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觀察|這些重大成果，彰顯文明探源背后的科技力量

　　有人說，科技是考古學的望遠鏡，令我們看得更遠；也是考古學的顯微鏡，使我們看得更細。

　　從現場精細發掘到文物科學保護，從深度價值闡釋到沉浸式展示傳播，科技深度融入我國考古工作之中，幫助考古學家更好洞察看不見的歷史，解讀未言明的文明。

　　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2026年度首場重大成果發布會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舉行，集中發布了6項重大成果。透過這些重大成果，科技在文明探源中的重要作用愈發彰顯。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于2025年啟動了科技考古資源標準庫建設。其中，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率先推進，目前已獲得實質性進展。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古代動物標本庫。（中國社科院供圖）

　　該標本庫包括“中國古代動物標本庫”與“中國現生動物標本庫”。收藏著從全國26個省份121處遺址出土的古代動物骨骼標本，以及來自全國各地具有重要科研與收藏價值的現生動物標本，共計10萬余件。

　　這些標本凝結著深厚的歷史記憶：距今一萬年、中國最早的家犬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揭示，先民慷慨地將食物分給最早馴化的動物伙伴；距今4500年、中原地區最早的家養黃牛骨骼，成為先民開拓創新先進生產力要素的重要物證；距今8000年、現已滅絕的圣水牛骨骼，促使我們深刻思考生物多樣性變遷與生態文明建設……

　　浙江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圣水牛遺存。（中國社科院供圖）

　　“這些動物標本，可以為科技考古工作者構建起‘動物演化—經濟模式—社會文化’的立體研究網絡。”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表示，標本庫整合了海量實物與數字化資源，為考古研究提供關鍵實證同時，兼具文明傳播與公眾科普功能，將成為連接考古研究、文明闡釋與社會認知的重要橋梁。

　　【成功復原唐代髹漆馬鎧甲等多套珍貴文物】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是距今1300年的吐谷渾王室墓葬，因曾遭盜掘與自然侵蝕，墓中文物散亂破損、脆弱不堪。

　　銅甲原始狀態。（中國社科院供圖）

　　其中，墓中混雜堆積的銅甲片與髹漆甲片出土時毫無組合關系可循，稍一觸碰便可能碎裂。考古團隊運用三維掃描記錄甲片的原始空間信息，并結合掃描電鏡、超景深顯微檢測等手段，分析甲片加工工藝與材料成分，最終成功模擬復原出國內出土相對完整的唐代髹漆馬鎧甲，以及國內唯一的唐代金甲實物——鎏金銅甲。

　　鎏金銅甲復原照。（中國社科院供圖）

　　一件碎裂成近千片、銅基體酥粉且變形嚴重的銅釜，也經細致修復重獲新生。考古人員自發掘階段便對其進行整體提取，轉入實驗室后，如同拼合立體圖形般將殘片逐一比對、拼合，終使這件器形宏大、富有濃郁民族風格的大型銅釜再現原貌。

　　瀕臨解體的木胎髹漆盤，經分析研究確認為金銀平脫工藝，彰顯了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藝和極高審美。盤內殘留的葡萄籽，更成為絲綢之路青海道跨區域貿易繁榮的直接佐證。

　　“我們創新構建了‘精細化發掘+應急保護+復原研究’的一體化工作新范式，打破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分步開展的壁壘，將文物保護理念貫穿考古全流程。”成果發布人、文物保護修復師郭正臣說。

　　【刷新學界對扎經染色技術的時空認知】

　　一方殘帛，半縷絲線，皆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無字書”。讀懂這些“無字書”，正是紡織考古的魅力所在。

　　在對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扎經染色織物殘片研究中，研究人員通過碳十四測年與樹輪校正雙重驗證，確認該織物織造年代不晚于公元750年。這是迄今國際范圍內經科學檢測認定的、年代最早的扎經染色織物實物，將我國扎經染色工藝的確切歷史實證提前至盛唐時期。

　　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扎經染色織物實物圖。（中國社科院供圖）

　　該織物從何而來？專家借助顯微結構分析、染料成分檢測等科技手段，識別該織物中含有川黃檗等具有四川地域標識的染料成分。結合對唐宋時期歷史文獻的深入梳理，專家判斷該織物即史籍所載的“斑布”。

　　依據唐代《元和郡縣圖志》等史料記載，“斑布”作為土貢由四川等地運往都城長安，研究者確定了該織物殘片所處的時空坐標，實證扎經染色織物的原生配方源于我國四川盆地及周邊區域。

　　“本研究糾正了‘扎經染色織物印度源頭論’的學界認知。”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紡織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劉大瑋表示，研究成果同時揭示了唐代土貢制度影響下，絲綢之路貿易網絡的運行軌跡，對深化絲路文明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明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

　　為明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考古學界開展了多學科合作研究，取得重要進展。

　　冀北山地四臺遺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房屋測年結果顯示，距今一萬年前后，該地區已出現定居或半定居聚落，這與本地區東胡林遺址粟、黍的利用時間高度吻合，不僅證明定居生活與早期農業的共生關系，還為“北緯40°附近的冀北山地可能作為旱作農業起源中心”的假說提供了數據支撐。

　　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出土的炭化粟。（中國社科院供圖）

　　對內蒙古興隆洼、興隆溝遺址人骨的碳十四、同位素測定及定量分析證明，遺址出土的人骨年代集中于距今7800年—7500年，此時黍、粟兩種谷物在先民食物結構中占比已達70%左右，這為北方旱作農業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實證。

　　遼寧馬鞍橋山、河北鄭家溝等遺址的同位素數據進一步揭示，距今6200年—5000年，紅山文化核心遺址先民食物中，粟、黍占比提升至80%左右，反映了旱作農業經濟不斷發展的歷史趨勢。

　　【發現我國最早的楊梅古樹】

　　施岙遺址位于浙江余姚，考古隊員在這里發現了兩段并排分布的樹木枝干。經測定，出土古樹約為公元前2520年，屬于良渚文化時期。

　　左圖左下紅色區域為出土位置，右圖為古樹枝干實物。（中國社科院供圖）

　　出土古樹是何種屬？專家對古樹遺存進行了木材解剖學觀察，并與遺址周邊現生楊梅木材解剖結構進行對比，鑒定為楊梅屬。進一步通過科技手段檢測發現，古樹樣品檢測出13種主要化合物、現生楊梅木材樣品檢測出12種與之相同的化合物，二者的化合物組成幾乎完全相同，指向同一樹種。

　　“這是國內已知最早、最為明確的楊梅樹種，也是科技考古的新突破。這充分說明，早在良渚文化時期，楊梅就已納入先民的食物構成，余姚‘楊梅之鄉’的淵源由來已久。”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樹芝說。

　　【把我國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史前推近3000年】

　　“我國史前治水文明研究”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拍、遺址三維重建等前沿技術，從防洪、灌溉等角度提出良渚古城外圍、江漢平原等史前聚落治水模式，揭示先民掌握氣候、水文特征，合理整治管理水資源以應對氣候變化。

　　良渚古城與東苕溪水系模擬圖。（中國社科院供圖）

　　“研究成果把中國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歷史向前推進了近300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介紹，以往中外學者多從約2000年前的都江堰開始探討中國早期水利工程，而本研究表明，早在5000年前，我國先民便已逐步聯合起來，因地制宜修建規模復雜的水利工程，應對復雜的氣候變化。

　　科技與考古深度融合，歷史與未來交相輝映。這些研究成果，猶如一把把鑰匙，悄然打開通往古老文明深處的一扇扇大門，讓塵封的歷史綻放出嶄新的光彩。

　　策劃：張曉松

　　主編：林暉、孫聞

　　記者：王子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