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視伊朗古巴墨西哥格陵蘭加拿大，特朗普真的要做希特勒第二？

特朗普把剛剛非法逮捕一個主權國家總統作為自己的得意“政治杰作”。然而，此舉在國際上卻引起一片嘩然——多國政府和包括美國本國在內的國際政要，紛紛指責特朗普的粗暴且野蠻的行徑。

特朗普“武裝扣押”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既違法國際法，也違法國內法——

在國際法層面：公然侵犯國家主權，《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明確規定：任何國家不得以武力或武力威脅侵犯他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無論特朗普的美國政府如何定性馬杜羅——“獨裁者”、“非法總統”、“毒梟”——委內瑞拉依然是一個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

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不存在即時自衛的情況下，對他國現任國家元首實施“武裝扣押”，本質上就是：非法的跨境軍事行為。而國際法對這種行為的定義非常清楚：非法使用武力（illegal use of force）。

在國際法中，現任國家元首享有極高等級的人身與刑事管轄豁免（immunity ratione personae）。

這意味著：他國法院無權對其行使刑事管轄；他國執法人員無權對其實施拘捕；即便是指控嚴重，也必須等其卸任后，才可能進入司法程序

國際法院（ICJ）在多起判例中已明確指出：即使被指控戰爭罪或嚴重國際犯罪，現任國家元首仍享有人身豁免。特朗普式的“直接抓人”，在法理上等同于：否認國際法中最基礎的國家平等原則。

在美國國內法層面：總統同樣沒有這種權力。可能有人誤以為，美國總統可以“說抓就抓”。但事實恰恰相反。 總統無權繞過國會發動執法性質的跨國軍事行動。

根據美國憲法：宣戰權屬于國會；總統只是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官，而不是“世界警察”。這在美國法律中，其本質上等同于一場未經授權的戰爭行為。

若未獲得國會明確授權，即構成對《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Resolution）的違反。即便美國司法系統對馬杜羅提出過刑事指控，那也只是起訴權，而不是跨境抓捕權。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明確保障：任何人不得在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剝奪人身自由。即使是總統或司法部也無權指揮軍隊到外國領土抓捕一個未被引渡、且受主權國家保護的人，這種行為在國內法中可被視為：非法拘禁、濫用軍事權力、行政越權。

其實明眼人都清楚，特朗普抓捕馬杜羅是酒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石油惹的“禍”。

然而，特朗普的胃口和野心不止于此。在他口徑下一個目標將是：伊朗，被視為必須長期極限施壓的“敵對文明”；古巴，始終被當作意識形態的“異類樣本”；墨西哥，不是鄰國，而是“威脅的來源”；格陵蘭，被當作可以買賣的戰略資產；加拿大也將被反復敲打、羞辱，仿佛只是美國的“經濟附庸”。此外，還有“毒品之國”的哥倫比亞......

這些國家彼此毫無關聯，卻被同時納入一種共同的敘事框架之中：它們要么妨礙美國，要么理應被美國支配。

于是，一個看似夸張、卻無法回避的問題浮現出來：特朗普真的想成為“希特勒二世”嗎？

他可能不能復制希特勒，但他在復制其危險的邏輯。嚴格地說，特朗普也許并不是希特勒再世，因為現在的美國也不是1930年代的德國，東方大國已經崛起的世界也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世界。

但問題不在于“是否復制歷史”，而在于是否重演了相同的政治心理結構。

這種結構包括幾個核心要素：把世界簡化為“我們”和“他們”；把復雜問題歸咎于外部敵人；把國家意志人格化為“我代表人民”；把規則作為弱者的枷鎖；把擴張性訴求包裝成“安全”和“偉大”。這并不是希特勒的專利，卻是極端民族主義與強人政治的共同底色。

特朗普反復強調：“美國被占便宜了。”“盟友在剝削我們。”“只有我能解決。”這套話術并不新鮮，但在全球高度相互依賴的時代，它比過去更具破壞性。

從“美國優先”到“美國至上”

“美國優先”在字面上并不激進，幾乎每個國家都會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真正的問題是，當“優先”悄然演變為“至上”甚至是“至高無上”。

當特朗普公開威脅要“收回”巴拿馬運河、把格陵蘭當作交易籌碼、對加拿大揮舞關稅大棒、將墨西哥描繪成犯罪與毒品的源頭時，美國不再像一個規則制定者，而更像一個地緣政治掠奪者。這將攪亂正常的國際秩序——世界不是由主權國家組成，而是由強者的“勢力范圍”拼接而成。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這種世界觀不會帶來安全，只會制造連鎖沖突。

強人、專斷、貪婪、野心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希特勒的危險，并不只在于他個人的極端，更在于他被當作救世主那一刻。特朗普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

當理性批評被視為“叛國”，當新聞被統一打上“假”的標簽，當制度被特朗普嘲笑為“效率低下”，當特朗普個人意志被塑造成國家命運的唯一出口；當“美國第一”成為任意掠奪他國資源的“正當旗號”時、當武力成為肆意侵犯別國主權的“合法工具”時、當美國民眾被他的民粹主義所煽動時——他離希特勒究竟還有多遠？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他還是一個對諾貝爾和平獎夢寐以求的熱烈追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