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將調整養老金和工資，但房產政策可能影響收益。

國家要推動漲工資，這消息聽著讓人振奮，卻是最需要警惕的“好消息”。

8.5億勞動者要增收，2.4億退休人員養老金要漲，1270萬大學生就業要解決，2025年底中央將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列為首要任務，政策邏輯徹底轉了方向——不再是發消費券刺激花錢，而是要重新分蛋糕。

可分蛋糕從來不是輕松的事，你多拿一塊，就有人少拿一塊，關鍵問題來了：該付錢的人會不會認賬？

這才是這場增收計劃里最大的懸念。

為什么偏偏是現在？舊路已走到盡頭

政策轉向的背后，是舊有發展模式的徹底失靈。

看看2025年的經濟數據，表面光鮮：GDP增速5%左右，出口順差1.08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但拆開細看全是隱憂，名義GDP增速只有4%左右，物價持續下跌，企業利潤被不斷壓縮，工資自然漲不動。

一邊是貨物拼命往外賣，一邊是國內消費遲遲起不來，居民消費率僅39%，而美國達到68%，差距近30個百分點；與之對應的是45%的高儲蓄率，老百姓把錢都存著不敢動。

不敢花錢的根源，是房貸、教育、醫療、養老這四座大山的重壓，更深層的問題則出在分配上。

過去20年，財富分配嚴重偏向資本和資產。房價漲幅遠超工資漲幅，有房的人躺著就能賺錢，沒房的人拼命打工也追不上房價，資本的回報遠遠跑贏勞動回報。

這種失衡讓內需徹底乏力，過去依賴的投資加出口模式已走到頭：外需不可控，投資邊際收益遞減，房地產也沒了往日活力。

想要突圍，只能做大內需，而內需的關鍵，就是讓老百姓口袋里真的有錢。這就是中央明確目標的原因——讓收入跟著GDP漲，工資跟著勞動生產率漲，繼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錢從哪來？四條增收路徑的博弈與代價

增收的目標很美好，但核心難題繞不開：錢從哪來？天上不會掉餡餅，給老百姓增收的錢，總得有人來出，這就是整個計劃最核心的博弈點。梳理下來，增收資金主要有四條路徑，可每條路都有代價，都得有人“出血”。

第一條是政府財政直接買單，比如提高養老金、增加轉移支付、發放補貼。這條路最直接也最好操作，但如今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很多地方早已入不敷出，部分縣級單位甚至發不出工資。

202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已達10.3萬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9.7萬億，盤子已經很大。再額外加碼，只會擴大財政赤字，加重債務壓力，而這筆賬最終還是要未來的納稅人承擔，或是通過通脹讓全社會分攤。

第二條是讓企業漲工資，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方向沒錯，但現實很骨感。

2025年工業品出廠價格下跌2.6%，企業產品賣不上價，利潤薄如紙。這時要求漲工資，企業可能選擇裁員縮編，甚至把工廠搬到東南亞，最終受傷的還是打工人。

更關鍵的是，政策文件下發后，基層會不會變形走樣，誰來監督企業真的落實漲薪，都是未知數。

第三條是讓資本讓利，通過反壟斷、限制資本無序擴張，讓平臺企業把超額利潤分給小商戶和騎手。

這兩年國家確實在收緊對互聯網平臺、金融機構的監管，從邏輯上看，靠壟斷和流量收割賺的超額利潤，本就該讓渡一部分給產業鏈參與者。

但資本是流動的，監管過嚴可能導致資本外逃，這兩年外資流出的壓力有目共睹，國內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也有待提振。資本讓利的度如何把握，多少才合適，是個需要精準平衡的難題。

第四條是存量資產再分配，比如通過房產稅、遺產稅調節財產性收入。

理論上這是解決貧富差距、釋放消費潛力的最佳路徑，讓多套房持有者承擔更多稅負，減輕普通人負擔。

但這條路也最難走，有房有錢的群體恰恰是社會上話語權較強的群體，動他們的蛋糕阻力極大。房產稅喊了多年仍在研究推進，就足以說明其難度。

歷史啟示：公平分配痛苦才是轉型關鍵

這四條路每一條都有風險：政府買單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最終全民兜底；企業買單可能導致失業潮；資本買單可能讓經濟失血；存量再分配可能引發既得利益者反彈。

更麻煩的是，就算把錢擠出來，也未必能真正落到老百姓手里。

2026年計劃降準、降息、擴赤字，可錢放出來后，企業不敢投、老百姓不敢花，只會在金融系統空轉，要么吹大資產泡沫，要么推高通脹，反而可能拉大貧富差距。

其實增收政策的本質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分配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共識問題。成本必然要轉嫁給某個群體，轉嫁過程中會產生新矛盾。

如果痛苦能公平分配，各方都承擔一點，社會就能形成共識，轉型就能成功；如果分配不公，有人拼命付賬有人坐享其成，就會出現消極對抗，政策最終會失靈。

歷史上有過成功案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經濟崩盤，當時人均GDP1.2萬美元，和我們現在差不多，也面臨財閥壟斷、銀行壞賬、企業高負債、內需不足的問題。

韓國選擇壯士斷腕：五大財閥之一的大宇集團直接破產，不兜底；銀行該賣給外資的賣，該重組的重組；政府從直接操作轉為制定規則，讓市場優勝劣汰。

改革雖痛，經濟一度萎縮5.7%，但因為大家覺得公平——財閥、銀行股東都在虧錢，不是只有老百姓扛，所以能咬牙共渡難關。第二年GDP就反彈10.7%，2024年人均GDP達到3.6萬美元，超過日本。

反觀日本，轉型期里大企業、大銀行被全力保護，該破產的不破產，該改革的不改革，苦活累活全讓普通上班族承擔。

普通人心里不服，消極對抗，最終拖成了“失去的30年”。同樣是陣痛，結局天差地別，核心就在于代價是否分配得讓人心服口服。

說到底，2026年中國經濟的走向，不在宏觀數據里，而在這場博弈的結果里。增收計劃能否成功，關鍵就四個字：痛苦分配。

過去40年，我們靠做大蛋糕完成了原始積累；未來10年，必須學會分好蛋糕，否則再大的蛋糕也撐不住。這場關于“誰來付賬”的博弈中，沒有人是旁觀者，你的工資、房子、養老金，都和博弈結果息息相關。

這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