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輪動蕩,表面原因很多,但真正繞不開的,是一個長期存在卻很少被正面描述的現實:這個國家相當一部分關鍵財富,并不掌握在國家財政體系中,而是集中在一個封閉的權力—經濟集團手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并非資源貧乏國家,相反,它擁有全球前列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但資源型國家最致命的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資源,而是資源收益流向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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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衛隊能夠長期掌控經濟,并非偶然。1979 年伊斯蘭革命后,新政權對傳統國家機構和市場體系高度不信任,大量產業被沒收或國有化,而革命衛隊被賦予了“革命資產看管者”和“國家安全工程執行者”的雙重身份。法律和政策層面長期默許甚至明確允許其參與經濟活動,理由是安全項目不能交給不可靠的市場,也不能完全暴露在審計之下。兩伊戰爭期間,大量工程建設和物資調配直接由其體系完成,戰后,這套臨時經濟結構不僅保留下來,還逐步擴展到能源、交通、通信和大型基建領域。制裁環境反而強化了這一機制,灰色貿易、繞道出口、地下物流、替代金融,這些普通企業難以觸及的領域,全都成為革命衛隊穩固生存、擴大版圖的工具。
在伊朗,革命衛隊早已不只是軍事組織,而是一個高度成體系的經濟主體。外界普遍估計,它直接或間接控制了伊朗約 20%—30% 的經濟活動,激進估計甚至接近 40%。尤其是在高利潤、強壟斷、低透明度的行業,革命衛隊的存在幾乎是結構性的。能源、港口、鐵路、高速公路、通信網絡、電力設施、大型工程承包和基礎設施建設,許多項目并不經過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而是以“國家安全”“戰略工程”為名,直接交由具有革命衛隊背景的企業承接。名義上,它們仍是國有或準國有企業,實質卻是革命衛隊經濟網絡的一部分。貿易、物流和港口節點同樣掌握在體系內,這保證了在制裁下仍能維持現金流和資源循環。金融層面,一些關聯基金會、投資機構和影子公司,則承擔著資金調度和風險隔離,使經濟收益在體系內部循環,而非回流公共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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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構直接導致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國家預算持續吃緊、公共服務不斷縮水、貨幣反復貶值,但體系內集團對制裁和通脹的敏感度明顯更低。制裁壓縮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空間,卻在客觀上強化了掌握渠道和資源的少數集團。于是就出現一種看似矛盾、卻完全真實的狀態:油還在賣,工程還在做,錢卻不再需要通過財政部分配,“國家沒錢”和“體系不缺錢”可以同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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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財富分配高度脫離社會結構本身,問題就不再是抗議能否被壓下去,而是統治成本是否還能被持續支付。維穩需要現金流,忠誠需要補償,一旦外部壓力加重、內部效率下降,連“值不值得繼續壓下去”都要反復計算時,結構性的脆弱就已經顯現。伊朗今天面對的,并不是某一輪情緒爆發,而是一套長期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力結構,正在承受它自身積累的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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