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動物世界講法治——從法律視角看《瘋狂動物城2》

記者|吳亦有

責編|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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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瘋狂動物城2》熱映，掀起觀影熱潮。影片以兔子朱迪和狐貍尼克的探案歷程為主線，講述了蛇族祖先發明的“氣候墻”技術被林雪猁家族竊取，蛇蓋瑞為求公正闖入動物城，由此引發一系列混亂與調查的故事。

在瘋狂動物城的奇幻設定背后，如果發生在人類社會，實則涵蓋了知識產權、刑事犯罪、社會公平等諸多現實法律議題。竊取他人智慧成果如何追責？栽贓陷害需承擔怎樣的法律代價？遭遇歧視如何維權？民主與法制社記者特邀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上海市法學會知識產權研究會副秘書長于波，圍繞影片中相關法律問題進行專業解讀。

“氣候墻”背后的專利權屬糾紛

一百多年前，蛇族祖先艾格尼嘶發明了“氣候墻”技術，這項技術能夠根據不同動物的棲息習性，將動物城劃分為冰雪區、雨林區、沙漠區等不同氣候區域，使習性迥異的動物和平相處。然而，林雪猁家族祖先埃比尼·林雪猁認為這一技術有利可圖，偷走了“氣候墻”設計筆記并篡改專利證書，將這項專利據為己有。

對此，于波明確：“有必要澄清的是，專利授權的基礎性原則是公示公信原則，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專利證書作為專利公告授權的伴生性、結果性產物，對專利權屬僅起到一定證明作用，其形式內容的篡改并不會反向影響專利授權的真實對象。通過篡改專利證書以實現‘竊取專利’，本質上是一種誤區。”

“但代入電影情境，依照我國現行法律，林雪猁家族祖先的行為具有三重違法性。”于波說，其一，竊取技術成果涉嫌盜竊與侵犯商業秘密罪。雖然筆記實物價值有限，但其中蘊藏的方案具有巨大經濟價值，通常符合“數額較大”的認定標準。若盜竊發生在專利申請之前，還可能因為方案尚未公開而侵犯他人商業秘密，情節嚴重的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其二，專利權屬欺詐涉嫌假冒他人專利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偽造或者變造他人的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的，應當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規定的“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其三，長達百年的非法實施與收益，構成持續的專利侵權。林雪猁家族獨占技術收益，表面是行使“專利權”，實質是對蛇族原始發明人財產權的持續性侵害。

責任承擔方面，于波介紹，民事責任上，相關責任人需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行政責任上，相關部門可進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并公告，若情節嚴重達到刑事立案標準，行為人還將面臨有期徒刑及罰金等刑罰。

那么，現實中專利權利人遭遇技術被竊該如何維權？

于波建議，首先應固定證據并啟動行政程序。“專利證書關于權屬的記載并無絕對證據效力。”他說，權利人可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原始設計手稿、實驗記錄等關鍵證據，請求行政調解或裁決。同時可投訴舉報假冒專利行為，及時制止侵權。

其次，提起民事訴訟，全面主張權利與賠償。在獲得有利行政結論或充分取證后，權利人可向法院提起專利權屬糾紛及侵權損害賠償訴訟，請求確認其為唯一合法的專利權人，要求侵權方返還全部非法獲利并賠償經濟損失。

最后，對涉嫌犯罪的行為，堅決啟動刑事追責。若侵權方通過盜竊技術秘密、偽造文件等手段獲取專利權，且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涉嫌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或假冒他人專利罪。權利人可整理線索與證據，向公安機關的經濟犯罪偵查部門報案，依法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林雪猁家族的罪與罰

為掩蓋竊取“氣候墻”技術的真相，埃比尼·林雪猁殺害了知情的烏龜，并將罪行栽贓給蛇族。隨后，“爬行動物殘忍殺害哺乳動物”的謠言在動物城擴散，引發哺乳動物對爬行動物的恐慌與敵視。蛇族因此被迫遷往城市邊緣，其他爬行動物也遭受排斥，導致長達百年的族群對立。

“埃比尼·林雪猁策劃殺害烏龜的行為，如果放在人類社會審視，則構成故意殺人罪。”于波說，其動機卑劣，且事后實施栽贓陷害，均構成量刑時應予考慮的從重情節。

其故意將謀殺罪行栽贓給蛇族的行為同樣觸犯法律。于波介紹，該行為涉嫌誹謗罪。埃比尼捏造并散布“蛇族殺害烏龜”的虛假事實，引發公眾對蛇族不滿，造成蛇族乃至整個爬行動物族群的社會評價降低、聲譽受損，被迫遷居城市邊緣。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情節嚴重者，將被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于波特別說明，除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外，誹謗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需被害人積極主動維權。

“這一行為還可能構成誣告陷害罪。”于波解釋，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誣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行為。林雪猁家族栽贓蛇族謀殺，煽動輿論貶損蛇族，符合“捏造的犯罪事實情節嚴重”“誣陷手段惡劣”等情節嚴重要件，若其主動向動物城警察局“告發”蛇族，即成立誣告陷害罪。倘若蛇族因此被追究刑事責任、權利遭受重大損害或對司法秩序造成惡劣影響，林雪猁家族還將面臨更嚴厲的刑罰。

影片中，林雪猁家族成員寶伯特為掩蓋真相，試圖銷毀專利證書原件以阻撓調查，該行為同樣難逃法律制裁。

于波表示，寶伯特的行為屬于典型的妨害司法行為。因其并非謀殺案或專利竊取案當事人，而是為幫助家族其他成員逃避法律追究，毀滅有關他人訴訟案件的證據，故構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條規定的幫助毀滅證據罪。

平等權不容侵犯

“尊重和包容是溝通的秘訣。”“我們之間的不同，其實根本沒什么，正是我們的不同能讓我們更加強大。”影片中關于平等包容的對白讓人頗為動容。

然而影片中，在林雪猁家族的刻意引導與謠言煽動下，蛇族被貼上“邪惡、危險”的標簽，被明令禁止進入動物城核心區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明確將平等權確立為公民的基本權利。第四條同時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

于波表示，我國《憲法》明確保障公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任何主體不得因身份標簽剝奪他人的居住、就業和社會參與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則規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

影片中，對某類居民“限制進入核心區域”“只允許居住在濕地”“依群體標簽否定能力”等做法，在我國法律框架下，均屬于被嚴格禁止的歧視性差別待遇。于波表示，若將此類行為映射到現實場景，可類比就業機會或公共服務資源的不平等提供，侵害了公民的平等權與發展權。

那么在現實生活中，若個體或群體遭遇類似的身份歧視與權利侵害，該如何依法維權？

于波說，若遭遇類似不公，個體或群體首先需要全面固證，保存好歧視性規定、不公對待記錄及由此造成的損失相關證據，并可以采取如下途徑維權：一是行政投訴，向勞動監察、市場監督等相關行政部門舉報，借助行政力量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二是民事訴訟，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并賠償相應損失；三是公益救濟，針對影響群體性權益的歧視行為，檢察機關可依民事公益訴訟制度介入調查，相關社會組織亦可提供法律援助。

影院屏攝背后隱藏的法律風險

《瘋狂動物城2》熱映的背后，影院內的屏攝現象也愈發“瘋狂”。某二手交易平臺出現低價槍版電影資源，社交平臺上頻頻可見屏攝九宮格，甚至有網友戲稱“在社交平臺刷一刷，就能看完一整部電影”。

對此，于波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第三十一條明確規定，未經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對正在放映的電影進行錄音錄像。這一法律規范對盜攝行為作出了直接且明確的否定性評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相關規定，電影屬于視聽作品，未經許可錄音錄像構成復制權侵權，如果將屏攝內容進一步上傳至網絡供觀看或下載，還可能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

“值得關注的是，盜攝單幀畫面（拍照）是否構成侵權。”于波說，由于單幀畫面具有靜態特殊性，不具備視聽作品通常情況下連續畫面的表現效果，這會給人以“純粹拍照不侵犯電影著作權”的錯覺。

他解釋說，事實上，視聽作品在播放之前，就已經以一幀一幀連續靜止畫面的形態存在。每一幀畫面都是構成視聽作品表達的基礎，脫離它們，視聽作品的表達根本無從實現。因此，單幀畫面應當被視為視聽作品的一部分，利用單幀畫面就是在利用視聽作品的基本表達方式，靜態拍攝亦有可能構成著作權侵權。

于波介紹，當前電影盜攝行為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觀眾為個人欣賞娛樂、打卡紀念而實施的盜攝；另一類是以營利為目的進行有組織的、系統性盜攝。

“禁止盜攝的目的主要是保護電影的潛在市場。”他表示，對于個人為打卡紀念盜攝，若未稀釋電影本身的商業價值，未對電影正常放映產生替代效果，可依據《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的合理使用制度豁免侵權責任。

以營利為目的的盜攝行為，則需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若情節嚴重且違法所得達到法定數額的，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無論是哪種盜攝，其行為本身破壞了電影放映管理秩序，行為人可能被制止、沒收工具、要求刪除，并承擔罰款等行政責任。”于波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