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船員權益保障的問題挑戰及應對建議

編者按：我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船員隊伍，是保障海上物流、服務“海洋強國”的關鍵力量。然而，國際法律沖突、地緣風險、技術變革等多重挑戰交織，船員權益保障面臨嚴峻考驗。本文剖析了六大核心挑戰：國際法律風險、國內法治落地難、糾紛解決效率低、綠色轉型壓力大、全球供需失衡、心理健康支持不足，并提出構建“制度-法治-保障-協同-關懷”五位一體的權益保障網。船員權益關乎航運業根基。唯有系統性強化保障，方能守護海員尊嚴，筑牢海洋強國之基。

上海仲裁委員會 易園

作為全球最大規模船員隊伍的國家，我國船員是保障海上物流暢通、服務“海洋強國”戰略的關鍵力量。當前，國際海事環境日趨復雜，船員權益保障面臨一系列交織著傳統風險與時代新變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如何通過系統性、法治化的保障舉措，切實維護好這支隊伍的合法權益，已成為行業健康發展的緊迫課題。

要系統破解這一課題，推動船員權益保障邁向更高質量，亟須對當前面臨的深刻變革與實踐難題進行厘清。這些挑戰相互關聯、彼此疊加，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國際法律環境日趨復雜，“長臂管轄”與地緣沖突帶來直接風險。 部分國家通過國內法進行“長臂管轄”的趨勢加強，例如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被賦予更大權力審查關鍵水道的航運活動。當船舶因船東受制裁而被扣押或拒絕入港時，船員往往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面臨薪酬支付中斷、保險理賠無門甚至無辜被滯留的困境。同時，持續的紅海危機等地緣沖突事件，不僅直接威脅船員人身安全，其引發的航線變更、港口關閉等連鎖反應，也極大地增加了船員的工作負荷與心理壓力。

二是國內法治保障迎來里程碑，但配套落實亟待跟進。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將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法首次設立了“船員”專章，從國家法律層面系統規定了船員的勞動合同、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醫療待遇等核心權益，這是我國船員權益保障的重要法治進展。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如何制定配套法規、細化操作標準、確保新法精神真正穿透至每一艘船舶、每一位船員，是當前面臨的關鍵任務。

三是海事糾紛解決機制正在創新，追求效率與溫度的統一。針對海事糾紛專業性強、涉外因素多、船員維權不易的痛點，我國正在大力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一個重要的實踐是最高人民法院與交通運輸部聯合推動構建全國范圍內的水上“一站式”解紛中心，旨在整合仲裁、調解、訴訟等資源，推行“調解挺前”模式，目標是實現“小事不出船、大事不出港、矛盾不上交”。這為船員提供了更便捷、高效且低成本的維權渠道，是司法服務護航船員權益的重要體現。

四是行業綠色智能轉型加速，帶來技能與安全的雙重壓力。國際海事組織（IMO）關于船舶能效與安全的法規不斷升級，例如新的《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修正案將于2026年生效，對消防、集裝箱系固等提出更嚴格要求。與此同時，LNG、甲醇等新能源船舶以及智能航行系統的普及，使得船員面臨緊迫的職業技能轉型壓力。這種技能更新要求與持續加大的安全責任疊加，構成了影響職業穩定性的新挑戰。

五是全球船員供需失衡與工作環境問題依然嚴峻。據ICS最新報告，全球操作級船員缺口預計仍接近9萬名。供需失衡背景下，船員的工作負荷普遍加重。盡管國際勞工組織（ILO）確定了未來三年的船員最低工資上漲方案，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ITF）的集體談判協議也致力于保障船員的岸休權等福利，但將這些國際保障切實轉化為每一位船員，特別是中國船員在合同、薪資與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對等權利，仍需政府、行業組織和企業共同努力。

六是心理健康與職業發展支持體系存在短板，且船上人際關系與社會支持網絡面臨新變化。遠洋船員長期處于與社會、家庭物理隔絕的狀態，高強度工作與極端環境導致心理問題高發。盡管現代通訊技術使船員與家人聯系更為便捷，但客觀上也可能減少船上人員之間深度的面對面交流與集體活動，傳統同舟共濟的緊密紐帶有所弱化，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船上的團隊凝聚力與社會支持感，可能加劇個體的心理孤獨。與此同時，長期分離使船員在履行家庭責任方面面臨特殊困難，影響職業堅守意愿。更為根本的是，職業發展路徑在達到一定職級后趨于狹窄，向岸上管理或技術崗位轉型的通道不暢，削弱了職業的長期吸引力。

應對這些挑戰的關鍵在于，需以系統性思維和創新舉措，構筑涵蓋制度、法治、保障、協同與關懷的船員權益保障網：

一是夯實制度根基，強化自有船員隊伍建設，穩固行業發展核心。船員是航運業的根本，但當前多元、松散的用工模式正制約這一戰略資源的穩定性。實踐中，船員用工除直接勞動合同外，普遍存在勞務派遣、船舶管理公司外包乃至“自由船員”短期配員等多種形式，導致勞動關系復雜、責任鏈條模糊、船員歸屬感弱。特別是占比近六成的自由船員，其職業發展與權益保障更易陷入真空。因此，推動航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與骨干企業，將建設自有船員隊伍提升至保障供應鏈安全與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戰略高度，已刻不容緩。這遠非簡單的成本考量，而是對企業長期發展的關鍵投資：建立穩定的自有核心梯隊，通過“訂單式”培養確保高級船員供給，能直接降低因頻繁換員帶來的安全風險與培訓重置成本；構建“培訓-認證-晉升-薪酬”一體化的發展通道，則能將人力資源轉化為高效、忠誠的運營資本，從根本上增強企業應對市場波動與技術變革的韌性。

二是優化法治路徑，以“一站式”解紛創新讓維權更可感、更有溫度。近年來，針對海事糾紛專業性強、船員維權不便的痛點，各地創新的“一站式”解紛實踐正將紙面權利轉化為可感服務。例如，上海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航運仲裁院聯合上海海事法院長興島派出法庭、崇明海事局設立的長江口海事司法仲裁服務平臺；安徽蕪湖整合海事、司法、法院資源打造航運法律服務中心，實現法律咨詢、調解、仲裁等“一窗通辦”；長江干線多個水域設立的“水上維權站點”等，這些實踐的核心在于推進“調解挺前、訴訟或仲裁兜底”，通過線上平臺實現“遠程調、掌上辦”，將平均解紛周期大幅壓縮。未來應全面推廣此類模式，其意義不僅是提升效率，更是通過便捷、專業且富有人情味的服務設計，讓每一位身處困境的船員都能感受到法治的支撐與溫度，從根本上感受到糾紛解決的效率和溫度，提振其從業信心。

三是創新風險保障，設計推出“船員買得起、用得上、信得過”的普惠保險。現有工傷保險與商業保險難以覆蓋船員全球流動、風險特殊的職業痛點，創新保障產品勢在必行。其必要性在于填補關鍵空白：從紅海危機等地域風險帶來的人身意外，到境外就醫的巨額費用，再到因船東責任糾紛導致的收入中斷，乃至日益凸顯的心理健康危機。真正的船員保險，必須是“船員買得起、用得上、信得過”的普惠安全網。可借鑒廈門為漁工設計低費率、高保障互助保險的模式，由行業協會主導、政府支持，推出涵蓋高額全球醫療救援、心理健康服務、法律費用支援與收入損失補償的綜合性產品。關鍵在服務下沉：在主要港口設專門窗口簡化投保理賠流程，并通過衛星通訊支持船上遠程醫療與心理疏導，讓保險從一紙合同變為觸手可及、雪中送炭的堅實依靠。

四是深化人文關懷：正視“海上孤島”困境，構筑身心健康防線

必須清醒認識到，再發達的通訊技術也無法完全消解長期海上隔離對船員身心的結構性侵蝕。正面案例顯示，關懷需主動上船：如廣州海事局組織醫療隊登輪義診，舟山工會派心理咨詢師開展艙內訪談，部分企業開設家屬熱線與組織港口探親。然而反面現實更為普遍：多數船舶仍是心理支持的“荒漠”，船員“心事靠藏”，人際關系因高度流動性與數字溝通替代而趨于淡漠，孤獨感加劇。因此，關懷必須制度化：強制要求大型船舶接入遠程心理健康服務系統，并對高級船員進行心理危機識別培訓；企業需創新“家庭友好”政策，如設立家庭支持基金、探索更靈活的合同周期。最終目標是將每一艘船都建設成有支持、有聯結的“海上社區”，而非情感與信息的孤島。

五是凝聚社會合力：構建常態化協同共治的保障生態。船員權益保障跨越海事、人社、司法、衛健等多個系統，涉及企業、協會、工會等多方主體，任何單方努力都難以奏效。必須推動建立跨部門常態化協同機制，如在國家與地方層面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聯合研判問題、打通政策壁壘、共同開展專項行動。同時，應大力支持海員工會、航運協會等組織在集體協商、職業培訓與權益監督中發揮更大作用，并鼓勵公益組織與媒體參與，通過持續宣傳船員故事、舉辦“海員日”主題活動等，提升其職業公眾認知度與社會榮譽感。唯有形成 “政府引導、企業主責、工會賦能、社會尊重” 的共治格局，才能為保障網提供最深厚、最持久的社會支撐，讓海運強國的基石堅不可摧。

船員權益保障，本質是對航運業核心戰略資源的投資，是對“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踐行。這要求我們構建一個法治健全、機制靈活、社會共擔的保障體系。當船員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尊重，職業歸屬感與尊嚴感切實提升，他們必將更堅定地投身航程，與行業和國家戰略實現更深度的雙向成就，共同駛向深藍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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