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漢奇人民日報撰文：百歲人生只做一件事

我今年100歲了。很慶幸，我的人生與其說是過五關斬六將，不如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僥幸，算是超期服役了。

我出生于北京丞相胡同的潮州會館，祖籍廣東普寧。我家與教育有淵源。曾外祖父林啟在甲午戰爭后調任杭州知府，其間創辦了求是書院（今浙江大學前身）、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前身）與養正書塾（今杭州高級中學等前身）。外祖父林松堅（字魯生）曾留學日本并與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過同事，魯迅日記中幾次記載過兩人的交游。我后來記日記，習的就是魯迅的日記體。家庭環境對我的影響很大。外祖父教我學習《左傳》等經典，因此我習得“外圓內方”的處世態度；母親常教幼小的我背誦白居易等人的詩篇、練習鋼琴，使我至今熱愛詩詞和音樂。

少年時的我成長于動蕩的年代，求學之路非常曲折。我上過7所小學。由于父親的工作變動和時局變化，先后入讀西安培德小學、西安女師附小、北京西直門小學，后在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附屬第二小學（今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就讀3年。這也是母親的母校，不僅師資力量強、教學水平高，而且有豐富的課外活動，注重愛國主義教育，老師們總說“勿忘國恥”、教唱救亡歌曲《畢業歌》等，在學校里我常參演戲劇等文藝活動，后來我成了戲劇迷與此有很大關系。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我被迫隨家人從北京出發逃難到香港，在那里又讀了3所小學，然后在九龍文化中學讀初中。由于戰亂，我不斷轉學，中學讀了8年，在香港、上海、重慶、韶關、梅縣、汕頭等地換了8所學校。

讀中學時，我就立下了理想：要做鄒韜奮、范長江、蕭乾那樣的記者，“相機身上掛，足跡遍天下”。到了報考大學時，我一不報收費高的學校，因為家里有6個弟弟妹妹要養；二不報沒有新聞系的學校，因為要當新聞記者。1946年，我如愿以償考入位于蘇州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那里名師薈萃，學校開設10多門專業必修課，還有豐富的文史哲藝課程。新聞系主任是著名新聞人俞頌華。馬蔭良、金仲華、葉圣陶、顧頡剛、王蕓生、費彝民、曹聚仁等名家都曾任教或指導過我們。其中，馬蔭良教授對我影響很大，上海解放后，他擔任上海新聞圖書館館長，知道我成績不錯，就邀請我到該館擔任研究館員。

上海新聞圖書館由解放日報社創辦，安置了因《申報》《新聞報》停辦而退下來的老記者老編輯。我到那里報到時，是館員中唯一的年輕人。當時上海共有57家公私圖書館。我建議調查各圖書館的藏報情況，并摸清新聞學藏書情況。1951年，《上海各圖書館藏報調查錄（附新聞學圖書目錄）》編印，收錄了31家圖書館的收藏書報情況。在上海新聞圖書館的3年里，我看完了出版時間跨度達78年的2.7萬多份《申報》，摘錄了2萬多張卡片，這為我后來從事新聞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還在上學時，我就養成了摘錄資料制作卡片的習慣，一輩子下來積累有幾十萬張，這些卡片為我從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這期間，我還應邀到上海圣約翰大學報學系兼職講授新聞史專題課，可以說，這為以后我長期從事新聞史教學埋下了伏筆。真正成為一名教師，要從1953年8月算起。我來到北京大學報到，正式成為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助教。從那時起，到2023年指導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畢業，整整70年，算得上是個“老園丁”了。

這70年里，我先后兩次在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工作。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8年，是教學相長的一段時期。為了備好課、上好《中國新聞史》課程，翻閱了大量舊報刊，看了不下2000本書，寒暑假還到京滬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查閱和搜集報刊資料、走訪老報人，開展新聞史研究。第二次是1972年到1978年。當時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師資嚴重不足，我和人大新聞系大部分教師之前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于是整建制地被轉移到北大。

1978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全體師生除77級本科生外全部轉到人大新聞系。我跟隨回到人大。這樣，算上上世紀50—70年代在人大工作的十幾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院）前后工作了6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致力于中國新聞事業史的教學和研究，出版了相關的書和教材，發表了論文，有的引起了很大反響。1979年，《報刊史話》出版，這是1964年我應吳晗之邀，為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寫的一本書，但當時未能出版。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出版，共57萬字，涉及報刊超過1160種，介紹報人1500余位，糾正前人著述錯誤200余處，算是我30年教學研究的結晶。

新聞史研究提倡“打深井”。要重視個案的深度研究，聚焦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或地域，或新聞現象、事件、人物等具體問題，進行縱向深度挖掘，而非泛泛而談。要集中精力穿透表層史料，在特定領域持續向下開掘，通過對原始檔案、口述資料、報刊原件等一手文獻的系統梳理，揭示新聞業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演變規律。新聞史和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密切聯系，可以從經濟基礎、政治格局、思想潮流等多維度揭示其發展規律，最終形成具有學術穿透力、延展力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形成對話。

1983年發表的論文《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就是我請新華社駐英記者拍錄敦煌出土《進奏院狀》，對其60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訂后，證實這是一份發行于公元887年的唐朝邸報，不僅是現存我國最早的報紙，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報紙。這一發現，解決了長期以來關于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爭議。

也是在那一年，我出版了教材《中國新聞事業簡史》，此后，陸續出版了《報史與報人》《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新聞史的奇情壯彩》《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等著作。1999年，《中國新聞事業通史》3卷本出齊，這是自1986年起，我和寧樹藩、陳業劭等新聞史專家組織全國20多家新聞學術單位的50位學者共同編寫完成的，共260萬字，達到當時“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13年，《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在新加坡出版英文版10卷本，成為“新中國新聞學著作的第一個外文譯本”。

作為一名教師，教學和研究之外，我還一直關注著新聞學這門學科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1984年我與復旦王中、人大甘惜分成為我國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導師，開始招收新聞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隨著新聞學教育蓬勃發展，至2023年12月底，我一共指導了52名博士研究生和6名碩士研究生。1998年，我寫過一篇小文《中國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搖籃——寫在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引起北大領導對新聞與傳播教育的關注，北大和清華先后在2001年、2002年創建了新聞與傳播學院。指導的幾位博士也參與了建設，這是我所樂見的。為了促進新聞史的研究，1989年我發起創立了中國新聞史學會，經幾代人接力，目前成長為國內新聞傳播學方向唯一一家以研究中外新聞傳播歷史與現狀、促進新聞傳播學發展為宗旨的一級學術團體。很高興，今天在老中青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已經是繁花似錦的百花園。

如今，雖然已邁入百歲，但我堅信，活到老學到老。從上世紀90年代古稀之年學習使用電腦，后來學會上網，到現在使用微信、開通微博，我一直緊跟時代發展。從時政新聞到文史哲書籍，至今仍每日學習，未敢懈怠。新聞學科與政治關系密切，不學習不知方向，“一舉足則不能無方向，一著論則不能無宗旨”（嚴復語）。梁啟超一生著述凡數百萬言，均為政治談。新聞學科還需要廣闊的知識面。《十三經》《說文》及諸子著作等，章太炎都讀過。梁啟超在為《清議報》撰稿的一段時間內，讀書100多本。楊振寧說過要把“天線”拉長一些。梅蘭芳之所以成就高，就是因為師從多家名派，匯各家之長于一身。同時，要注意處理好“博”和“約”的關系。除文史社科外，也要讀一些好的小說。小說是社會生活的鏡子，可更形象地了解社會歷史、異域風情等。

學習和研究要有所師承，先把前人的學問接過來，站在別人的肩膀上起步；要有好的學風，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要有膽識，有真正的見解，不唯上，不唯書。做研究切忌當墻頭蘆葦，跟風、看形勢、摸氣候。要開拓求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板凳甘坐十年冷”。新聞史研究是新聞學的基石，容不得半點馬虎，每一個結論都必須有扎實的史料支撐。做學問就像蓋房子，史料就是一磚一瓦，沒有堅實的磚瓦，再宏偉的藍圖也只是空中樓閣。應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厚積薄發。“考據如老吏斷獄”，對史料還要學會“辨真偽、定是非、斷取舍”。當年，我寫太平天國新聞史的研究，只寫了3000字的文章，卻看了4個月有關太平天國的資料。

我曾說過：“我這輩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聞史、教新聞史。”回望百歲人生，我做到了。

原標題：《方漢奇人民日報撰文：百歲人生只做一件事》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杜俊超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

來源：作者：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