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接上回。
但在上月24日,又來了一個哥們兒,名叫衣仁生,老麻喚他小衣。小衣比老麻小十來歲,昆明當地人,是老麻被洋人從盤龍江請到昆明后結交的第一個朋友,老麻很看重這份友情。小衣讀過高中,沒有畢業,不過英語說得好,他家里三代信教,老爹是留洋西醫。抗戰時昆明修機場供飛虎隊起降,美國人要跟當地人打交道,小衣此時泰森先生當翻譯,每天接觸,時間長了就成了朋友。老麻的老婆就是小衣給張羅的是個寡婦,以前在小衣老爹供職的醫院里打雜。
泰森先生回美國后,小衣就到機場繼續當翻譯,和老麻接觸少了,不過交情還是在的,經常給老麻送些美國貨。老麻沒有好東西還他的情,只有給他弄點兒貴重藥材、蛇酒。抗戰勝利后,小衣的老爹生病死了,他又沒了工作,經濟情況變糟了,而老麻那時收入還不錯,就經常資助他,一年后,小衣終于有了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可能比較忙碌,到老麻這邊來的次數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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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解放后,小衣又換了一份工作,去銀行干了。老麻因為以前跟“保密局”特務打過交道,被公安局盯上了,隔三差五傳喚過去盤問,弄得灰頭土臉,人人都對他不待見,包括這個小衣。等情況查清后,公安不再找老麻的麻煩,小衣才偶爾過來坐坐,聊幾句。
從上月24日到30日這一個星期里,小衣竟來了六次,每次都帶著禮物,煙酒火腿、衣服鞋子之類。他來干什么呢?小衣也不說,老麻一時沒頭緒,但他肯定小衣有事相求,而且那事還不會小。4月30日那天,小衣請老麻去“百味館”喝酒,老麻隱約意識到這頓飯不是那么好吃的,可不去吧,又抹不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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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酒過三巡,小衣攤牌了,要老麻把今年捉到的唯一一條“阿雷”轉讓給他。老麻覺得有些奇怪,小衣干的并非制藥這一行,他要這條毒蟲干什么?別看這么小小一條蟲,卻是罕見之物,開價不低,而且只賣給同行,不是這一行的,給多少錢也不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蟲子劇毒,毒性甚至超過五步蛇。同行買去自有用途,可尋常人拿來做什么?萬一是用來害人咋辦?老麻最大的擔心就是小衣把毒蟲買去是為了害人。如果是這樣,不是把老麻也連累了?所以,老麻對于小衣的要求一口回絕。
小衣沒有表示出任何不開心,照樣笑嘻嘻地給老麻敬酒,席間再也不提買毒蟲之事。老麻以為這樁事兒就這樣過去了,接著小衣掏出三張戲票送給老麻,說北京名角兒李少春這幾天在昆明演《野豬林》,這是明天晚上的戲票,麻兄可以帶嫂子和公子去看看。老麻喜歡看京戲,李少春來昆明演出,老麻本就打算去看的,無奈戲票早已售罄,現在小衣給準備了,自是大喜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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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晚上,老麻攜妻兒去觀賞了李少春的精彩表演,回家之后,老麻開始檢查一遍后院詞養的那些毒蛇毒蟲的情況,這天他檢查下來,發現“阿雷”竟然失蹤了!這條毒蟲原本安置在一個由玻璃、木板拼制成的長寬高各尺許的特制箱子內,四周均有透氣孔,上方是可以任意調整控制光照的頂蓋。現在,不但毒蟲,整個兒箱子都不翼而飛了!而家中其他貴重物品,一樣沒少。再看門窗以及高達兩米五的頂部裝著鐵絲網的圍墻,均未見遭到破壞的痕跡。老麻因此斷定,竊賊持有自己住所的鑰匙,趁他全家外出看戲的機會開門而人,堂而皇之地捧走了那個裝著“阿雷”的木箱。
雖然老麻沒有學過刑事偵查,但把失竊前發生的事一聯系,也不用請教什么福爾摩斯、霍桑,就是問問樹上的麻雀大概也能知曉答案了——必是小衣那廝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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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月1日到刑警今天登門,老麻一直在尋找小衣。不但在昆明市里四處打聽,還去了郊區,可是別說見到人了,連消息也沒打聽到,就仿佛人間蒸發了。以老麻對小衣的了解,他認為小衣不大可能逃往外地,因為別看小衣給美軍做過譯員,穿著空軍軍便服、跟那么回事似的,其實從沒離開過昆明,他的圈子里也多是守法良民,沒有所謂的江湖朋友,他本人更不可能有什么江湖經驗。讓他一個人出去闖蕩,只怕還沒出昆明就找不著北了。所以,小衣應該還在昆明,估計是在某個隱秘地點躲著。
老麻對警察表示說,念在和小衣多年交情,這事他本想私下解決,沒有驚動公安。現在公安找上門來,那我只能如實奉告。順便請教,我要把“阿雷”要回來,哪怕是蟲尸,我正在試驗用它的毒素治疑難雜癥呢!我是向稅務局交稅的合法經營戶,毒蟲的來源也正當合法的。至此,刑警已基本斷定就是“阿雷”要了陶郎中的命。此時警察的任務是盡快找到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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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發生的第七天一5月15日,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開始訪查嫌疑人衣仁生的下落。警方分析認為,衣仁生的社交范圍就地域而言比較狹窄,這于訪查是一個便利條件。但是,他曾為美軍服務,美軍與昆明當地人接觸時他負責翻譯,因此與昆明本地的各個行業各色人等都有接觸。抗戰勝利后,他的西醫父親去世,美軍的撤離導致他自己也失去工作,好在有以前積累的人脈關系,盡管經濟拮據,倒沒有凍餓之虞,衣著也照樣光鮮,甚至還能借朋友的光出入妓院。像這樣一個主兒,要想短時間躲藏一下,肯定有人為其提供方便。
因此,專案組先對對衣仁生的社會關系進行了細致分析和調查。調查分幾個方面,所有親戚當然是必須查摸到的;以前的一些鄰居和關系密切的同學也要接觸,其父生前是春城比較有名的西醫,他的同事、弟子也需要問一問。但專案組推斷,上述這三類關系雖然看似最容易被衣仁生利用,但衣也應該能夠想得到,如果警方要找他,也會從這三類關系入手。所以,他投靠這三類人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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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專案組另有兩類調查重點:一是衣仁生在抗戰時期為美軍做譯員時結交的那些熟人關系;二是小衣色心頗重,雖至今未婚,但與其有染的女性據說為數不少,而一般說來,年輕女性容易受蒙蔽,有時還會特別仗義,這些女人有可能鐵心包庇小衣。
因此警方根據調查方案開始調查,可經過5月15日、16日兩天調查下來,三百多名對象都說肖五一勞動節以來再也沒見過小衣。這就奇怪了,刑警不得不考慮到他們最不愿意面對的一種可能:衣仁生會不會被人滅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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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滅口”這個詞,是因為警方調查時,小衣的那些社會關系一致反映,小衣膽小,平時不敢接觸哪怕是無毒的蛇蟲,也缺乏攀爬墻頭之類的技能,他不可能是謀殺陶執禮的實施者,只是被人利用了他與老麻的那層關系竊得了“阿雷”。之后,利用價值沒了,人家反倒擔心他會壞事,就將其干掉了。專案組覺得,如果滅口者的活兒干得到位,那陶郎中命案的偵查真有可能就此卡住。
5月17日,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會議剛開始,組長周映邦接聽了一個電話,沒料到,這個與命案偵查根本無關的電話竟然打開了與會刑警的思路,從而發現了衣仁生的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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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映邦當時是第四分局局長,這個電話是看守所打來的,他們向周局長請示:在押的一名慣匪突發急病,臨時讓一個也是在押犯的醫生檢查下來,說病情危急,必須立刻送醫院搶救。該犯身份敏感,故看守所要向分局領導請示是否可以送醫。周映邦命令立刻送醫,哪怕該犯已經被判死刑等著執行了,生了病還是要給他看的。
返回會議室,周映邦就把此事說了說,沒想到“看守所”三字引起了刑警周尚存的注意,他嘀咕了一句:“衣仁生會不會躲到看守所去了?”此言一出,語驚四座,大伙兒圍繞這個話題進行了討論。正副組長周映邦、謝中昉交換意見后,宣布休會,眾人立刻分別向市局和全市八個區的看守所打電話詢問情況。可各看守所查了在押人犯的名單,都回電說并無“衣仁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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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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