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數字時代公共利益的法治防線——以網絡檢察公益訴訟服務網絡治理現代化

作者|劉鵬 閔晶晶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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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強化檢察監督，加強公益訴訟”“深化網絡空間安全綜合治理，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當下，網絡空間已成為社會秩序運行與人們公共生活的核心場域，網絡治理既關乎人民群眾獲得感安全感，又關乎國家安全與治理效能。但是，人們在網絡空間享受數字紅利的同時，也面臨個人信息泄露、算法歧視、電信網絡詐騙等新型侵害。此類問題呈現跨域性、隱蔽性、技術化、規?；卣?，單一主體、單一手段往往難以及時止損、系統治理?；诠姹Ｗo與法律監督職能，網絡檢察公益訴訟為“依法治網、綜合治理、協同共治”提供了重要司法支點。本文結合實踐，對其制度邏輯、現實困境與完善路徑進行探討。

制度生成邏輯：填補治理真空與驅動協同共治

網絡檢察公益訴訟，指檢察機關針對網絡空間損害國家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依法通過訴前程序或提起訴訟履行監督職責。網絡檢察公益訴訟存在的價值在于彌補兩大現實需求：

彌補傳統救濟與監管的結構性不足。面對技術與資源占優的互聯網平臺或黑灰產，分散的個體維權面臨“舉證難、成本高、周期長”等困境。同時，網絡侵害有擴散性、外部性與累積性，往往超出私益訴訟的調整邊界；行政監管在跨地域鏈條治理、穿透式識別以及對新技術風險的響應上，亦可能存在職能交叉、手段不足或滯后于技術迭代等問題。檢察公益訴訟可以通過行政公益訴訟督促監管部門履職，通過民事公益訴訟對侵害公共利益的主體追責，并探索預防性公益訴訟以防范重大風險，從而構建“行政監管+司法保護”的雙重屏障，實現對公共利益的“制度化兜底”。

在網絡協同治理中扮演關鍵樞紐角色。網絡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關鍵在于形成權責清晰、銜接順暢、運行高效的綜合治理格局。檢察機關可以憑借其司法屬性與法律監督職能，在“線索發現—調查核實—督促履職—訴訟追責—整改評估”鏈條中發揮連接與驅動作用：一方面，通過檢察建議、訴前磋商等手段，促進網信、公安、市場監管、通信管理等部門執法聯動與信息共享，推動打通“數據孤島”“部門壁壘”；另一方面，當行業自律與平臺治理失靈時，通過檢察公益訴訟明確數據處理邊界，規范算法應用，壓實平臺主體責任，推動形成“法律規范、行政監管、企業履責、司法保障”相銜接的治理生態。

實踐檢視：成效、特征與深層挑戰

《建議》提出，“加強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實踐中，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網絡檢察公益訴訟，為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提供了生動樣本。以陜西省為例，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辦理相關案件300余件，呈現數量增長快、治理對象多元、辦案與社會治理聯動更緊密的態勢。

案件領域聚焦核心痛點并向新興領域延伸。根據司法實踐來看，網絡檢察公益訴訟案件分布呈現“重點突出、全域探索”格局。以陜西省檢察機關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辦理的案件來看，約80%的案件集中于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如App違規收集數據、政務信息公開未脫敏等；約12%的案件涉及電信網絡詐騙、與黑灰產治理有關，監督環節延伸至電話卡、物聯網卡管理、支付結算等上游環節；其余案件則拓展至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網絡消費安全、網絡音視頻環境等新興領域。

辦案模式凸顯預防優先與協同導向。實踐中，“訴前解決”成為主導。以陜西省檢察機關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辦理的案件為例，超過80%的案件通過檢察建議或磋商得以辦結，契合網絡侵害擴散快、止損急的治理需求。同時，訴訟請求也更多指向“行為糾正+制度整改”，如督促企業完善合規內控、優化算法推薦與申訴機制、開展安全評估與風險排查等，推動治理由末端處置向源頭防控延伸。與此同時，案件辦理通常配套跨部門協作，在電子數據取證、線索移送、聯合約談、整改驗收等環節形成合力，以應對網絡違法跨地域、鏈條化特征。

但也應看到，作為新生制度，網絡檢察公益訴訟在技術快速迭代與治理對象高度復雜的背景下，仍面臨一系列制約效能發揮的深層挑戰：

電子證據難題與整改驗收壁壘。電子數據具有易變、海量、專業的特點，在線索發現、合法固定、審查認定等環節均存在一定難度，且基層檢察機關技術能力與裝備相對薄弱。尤其是涉及算法調整、系統漏洞修復等“技術性履行”事項中，檢察機關面臨“外行監督內行”的窘境，對整改是否到位缺乏有效驗證手段。這使得“虛假整改”與“問題回潮”風險仍存在，亟須建立可量化、可復核、可追蹤的持續監督機制。

規則供給滯后與裁判尺度不一。現行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規定原則性較強，對網絡領域“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的類型化情形、風險性損害的認定與證明、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與標準等關鍵問題，仍缺乏更統一、可操作的細化規則。程序規則上，適應網絡空間無界性特點的管轄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電子數據審查標準等亦有待完善。面對算法合謀、深度偽造、自動化攻擊等新問題，法律定性與裁判尺度易出現差異，影響治理規則的穩定預期。

專業能力短缺與協同機制不暢。檢察隊伍中兼具法律與網絡技術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極度稀缺，基層檢察機關技術裝備相對落后，這導致其辦案對外部鑒定與技術協助依賴較強。跨部門協作在有的地方仍偏重個案協同或專項行動，常態化、制度化、信息化的線索雙向移送、證據規則銜接、執法標準協同與數據共享機制尚未健全，制約綜合治理合力的持續釋放。

完善路徑：邁向精細化、體系化的制度構建

《建議》提出，“加強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生態、核、太空、深海、極地、低空等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引導規范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視聽等健康發展，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睘橥苿泳W絡檢察公益訴訟從探索走向成熟，應圍繞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建設要求，在規則供給、程序機制、技術能力與協同治理等方面進行系統性完善。

完善規則體系，統一司法尺度。建議由“兩高”結合網絡治理新情況出臺更具針對性的司法解釋或指導意見，重點明確：網絡公共利益受損的類型化認定與證明規則，風險性損害的裁量框架，損害賠償（含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計算方法與原則，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具體內容與程序保障，適應網絡空間無界性特點的特殊管轄規則及對技術性履行義務的執行監督與評估方法。通過規則細化，增強裁判統一性與治理可預期性。

優化程序設計，提升治理效能。深化“專業化訴前磋商+分級分類辦理”機制，對重大復雜案件引入專家論證，形成技術可行、整改可驗的方案。建立“第三方評估驗收”制度，由獨立專業機構對技術整改效果進行檢測并出具報告，作為結案或提起訴訟的重要依據。積極探索“預防性公益訴訟”，對存在重大數據安全、算法歧視等系統性風險的情形，允許檢察機關在損害全面爆發前提起訴訟，申請法院作出禁止令或強制整改令，實現治理關口前移與風險閉環處置。

強化技術賦能，夯實專業底座。推動在省級以上檢察院集中建設高標準的電子證據實驗室與網絡數據分析平臺，形成區域共享、上下聯動的技術支撐體系；推廣區塊鏈存證、日志取證與自動化取證校驗等應用。探索建立“技術調查官”、特邀技術檢察官助理等機制，完善復合型人才引育用留。同時，加大檢察人員數字素養與電子證據審查能力的系統培訓，研發智能化輔助辦案工具，提升對新型網絡侵害的發現與調查能力。

深化協同共治，創新配套機制。推動建立常態化的跨部門網絡治理協作平臺和規范化運行規則，在信息共享、線索移送、電子數據調取、聯合治理與整改驗收等方面形成機制化閉環。拓寬社會參與渠道，依托“益心為公”等平臺凝聚監督合力，形成多元參與的治理格局。探索設立“網絡生態治理公益基金”，規范公益訴訟賠償金的歸集、管理與使用，確保其專項用于支持網絡安全研究、公益修復、宣傳教育等，形成“以案促治、以治促防”的良性循環。

《建議》提出，加快建設網絡強國。網絡檢察公益訴訟體現了檢察機關順應數字時代變革、服務網絡治理現代化的主動擔當，是以法治力量維護數字公共利益、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司法實踐。其功能不僅在于糾治個案違法，更在于通過公益訴訟“辦理一案、治理一片”，推動確立數字社會的基本規則與倫理底線，促進平臺依法合規經營、監管依法有效履職、社會力量有序參與。面對技術快速發展，唯有持續在規則供給、程序機制、技術能力與協同治理上進行系統化、精細化構建，才能更好發揮公益訴訟的治理效能，筑牢數字時代公共利益的法治防線，為營造清朗、安全、繁榮的網絡空間提供更堅實的檢察保障。

（作者單位：陜西省人民檢察院、陜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