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大樓，被俗稱“大褲衩”，多年后洋人設計師承認設計中含隱喻

央視大樓，被俗稱“大褲衩”，多年以后，央視大樓的洋人設計師“庫哈斯”在國外媒體的采訪中公開承認央視大樓的設計中包含了某些隱喻。
北京，2024年，一段看似被遺忘的往事，被一句采訪重新點燃。
荷蘭建筑師庫哈斯，在接受歐洲一家主流建筑雜志專訪時，終于說出了那個讓人等了十幾年的“答案”。
“央視大樓的結構設計，確實有意植入了一些文化上的隱喻，它不只是一個建筑。”
人們轉發、評論、爭論、挖掘、諷刺，有人說他終于露出了“洋人設計中國地標”的底色，有人則說這不過是媒體斷章取義的二次消費。
但無論是哪一種，爭議的錨點都指向了那個熟悉又陌生的詞：“大褲衩”。
2002年，北京申奧成功后的第二年，央視決定要建一座“代表國家形象”的新總部大樓。
彼時的中國，正值加入WTO不久，城市化狂飆突進，每一座高樓都在參加一場沒有硝煙的國際化競賽。
央視，作為國家級的傳播機構，當然不甘落后，于是，這棟位于東三環，臨近國貿的奇特建筑，在國際招標中誕生。
建筑師選誰？這成了一個微妙的問題。
最終，設計方案來自荷蘭的大都會建筑事務所OMA，由雷姆·庫哈斯與中國建筑師竺炳榮共同操刀。
方案一亮相，就在評審會上炸了鍋——兩個傾斜交叉的斜塔，頂部再接合成一個環狀結構，形狀前所未有，尺度令人迷惑。
有人說這是對“中央權力”的視覺呈現，有人說是對全球媒體格局的空間反映，但更廣泛的聲音是：它怎么看都像一條“大褲衩”。
這個名字像病毒一樣擴散，成了公眾對這座建筑的第一印象，在街頭問“央視新樓在哪兒”，沒人知道；但問“大褲衩”，十有八九都知道。
一座國家級標志建筑，被民間用這樣一個帶點嘲諷意味的名字稱呼，這在當時是極不尋常的。
央視顯然不喜歡這個名字，官方從未承認過這個叫法，建筑行業內的討論也趨于謹慎，可在坊間、網絡、論壇、豆瓣、知乎上，“大褲衩”的討論從未停止。
2009年，“央視新樓”話題第一次大規模爆發，是因為一場火。
當時正月十五，央視新大樓配套的電視文化中心突發火災，整棟建筑燃燒近6小時，損失超過7億元人民幣。
有人拍下燃燒中的大樓視頻發到網上標題是：“大褲衩著火了”。
這場事故立刻引發公眾對央視大樓結構安全性的質疑，也把“這樓到底值不值”這個問題擺上了臺面。
庫哈斯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回應說：“任何一個前所未有的結構，都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但那時，沒人在意他怎么說，人們已經把“大褲衩”當作了一個符號。
它不僅是建筑，更是一種態度——對權力的距離感，對城市規劃的無力感，對“為誰設計”的質疑。
真正引爆隱喻話題的，是2024年那次采訪。
庫哈斯在接受荷蘭《Structura》雜志采訪時提到央視大樓時說：
“我們想制造一種超越‘功能性’的視覺語言，它既是連接，也是對抗，是一種站在文化交叉點上的建筑。”
主持人追問：“你是說，它有象征意義？”
庫哈斯輕輕點頭：“當然，這個形狀，不是隨機的。”
這句話被中國媒體翻譯后迅速傳播開來，有人提出陰謀論：這是故意的文化入侵，形式上的“殖民”；也有人反駁：建筑本來就有象征性，公共解讀是文化的常態。
但隱藏在爭論背后的，是公眾始終沒有參與“這棟建筑到底為誰而建”的決策過程。
央視大樓的選址、設計、預算、建設，幾乎都是由上而下完成的。
沒有公示期，沒有公眾討論，沒有市民投票，甚至連“它長什么樣”都是媒體在動工之后才逐漸曝光。
這與它的功能“公共傳播”形成某種結構性的反差。
而庫哈斯的“隱喻”發言，更像是為這場爭議蓋棺定論，又或者，徹底撕開舊傷口。
他的另一本書《Content》中，曾經收錄過一張極具爭議的圖——一個穿著內褲跳舞的人物，背景是央視大樓的剪影。
如今再被翻出，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座建筑的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轉折、每一處縫隙的含義。
但無論如何，央視大樓已經在那里，成為北京天際線的一部分。
它的技術依舊值得稱道：全球首個采用連續結構環形設計的超高層建筑，三維網格結構在設計與施工上都屬世界領先。
2026年初，北京市發布最新城市文創地標定位報告，央視大樓被列為“新北京文化意象”之一，明確指出：“其爭議性也是其文化價值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大褲衩”這個綽號，已經從民間諷刺，變成了官方認可的一部分城市敘事。
這是一種奇妙的轉變，就像一個曾經讓你不舒服的外來詞，最終被吸收、內化、認同，成為你的一部分。
央視大樓這一場關于“隱喻”的風波，其實最終是在問一個問題：我們城市的形象，誰來設計？誰來解釋？誰來命名？
當我們嘲笑“大褲衩”的時候，其實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城市話語權的重構，哪怕只是一個外號，它也有力量。
它提醒我們——城市不只是由鋼筋水泥構成的空間，更是由普通人參與、記憶、吐槽、甚至反對，組成的共識。
這可能才是那個荷蘭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想表達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