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春城疑案，竟牽出一個寡婦的地下私情（六）

書接上回。

但在上月24日，又來了一個哥們兒，名叫衣仁生，老麻喚他小衣。小衣比老麻小十來歲，昆明當地人，是老麻被洋人從盤龍江請到昆明后結交的第一個朋友，老麻很看重這份友情。小衣讀過高中，沒有畢業，不過英語說得好，他家里三代信教，老爹是留洋西醫。抗戰時昆明修機場供飛虎隊起降，美國人要跟當地人打交道，小衣此時泰森先生當翻譯，每天接觸，時間長了就成了朋友。老麻的老婆就是小衣給張羅的是個寡婦，以前在小衣老爹供職的醫院里打雜。

　　泰森先生回美國后，小衣就到機場繼續當翻譯，和老麻接觸少了，不過交情還是在的，經常給老麻送些美國貨。老麻沒有好東西還他的情，只有給他弄點兒貴重藥材、蛇酒。抗戰勝利后，小衣的老爹生病死了，他又沒了工作，經濟情況變糟了，而老麻那時收入還不錯，就經常資助他，一年后，小衣終于有了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可能比較忙碌，到老麻這邊來的次數就少了。

　　昆明解放后，小衣又換了一份工作，去銀行干了。老麻因為以前跟“保密局”特務打過交道，被公安局盯上了，隔三差五傳喚過去盤問，弄得灰頭土臉，人人都對他不待見，包括這個小衣。等情況查清后，公安不再找老麻的麻煩，小衣才偶爾過來坐坐，聊幾句。

從上月24日到30日這一個星期里，小衣竟來了六次，每次都帶著禮物，煙酒火腿、衣服鞋子之類。他來干什么呢？小衣也不說，老麻一時沒頭緒，但他肯定小衣有事相求，而且那事還不會小。4月30日那天，小衣請老麻去“百味館”喝酒，老麻隱約意識到這頓飯不是那么好吃的，可不去吧，又抹不開面子。

　　果然，酒過三巡，小衣攤牌了，要老麻把今年捉到的唯一一條“阿雷”轉讓給他。老麻覺得有些奇怪，小衣干的并非制藥這一行，他要這條毒蟲干什么？別看這么小小一條蟲，卻是罕見之物，開價不低，而且只賣給同行，不是這一行的，給多少錢也不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蟲子劇毒，毒性甚至超過五步蛇。同行買去自有用途，可尋常人拿來做什么？萬一是用來害人咋辦？老麻最大的擔心就是小衣把毒蟲買去是為了害人。如果是這樣，不是把老麻也連累了？所以，老麻對于小衣的要求一口回絕。

　　小衣沒有表示出任何不開心，照樣笑嘻嘻地給老麻敬酒，席間再也不提買毒蟲之事。老麻以為這樁事兒就這樣過去了，接著小衣掏出三張戲票送給老麻，說北京名角兒李少春這幾天在昆明演《野豬林》，這是明天晚上的戲票，麻兄可以帶嫂子和公子去看看。老麻喜歡看京戲，李少春來昆明演出，老麻本就打算去看的，無奈戲票早已售罄，現在小衣給準備了，自是大喜過望。

　　次日晚上，老麻攜妻兒去觀賞了李少春的精彩表演，回家之后，老麻開始檢查一遍后院詞養的那些毒蛇毒蟲的情況，這天他檢查下來，發現“阿雷”竟然失蹤了！這條毒蟲原本安置在一個由玻璃、木板拼制成的長寬高各尺許的特制箱子內，四周均有透氣孔，上方是可以任意調整控制光照的頂蓋。現在，不但毒蟲，整個兒箱子都不翼而飛了！而家中其他貴重物品，一樣沒少。再看門窗以及高達兩米五的頂部裝著鐵絲網的圍墻，均未見遭到破壞的痕跡。老麻因此斷定，竊賊持有自己住所的鑰匙，趁他全家外出看戲的機會開門而人，堂而皇之地捧走了那個裝著“阿雷”的木箱。

　　雖然老麻沒有學過刑事偵查，但把失竊前發生的事一聯系，也不用請教什么福爾摩斯、霍桑，就是問問樹上的麻雀大概也能知曉答案了——必是小衣那廝所為！

從5月1日到刑警今天登門，老麻一直在尋找小衣。不但在昆明市里四處打聽，還去了郊區，可是別說見到人了，連消息也沒打聽到，就仿佛人間蒸發了。以老麻對小衣的了解，他認為小衣不大可能逃往外地，因為別看小衣給美軍做過譯員，穿著空軍軍便服、跟那么回事似的，其實從沒離開過昆明，他的圈子里也多是守法良民，沒有所謂的江湖朋友，他本人更不可能有什么江湖經驗。讓他一個人出去闖蕩，只怕還沒出昆明就找不著北了。所以，小衣應該還在昆明，估計是在某個隱秘地點躲著。

　　老麻對警察表示說，念在和小衣多年交情，這事他本想私下解決，沒有驚動公安。現在公安找上門來，那我只能如實奉告。順便請教，我要把“阿雷”要回來，哪怕是蟲尸，我正在試驗用它的毒素治疑難雜癥呢！我是向稅務局交稅的合法經營戶，毒蟲的來源也正當合法的。至此，刑警已基本斷定就是“阿雷”要了陶郎中的命。此時警察的任務是盡快找到小衣。

命案發生的第七天一5月15日，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開始訪查嫌疑人衣仁生的下落。警方分析認為，衣仁生的社交范圍就地域而言比較狹窄，這于訪查是一個便利條件。但是，他曾為美軍服務，美軍與昆明當地人接觸時他負責翻譯，因此與昆明本地的各個行業各色人等都有接觸。抗戰勝利后，他的西醫父親去世，美軍的撤離導致他自己也失去工作，好在有以前積累的人脈關系，盡管經濟拮據，倒沒有凍餓之虞，衣著也照樣光鮮，甚至還能借朋友的光出入妓院。像這樣一個主兒，要想短時間躲藏一下，肯定有人為其提供方便。

因此，專案組先對對衣仁生的社會關系進行了細致分析和調查。調查分幾個方面，所有親戚當然是必須查摸到的；以前的一些鄰居和關系密切的同學也要接觸，其父生前是春城比較有名的西醫，他的同事、弟子也需要問一問。但專案組推斷，上述這三類關系雖然看似最容易被衣仁生利用，但衣也應該能夠想得到，如果警方要找他，也會從這三類關系入手。所以，他投靠這三類人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專案組另有兩類調查重點：一是衣仁生在抗戰時期為美軍做譯員時結交的那些熟人關系；二是小衣色心頗重，雖至今未婚，但與其有染的女性據說為數不少，而一般說來，年輕女性容易受蒙蔽，有時還會特別仗義，這些女人有可能鐵心包庇小衣。

　　因此警方根據調查方案開始調查，可經過5月15日、16日兩天調查下來，三百多名對象都說肖五一勞動節以來再也沒見過小衣。這就奇怪了，刑警不得不考慮到他們最不愿意面對的一種可能：衣仁生會不會被人滅口了？

　　之所以用“滅口”這個詞，是因為警方調查時，小衣的那些社會關系一致反映，小衣膽小，平時不敢接觸哪怕是無毒的蛇蟲，也缺乏攀爬墻頭之類的技能，他不可能是謀殺陶執禮的實施者，只是被人利用了他與老麻的那層關系竊得了“阿雷”。之后，利用價值沒了，人家反倒擔心他會壞事，就將其干掉了。專案組覺得，如果滅口者的活兒干得到位，那陶郎中命案的偵查真有可能就此卡住。

　　5月17日，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會議剛開始，組長周映邦接聽了一個電話，沒料到，這個與命案偵查根本無關的電話竟然打開了與會刑警的思路，從而發現了衣仁生的行蹤。

　　周映邦當時是第四分局局長，這個電話是看守所打來的，他們向周局長請示：在押的一名慣匪突發急病，臨時讓一個也是在押犯的醫生檢查下來，說病情危急，必須立刻送醫院搶救。該犯身份敏感，故看守所要向分局領導請示是否可以送醫。周映邦命令立刻送醫，哪怕該犯已經被判死刑等著執行了，生了病還是要給他看的。

　　返回會議室，周映邦就把此事說了說，沒想到“看守所”三字引起了刑警周尚存的注意，他嘀咕了一句：“衣仁生會不會躲到看守所去了?”此言一出，語驚四座，大伙兒圍繞這個話題進行了討論。正副組長周映邦、謝中昉交換意見后，宣布休會，眾人立刻分別向市局和全市八個區的看守所打電話詢問情況。可各看守所查了在押人犯的名單，都回電說并無“衣仁生”其人。

未完待續。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