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編輯怎么做了這么多翻譯工作啊

做書按：「偏心：2025 100位編輯的年度之書」正在做書隆福寺店如火如荼展出中，展覽將持續到2月1日。今天這篇編輯手記來自參展書目《張喜與〈南京條約〉》的責任編輯，這本算得上是本屆偏心展上十分跌宕起伏的一本，報名表字字血淚。編輯寄來了一本手搓的“ EDITOR'S BURN BOOK ”作為展品，內含編輯期間邊查證邊寫的閑話、訂正原稿差錯的校勘筆記、校勘筆記的校勘筆記（no套娃）、書都出版了還沒想到最優解的譯文（求教）、被無語刪去的驚世駭俗譯注......不兒，編輯怎么做了這么多翻譯的工作？

先通過這篇編輯手記給大家講講這本歷史題材譯著出版背后的故事吧。本周六（1月17日），本書責編和營銷編輯還將來到展覽現場舉辦沙龍活動，歡迎你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報名，搬好小板凳來聽。（據說會放出來更多的編輯內幕。）

此外，偏心展的延時開放啦！！！

周一至周三 10:00-19:00

周四至周日 10:00-22:00（21:00停止入場）

為“偏心展”制作的展品EDITOR'S BURN BOOK，內有驚爆彩蛋

BURN BOOK內頁概念，準備展品像在做手帳

編輯和這世上大多數工作一樣，都是“隱形人”。成為編輯之前，作為讀者，99%的時間里我并不會注意到，捧讀的我與封面上的名字之間還隔著一個人；另外1%的時間則是讀著讀著發現了書里的差錯之時。

編輯究竟是做什么的？——進入出版社之后，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者說“探尋編輯職責的邊界所在”，就像在沙盒游戲里尋找“空氣墻”一樣。

“空氣墻”代表著世界盡頭，不過，絕大多數人玩游戲并不會刻意去找“空氣墻”，往往是偏離了常規路線時無意間一頭撞了上去，才意識到：“啊，原來已經走了這么遠了嗎？”

入行三年，最近我剛剛撞到了屬于我的“空氣墻”，因為我發現了另一個“隱形人”。

圖1　山西人民出版社“溯源”叢書全家福，

攝于2025年10月

2025年初，我接到一部書稿。當時我所在的“溯源”叢書負責人對我說：“這本書還是得你來做。”我低頭看白紙上的英字標題：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直譯也就是《張喜與1842年〈南京條約〉》。

我立刻明白了為何要交給我做，大概是因為我同時具備翻譯和歷史的學科背景，興趣又是近代史和翻譯史，做這個題材的譯著再合適不過了。不過說來慚愧，那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張喜是誰？”

了解作者身份和書的內容之后，我漸漸意識到肩上的責任——這本書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哈佛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生鄧嗣禹的學位論文，研究的是張喜在《南京條約》談判過程中撰寫的《撫夷日記》。鄧嗣禹1942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的教職，他的論文也迅速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于1944年出版，對當時的留美中國人來說，可以說是異例中的異例。

《張喜與〈南京條約〉》這部書，說是研究，其實是對《撫夷日記》的譯注，鄧嗣禹窮盡了當時可供利用的中西史料，仔細比對中英各方對同一日、同一事的說法，逐日驗證了張喜所記之事的可信度，并度量其分量，給出自己身為史家的見解，所以這本書也可謂一部《撫夷日記》的百科全書式使用指南。

那么，張喜究竟是何許人？

鴉片戰爭之初，愛新覺羅·伊里布從云貴總督任上被調到浙江，任欽差大臣，負責處理英國人的事。張喜是他從前任云貴總督之時的的仆從，伊里布起程赴浙江時，別人都嫌太遠沒有跟去，只有他跟去了。他并不是“簽賣身契”那種終生的奴仆，只是輾轉不同官員之間幫忙打雜，也就是今天的所謂“臨時工”；做事的時候他就盡心侍奉，想辭職的話，他也可以一走了之——正如后來金陵事一了結，他便堅決地回了天津老家。

隨伊里布到浙江以后，他很快接到一項大工作：伊里布派他去定海的英艦上，商討釋放俘虜的條件。那時是1840年的秋天，此后半年間，他陸陸續續六上英艦，身為一個家仆，竟扮演起外交使者的角色來。如果當時有崗位描述（Job Description）的話，這無疑已遠遠超過了張喜的職責范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既身為伊里布的仆人，伊里布對他有所要求，他便完成主人的命令，似乎又沒有超出自己的使命范圍。

他將自己在定海時的活動記錄下來，寫成了一部小書，題為《探夷說帖》。這部書沒有后來成為鄧嗣禹先生研究對象的《撫夷日記》那么詳細，僅串聯起六次上英船之事，而《撫夷日記》是精確到每日，即使什么“大事”也沒發生，只是耆英來找伊里布吃了頓飯，他都會寫下來，而且是當天就寫，絕不拖到次日。

我想，這或許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工作留痕”。在定海第一次辦理“夷務”后，他和伊里布都被拿辦下獄，差點丟了性命。此次再被伊里布召來江浙，也許為保命起見，他便留下了更為詳細的記錄，陰差陽錯間成了歷史的見證。當然，這只是我從打工人的角度所作的揣測而已。

圖2 赴上海與譯者溝通之時制作的審讀本，以及為制作別冊已散架的文殿閣版《撫夷日記》

對照原作讀譯稿到此處時，身為編輯的我已經發現了不對勁之處，委婉地說就是需要修正的地方非常之多，尤其是專業的歷史學詞匯。幾頁之后，我開著修訂模式在WORD文檔中越改越怕，越改越沒底氣。修改程度已經接近重新翻譯的地步，這是我身為編輯應該做的工作嗎？這樣是否有點越俎代庖？正確的做法似乎是退回讓譯者修改，但是說到底，既然交上了這樣的譯稿，即使返回修改，恐怕也不見得有效果，最快的恐怕還是由我來直接改。

雖然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但我腦海中還是閃過“編輯把我的譯稿改得面目全非”“專橫出版社不講道理”等等等等可以預想的后果。我不由得想起了張喜。伊里布為了讓他看起來像點樣，在定海派他去見懿律之前，擅自讓他戴上了六品頂戴。張喜會不知道這是他不能戴的東西嗎？他當然知道。后來下獄被親王和各大臣審問，說他“不配”，他反問道：“當時配者固不乏其人，何獨使一不配者為之？”

那我呢，我配嗎？

如果說張喜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他的主人，那我的主人是誰？翻譯界流傳著所謂譯者“一仆二主”的說法，既要對原作負責，又要對譯文的讀者負責（語出楊絳）。雖然當時我并不怎么喜歡這個比喻，但如今成了譯著編輯的我，也不得不給自己尋起了主人。此時我何止“一仆二主”，儼然“一仆三主”，在原作（即作者）和讀者之外，還多了譯者這個主，那我究竟該優先對哪一位負責呢？

最后，我選了作者。作者傾注了心血的作品，是我作為編輯最應當“盡心侍奉”的對象。作者是歷史學者，那我就要保證他的文字譯回中文仍像個歷史學者，這是我最大的使命。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可以不尊重譯者的意志。隨讀譯稿隨撿問題，羅列出一份近似風格指南的修改方向后，我與譯者進行了一番拉鋸戰式的耐心溝通，在確保對方完全明白我即將對譯稿作大刀闊斧修改的基礎上，2025年4月，我終于開始對譯稿的主體部分動手了。

我該如何簡明扼要而不失體面地說明這部譯稿的“挑戰性”呢？此處僅舉一個例子：第一次打開索引時，我看到一條“I”（大寫字母i），譯作“第1卷”；一條“Man”，譯作“男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按照索引所標頁碼，稍微調查了一下原作中這兩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震驚地發現竟是：

I，夷

Man，蠻

僅此而已。這兩個字的漢字已經清楚地標在譯音旁邊，沒有任何可誤解之處。

圖3　原作影印件局部，“蠻”“夷”見注229；旁邊的修改痕跡為本書編輯所作

在無盡的補譯、重譯、校訂、編輯工作中，日記也從張喜回憶1840年的定海之事漸漸進展到1842年的金陵兵臨城下，又到危機暫時解除、條約簽訂，以及張喜最后完成任務起程回鄉。隨著編輯工作的深入和壓力的積累，有那么三天的日記，每一次讀到都會比前一次更感同身受，那就是1842年8月12日—14日。這三天中含有1842年最危急的48個小時，南京危在旦夕，而一切似乎都被丟給了這個再普通不過的“打工人”。

張喜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煉獄，此處不便“劇透”，但從打工人的角度看，張喜當時面臨的處境可謂“領導不靠譜，同事不干活，甲方要吃人”的究極升級版。他身邊似乎沒人當回事，能應付交差就行，比起國家的未來，他們更關心自己的前途。8月14日，預備接手談判的黃恩彤樂觀地安慰他：“漢朝曾輸五千斤金與匈奴，所失者小，保全者大。……此處一了，各處均安，你亦不要心里難受。”而8月13日晚上，英國人已下最后通牒，說天明就開炮，耆、伊、牛三人卻在討論派人的批次，方便將來保舉的時候開清單敘功。張喜在此處寫道：

喜說：“辦事的只管辦事，保舉時即請全行開列何妨？”三位大憲不語。

最為危急的8月13日，當日忙碌一天回城報告后，午夜子刻（11—1點）便又出城，早上5點之前趕到英國人的船邊投遞公文，此時距離開炮時間只剩3小時。此后又一直忙到中午，張喜等人才跟隨黃恩彤、咸齡回城。捱過這日回去以后，張喜寫他“因受暑熱吐瀉不止”。

最危急的時刻捱過去之后，黃恩彤和咸齡接手了談判，張喜便逐漸被邊緣化。耆、伊、牛三人似乎更關心內斗，耆英和伊里布關系不佳，伊里布甚至得通過牛鑒打聽談判的最新進展，索性就不讓張喜繼續過問“夷務”。張喜為此很是受傷，曾找到機會詰問伊里布：這次他本不該來的，是伊里布急著召他過來，如今又不許他再知道“夷事”，那當初何必遠道召他來此？面對張喜的質問，伊里布只是長嘆一聲，沉默許久。

后來金陵事了，張喜執意要回天津老家去，任憑伊里布和耆英如何挽留、如何許諾功名，希望他一同前去廣東，他都不肯松口答應。不但不答應，還要把這幾個月的憋屈全部吐出來：

險難之事，必是命喜出頭；易辦之事，必是有職分之人前往。……耆將軍口說怕喜壞事，心里其實是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即是怕中堂（伊里布）成功。中堂成功豈不蓋了耆將軍的面子，耆將軍焉得不嫉妒？

完成了這樣艱巨的任務，張喜最終又得到了什么呢？伊里布賞了他一千兩的旅費，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獎賞。他把得到的錢分成三份，一份給父母，一份贈友人，一份買書，到家時已身無分文。

圖4 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Painted by Captain John Platt.

這幅司空見慣的《南京條約》簽訂圖只繪入了“重要”的人，比如入畫的中國人只有桌邊的黃恩彤、耆英、伊里布、站在羅伯聃（Robert Thom）后面的牛鑒，以及夾在巴加（William Parker）和麻恭（Malcolm）中間的咸齡五人。雖然簽約當天整日都在近處，張喜卻作為“無關緊要”的人，就這么在畫中“隱身”了。他重要到需要伊里布寫親筆信緊急召到南京來，卻不夠重要到在歷史的畫卷上留下身影。

前面說過，張喜“陰陽”了早早就開始商議將來保舉誰的清廷大員，但他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理由，只是擔心自己被排除在外而已——后來他確實因此寫了不少耆英的壞話。他也只是一個普通人，盡管在日記中時有遠見，但并未超脫自己的時代和眼界。他會在日記里遮掩自己犯下的錯；他寫各位大憲并不關心條約內容，而他自己也不怎么關心具體內容，描寫靜海寺內景都比抄錄條款內容起勁；他會在日記中借伊里布之口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也會沉浸在自己的“火攻妙計”里。但誰會對一介普通的打工人嚴加要求呢？畢竟，他已經完成了遠超預期的工作。

圖5　內封封底設計時采用了《南京條約》的鈐印頁，以“萬年和約”的結尾作為本書結尾

后來我才發現，“隱形人”不止張喜，還有本書作者鄧嗣禹。

他的名字一直隱藏在費正清后面，想要介紹他，就必須得加上費正清。我跟所有人介紹鄧先生，第一句話都必須是“他是費正清的第一個博士生”。實際上，在赴美攻讀博士之前，他已經是燕京大學卓有成就的目錄學專家，1937年便受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 W. Hummel）邀請，前去華盛頓參與編寫恒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且負責的都是晚清的重要人物，其中有3位人物是和剛回哈佛執教的費正清共同完成的。

1938年到哈佛深造以后，費正清便立刻和他開展合作研究，陸續發表了三篇清史論文。比起師生，他們更像研究搭檔。在鄧嗣禹幫助下掃清了使用中文檔案方面的障礙之后，費正清才得以將自己的博士論文擴展成為專著出版，即《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一書，鄧嗣禹對《撫夷日記》的研究也為費正清將研究時段向前拓展到1842年打好了基礎。合著《沖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時，鄧嗣禹的名字是在費正清前面的，到出版中譯本時，他的名字卻悄然放在了費正清之后。

包括《張喜與〈南京條約〉》這部博士論文也是，也許很多人會疑惑，為什么博士論文會是對一部文獻的譯注，而不是“正經”的研究？這是時代催生的要求，處于“拓荒期”的美國漢學研究存在語言和文獻掌握方面的重大缺陷，當時就讀于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的中國人便被要求作中國古籍翻譯方面的論文，如楊聯陞1946年在哈佛的博士論文也是《〈晉書·食貨志〉譯注》，又如鄧嗣禹此書出版后，美國學者鼓勵他再接再厲，翻譯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諾布爾（Harold Noble）的書評便十分露骨：

許多研習東亞歷史者都無法閱讀中文，因此，譯出這樣一本重要的日記對歷史學界是莫大的貢獻。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者以鄧博士為榜樣。

如今看來，難免有幾分為美國人“做嫁衣”的意味，但這一批哈佛出身的歷史學者也借此打下了十分堅實的文獻功底。此外，真正做過譯者的人都明白，要想譯好一部書稿，首先必須成為這部書的專家，譯事絕非易事。本書也是如此，鄧嗣禹在翻譯的同時，不僅對《撫夷日記》本身作了扎實的文獻梳理和頗有洞見的評述，還整理出一份奠基性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研究相關參考書目，同樣附帶評注。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不妨把本書的出版視作“隱形人”想要被看見的努力。

作為責任編輯，我對照作者原書及所用參考文獻逐字逐句修正本書譯稿，找到所有引用的史料原文，修正原作初版時的四十余處差錯，找到《金陵梵剎志》中的靜海寺和大報恩寺插畫作為外封用圖，購入《南京條約》簽名鈐印頁的實物圖作為內封用圖，購入鄧嗣禹使用的1936年版《撫夷日記》影印作為隨書別冊，為了本書裝幀設計在幾方之間斡旋……這一切都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完成，最后的最后，我這個“隱形人”又孜孜不倦地寫了這老長一篇文章宣傳自己和自己的書，就像張喜逐日記下自己在金陵的所見所聞。總而言之，我已經做了一個編輯能做的所有事，這就是為何本文開頭我會說自己終于觸到了那堵“空氣墻”。

圖6 和本書的美編、營銷編輯去印廠盯機，被藍色系封面折磨得不輕

在全身心投入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我愈發感覺到，張喜的日記不僅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也具有歷久彌新的現實意義：這也是一部小人物的悲歌，一種超越時代的職場縮影。事成無功，事敗有罪；人微言輕，偏擔重任。具體的工作仰仗“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完成，波瀾壯闊的歷史只留下“大人物”的名字。而本書的書名偏將“小人物”的名字（張喜）放在最前面，和“大事件”（《南京條約》）連接在一起，以鴻毛之輕撬動泰山之重。

本書編輯事了，我當然不會像張喜一樣，拿一筆“旅費”（在我則是編校費）就此歸去；好在我的上司也并非伊里布，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每每遇到困難，當初把書稿交給我的“溯源”叢書負責人都會第一時間站出來解決，此是我比張喜幸運之處。至于本書能產生多大的波瀾，那就是“空氣墻”另一端的事了，應當由各位讀者來決定。

圖7　艱難走到大家面前的《張喜與〈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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