學術和經歷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先后為他起草了自傳、學術概述，在趙永復先生整理的基礎上整理編輯了他的論文選集《長水集》上下冊，還幫他整理了幾篇論文。先師歸道山后，我整理編輯了《長水集續編》、《譚其驤日記選》,為他撰寫了70多萬字的傳記《悠悠長水》。在協助他工作的過程中，我也有機會分擔了一些重大科研項目，如《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修訂，《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的編纂等。1982年12月，我因陪同先師而列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首次編委會，后擔任其中的人口圖組組長，以后增補為編委，兼任編輯室主任，承擔日常編務。這些經歷不僅使我較快地具備了獨立從事重大課題研究的能力，而且增加了這類大型、長期、多學科、多單位合作科研項目的運作管理方面的經驗，使我受益無窮。

在擔任先師的助手期間，我隨同他參加過很多重要活動，如幾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大會和相關活動(如視察和評估相關的研究所、選舉新院士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國社科院、中國史學會、中國地理學會、中國地方志協會所召開的，還有其他很多學術會議或工作會議，到了國內很多地方，有機會見到很多學術界前輩，有時還能問學受教，對上世紀80年代還健在的歷史學界和地理學界的大家名人，我幾乎都有直接的印象。這些都是中國學術史的組成部分，我有機會親歷，曷其幸哉!

我的第二項“書”外功夫，是對專業以外的關注。由于高中畢業以后就當中學教師，除了讀過一年夜大學外沒有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所以在報考研究生前，我并沒有什么“專業”的概念，只是隨心所欲地看書，積累知識。雖然我一向喜歡文史，但對自然科學也有興趣，加上“文革”期間既無書可看，又不敢再作“成名成家”的打算，只是滿足個人興趣及當教師的需要，所以只要能找到的書報雜志我都會看。當時有一種內部發行的《國外科技動態》,我每期必看，遇到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一度流行的新技術，我會找學理科的同學請教。但我不求甚解，淺嘗輒止，明白基本原理就行了。像射流、可控硅、風洞、仿真學、大規模集成電路、超導等概念和知識，我就是這樣弄明白的。年輕時記憶力強，當時學到的往往能長期保持。對國內外新聞中涉及的科技知識，我也會想方設法找書看，找人問。林彪外逃和尼克松訪華后，《航空知識》一度成為我必看的雜志。上海開始造大飛機后，我一位學航空的同學正好參與，使我又學到不少飛機方面的知識。

讀了研究生，特別是選擇歷史地理專業后，我才發現以前無意中積累的知識對我大有裨益，因為歷史地理本身就涉及歷史、地理和不少相關的人文、社會及自然學科，需要較廣的涉獵和觸類旁通。這樣的興趣我一直保持至今，只要有機會就會利用。去年暑假參加學校的工作會議，我與高分子化學系主任同住一室，趁機問了不少問題。參觀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時，礦方專門派了一位技術人員陪同，讓我證實或更新了一些概念。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不加選擇地吸收新知識既不現實，也絕無可能。但這并不等于說，一個人只能或只需要將自己局限于本身狹小的專業。另一方面，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的確要有所節制，分清主次，不能貪多務得，或者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目的和主見。正因為如此，我對其他學科的了解，一般僅限于基本原理和最新進展。對過于高深或自己一時弄不明白的問題，我總是及時放棄，留待以后，絕不堅持。

盡管如此，這些專業以外的知識還是使我受益無窮。學問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通用的。歷史地理研究本來就涉及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不少領域，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手段，正是開拓新領域的捷徑。我在歷史人口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環境變遷、人地關系、文化地理、文化史的研究中，都曾得益于以前隨意涉獵的結果。我曾寫過一本《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多少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其中就運用了不少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我們與哈佛大學等單位合作，研制“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目標是達到世界最先進的水平。由于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延續的、完整的歷史地理資料，在內容上的先進是有保證的，但在技術方面，也要保證先進，才能在總體上達到世界最先進的水平。我沒有能力掌握先進技術，但作為項目主持人，我必須了解有哪些先進技術可以利用，并解決利用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在制定編碼方案時，我們曾經請國外一位專業人員設計，他搞了一段時間沒有成功。在與他討論時，我明確提出對“一地一碼”的技術要求，將他做不到的原因歸納為：現有的技術達不到我們的要求，現有設備的容量與速度滿足不了我們的要求，資金與人力不足，他缺乏能力。由于我對相關的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他不得不承認是他個人的原因。我們停止了與他的合作，自己解決了編碼中的難題。我們確定的“一地一碼”的編碼原則和具體方法，用“數據標準化”處理史料中時間和空間的模糊性，都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肯定。

如果說我的第二項“書外”功夫畢竟是“書”的延伸或擴展，那么我的第三項“書外”功夫就與“書”完全無關了，那就是社會經驗——各種社會活動的參與和對社會的了解。對我來說，并非出于自覺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

我從1964年開始當實習教師，1965年8月正式當中學教師，但不到一年“文革”爆發，此后的十余年間就不務正業了。作為學校的“筆桿子”,我自己寫或代別人寫過各種各樣的文字——表態性或揭發批判的大字報，大批判文章，致敬信，決心書，斗私批修材料，“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稿，自我檢查(曾代黨員、當權派起草),批林批孔文章，先進典型總結材料，審查報告，處分決定，各種布告，訊問筆錄，判決書(以區“公檢法”名義),慰問信，悼詞，凡當時用得上的文體幾乎都寫過。在學校里，上至“第一把手”(如“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革命委員會主任、黨支部書記)的報告，某人在市、區會議上的發言，下至某小流氓的檢查書，都寫過或改過。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開全校追悼會，全部發言稿都出自我一人之手。1973年，上海市寫作組為適應教育“大批判”的需要，物色年輕、有實踐經驗的教師，我被選中，學校已開了歡送大會，只因臨時被別人頂替，才使我未進“寫作班子”。

“文革”開始當天，我就搬進了黨支部辦公室，負責整理材料。學校“革委會”成立后，我成為“材料組”(又稱“專案組”)成員。“工宣隊”進駐學校后，我被留用于“材料組”,“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一打三反”等運動的內查外調和材料整理大多是我做的。我外調的足跡南至廣州，西至成都，北至京、津，像蘇北各縣，幾乎跑遍了。還有日常的材料工作，每位學生離校，無論是上山下鄉，分配工作，還是參軍，上學，入團，或者某種特殊需要(如解放軍總后勤部來人“選美”,據說與林立果有關),都需要查閱學生家長的檔案并加摘錄，像進外語培訓班，當國際海員等還得“查三代”和社會關系，這些年間我不知看過多少份檔案，也了解了不少以往根本想不到的事實。

“復課鬧革命”后，我開始管理差生，以后當了“紅衛兵團”輔導員、學生團委書記和“教革組”(相當于教導處)成員。當時“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合在一起)實行“群眾辦案”,我校的學生被抓了或涉案，就得派人去協助辦案。我去了兩次后，就被邀繼續辦下去，對象也不限于本校或學生。三年間我儼然成了閘北區公檢法的一員，有合用的辦公室，出入拘留所、派出所，在分局食堂用餐，提審，做筆錄，整理報批材料，擬判決書，押送犯人去外地，行使拘留逮捕，這些事都干過。與此同時，我也成為學校的派出所所長，對學校管不了的學生，就移送公檢法。當時學生按地區入學，來自同一街道，加上不時有與街道里弄配合的活動，我的管理范圍又擴大到校外。我處理過的事，既包括父女亂倫、持刀行兇、聚眾毆斗、“反動標語”等一類必須交“公檢法”處理的大事，也有家長里短的小事，如鄰里糾紛，家庭失和，同學打架，教室失竊，師生沖突。學校或地區舉辦重大活動，我總會在場坐鎮。有些教師課堂秩序無法維持，我也得趕去“鎮壓”。

這樣的經歷，一般教師或校長大概很少會有的，這也使我學到了很多在書本、課堂、校內學不到的東西，對社會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當我進入史學領域后，我認識到，要讀懂史料的文字內容固然不易，但真正的困難是要讀懂文字的真實含義，即文字背后的事實真相，那十余年的經歷積累下來的經驗意外地幫了我的大忙。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說：以往的社會現象是無法重現的，但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社會，再了解過去的社會就比較容易了。

以上這三點只是個人的體會，并非普遍性的經驗。例如第一點，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多數人沒有那么幸運。但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或可能，就應該積極爭取，倍加珍惜。第三點其實也是意外收獲，當時是不得已的，并不值得仿效。但現在的學生和學者同樣需要了解社會，增加實踐能力，對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尤其重要。

來自《歷史學家茶座》第8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