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知堂這杯茶

人生如茶，尤其是知堂這杯茶。

知堂早年，原是另一番氣象。

光緒十年，他生于紹興，與兄長共讀舊書，同赴東瀛。那時節，兄弟倆的燈是并在一處的。東京小石川的寓所里，他們譯《域外小說集》，談波蘭、匈牙利的被壓迫文學，心里揣著一團火——要為這昏睡的古國，尋一劑醒世的藥方。他寫《人的文學》，洋洋灑灑，說要“辟人荒”，要發現“女人與小兒的發現”。那文字是鋒利的，帶著新破開竹子的清氣與銳氣。誰曾想，這鋒刃后來竟慢慢收進了鞘里，隱入茶煙，化作案頭一件擺設。

轉變或是從回北平任教開始的。

民國六年，他走進北大紅樓，講希臘文學，講歐洲近代文章。講堂下坐著俞平伯、廢名、馮至，后來都成了他的知音。也正是在這時，他開始頻頻回望晚明。公安三袁，竟陵鐘譚，張岱的《夢憶》，文震亨的《長物志》……那些在末世里將生活琢磨成藝術的靈魂，仿佛隔著三百年，與他遙遙地打著暗語。

他寫《北京的茶食》，寫《故鄉的野菜》，筆調漸漸變了。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激昂，而是絮絮的，緩緩的，像老友燈下閑談。他說茶食“總不及南方來的細膩”，說野菜的滋味里“有一種舊時的清香”。這哪里是談吃食？分明是在亂世的喧囂外，為自己，也為同好者，辟一座可以安頓心靈的園子。晚明世子于國破家亡之際，寄情園林、癖好骨董，是無可奈何的沉溺；他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不是迎頭趕上，而是轉向草木蟲魚、苦茶古書，是清醒還是糊涂？

民國二十年前后，左翼文學風起云涌，文壇高呼“革命”“吶喊”。他卻靜靜地編起《明清笑話集》，校起《陶庵夢憶》，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將新文學的血脈，接續到晚明公安竟陵的“性靈”上去。他說：“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

這話惹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兄長。魯迅寫雜文批評“京派”的“閑適”，說那是“太平盛世”的點綴。他不直接辯駁，只在那篇著名的《老人的胡鬧》里，含沙射影地諷刺有些人“遇有新興占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兄弟二人，終于走到了燈火闌珊處，背對著背，各執一盞孤燈。

我總覺得，知堂的“無用論”與“閑適說”，內里藏著一股倔強的悲涼。當所有人都朝著一個方向狂奔時，他偏要停下來，說：等等，看看路邊的薺菜開花了。這不是逃避，而是對單一價值、狂熱潮流的一種沉默抵抗。他相信，真正的文明，不僅存在于慷慨悲歌里，也存在于一飲一啄的體面中，存在于對美與趣味的持守里。這持守，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近乎一種奢侈的、脆弱的英雄主義。

當盧溝橋的炮聲一響，他這杯茶便徹底涼了。

文人學者紛紛南下，如驚弓之鳥。他選擇“苦住”。理由聽來實際：“舍間人多，又實無地可避。”后人于此多有詬病，說他糊涂，說他怯懦。或許都有。但更深處，是否還有一種對時局的悲觀判斷，與對自身文化信念的奇異執著？他大約以為，文化可以超越政權更迭，文人可以如蒲草，在洪流中彎曲而不折。

他錯了。接下來的路，是一步錯，步步錯。從出席敵寇的“座談會”，到接受偽職，出任“教育督辦”，那襲原本清寂的長衫，終被潑上了洗不凈的污墨。鄭振鐸曾勸他南下，他淡然回絕；胡適從倫敦寄詩催促，他亦無動于衷。這時的“沖淡”，已變了味道，成了某種讓人扼腕的、知識分子的天真，或曰怯懦。

然而，就在這身敗名裂的時期，他的書齋生活竟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如常”。《藥堂語錄》《秉燭談》《書房一角》，一部部集子相繼問世。他埋頭于故紙，談筆記，論俳句，考民俗，抄古書到了“無抄不成文”的地步。外界的槍炮、生死、大義，仿佛都被那厚厚的書墻隔絕了。這是極致的逃避，還是極致的堅守？或許，對他而言，只有沉浸在那些永恒的文化碎片里，才能暫時忘卻置身其中的、潰爛的現實。那書齋，成了他最后的、搖搖欲墜的方舟。

抗戰勝利，他鋃鐺入獄。三年半的牢獄之后，他回到換了天地的北平。

生計無著，名聲掃地。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開始為上海的小報寫五六百字的“夜報小品”，換一點微薄的稿費。文字奇跡般地，又回到了早期的樸素與親切，談東談西，從容不迫。仿佛那些驚心動魄的變遷、那些不堪回首的選擇，都未曾發生。這是一種驚人的修復能力，還是文化人面對生存壓力時本能的收縮？

真正的救贖，是翻譯。當組織上安排他“給公家譯書”，每月預支稿費，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從此，每日伏案十小時以上，將全部的生命力，灌注到古希臘的神話、日本的物語、俄羅斯的民間故事中去。《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古事記》、《平家物語》……一部部匿名譯作悄然問世。那不再是“閑適”，那是苦役，是以衰老之軀，進行的一場沉默的文化贖罪與傳承。

文潔若先生回憶，八旬的周作人“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我仿佛看見，在八道灣那間愈發蕭瑟的書房里，一個清瘦的老人，就著昏暗的燈光，與兩千年前的盧奇安（路吉阿諾斯）對話。窗外是口號震天的1960年代，窗內是寂靜的、屬于荷馬與蘇格拉底的世界。他終于將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或者說，一座連通著古老文明彼岸的、小小的橋。

1965年春，他譯完《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在日記里寫道：“我的一生快到頭了。”語氣平靜，如陳述一件與己無關的事。兩年后，文革風暴席卷，他被紅衛兵從家中拖出，折磨，囚禁于破棚。1967年5月6日，趴在冰冷的鋪板上，悄無聲息地去了。

據說，臨終前每日僅以玉米糊充饑。

他這一生，像極了他推崇的茶，初品沖淡平和，細品卻百味雜陳。

作者：甘草子，不小資，不文藝，不妖嬈，不風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