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丹尼特：真正的解謎者拒絕成為賭徒

《我一直在想》這部在丹尼爾·丹尼特逝世不久后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是其思想的最后結晶。蘇德超教授領銜的中譯本，以精準而富有溫度的譯筆，將丹尼特深邃的思考與真摯的情感娓娓道來，讓我們從一個更為私人的視角探悉這位著名哲學家的內心世界。在這部回憶錄中，丹尼特不僅回顧了他的智識成長和思想語境，交代了主要著作從構思到出版的前因后果，還為他的抽象理論提供了生動的注腳。比如，關于圍繞“感受質”展開的種種爭議，他回憶起與美國哲學家塞拉斯在辛辛那提共進晚餐：“我們吃了一頓難忘的飯，圍繞我們剩余的分歧來了一次更加難忘的談話，我們特別就哲學家是否應該放棄‘感受質’概念展開了爭論。當我們喝完一整瓶香貝丹紅葡萄酒后，他說：‘丹，感受質是讓生命有價值的東西！’”（丹尼特：《我一直在想》，第119頁）

《我一直在想》的另一個吸引力是大量的趣聞軼事，它們幾乎涵蓋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英美哲學界的核心人物。丹尼特的敘述引人入勝又富有爭議，揭露了問題和理論背后的學術生態，那些無法形諸文字的權力斗爭、性別偏見和人情冷暖。比如，他回憶了發生在1979年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上的學術“政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分析哲學家（自稱“分析龐然大物”）遭遇了來自歐陸哲學家（自稱“多元論者”）的偷襲。歐陸哲學家們發現了協會選舉規則的漏洞（允許會場提名），于是秘密策劃，準備通過集體投票來接管協會的領導職位。會議開始前約半小時，他們的保密工作出現了漏洞，得到消息的分析家們在酒吧里被召集起來，匆匆趕往會議現場，試圖抵御這場奪權。最后，分析哲學家們失敗了。（《我一直在想》第392-393頁）丹尼特還批評了一些學術“霸凌者”。如果這些霸凌行為屬實，我們很難不對這些知名學者產生祛魅感。

作為分析路徑的堅定支持者，丹尼特的敘述帶有極強的黨派色彩。毋庸諱言，他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路線沖突的產物，這也是閱讀這本回憶錄前應有的預期。但讀者會強烈地感受到，這本書是坦誠的：以一種并不折中的姿態，丹尼特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自己的好惡。除此之外，讀者還會感受到丹尼特的智識熱情，一個充滿好奇的心靈在不懈探索中感受到的無盡樂趣。因為這些感受，丹尼特深邃而廣博的思想變得具有感染力。

《我一直在想》

作者：[美] 丹尼爾·丹尼特

譯者：蘇德超 葉子綠

版本：湛廬文化｜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5年10月

賭博與解謎

在開始回顧他的一生之前，丹尼特引用了伯德（Alex Bird）的一句話：“我從不認為自己幸運，我是個膽小鬼。這就是為什么我當不了賭徒。但我非常努力地工作。越努力工作，就越幸運！”（《我一直想》第ⅲ頁，下同）關于賭徒的討論讓人想到帕斯卡。這位17世紀的數學天才和虔誠的基督徒提出了關于宗教信仰最具挑釁性且經久不衰的論證之一。他回避了復雜的神學論證，直接訴諸自利，使信仰成為一個審慎的風險管理問題。如果你押注上帝存在而你是對的，回報將是永恒的救贖與無限的幸福；如果你錯了，損失將是世俗生活中的小小快樂。相反，如果你押注上帝不存在而你是對的，你得到的將是有限的世俗快樂；但如果你錯了,你的損失將是與神圣的分離和永恒的詛咒。對一位賭徒而言，在哪里下注變得顯而易見。

作為“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的丹尼特并不相信上帝存在。2006年，他在經歷了長達九小時的心臟手術后寫下了《感謝美好！》（Thank Goodness!）。他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當他說“感謝美好”，并不是在委婉地說“感謝上帝”——“我們無神論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別說感謝上帝了。我真的是在說感謝美好！這個世界有許多美好，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美好。”（第vi頁）但另一方面，他理解甚至同情對上帝的愛（回憶錄中提到，丹尼特一家每年都會舉辦聚會，與朋友們一起唱圣誕頌歌）。不過，當他從認知科學的角度考察了信念的形成之后，這種愛徹底地消逝了——他成為無神論四騎士中最具攻擊性的成員。在《破解咒語：宗教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中，丹尼特這樣解釋宗教信仰的起源：宗教是大腦在混亂的世界中尋找模式和原因時的意外副產物，大腦假定事件背后有能動的設計者，這些觀念通過文化進化成為模因（meme），最終被制度化為有組織的宗教。可以看到，丹尼特之所以選擇了一個不存在上帝的世界，并不是因為他選擇了在另一邊下注。他壓根就不會參與這場賭博。

如果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終極的“謎語”（riddle）——“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無？”，賭博也許是獲得答案的唯一方式。但事實是，我們遇到的是一組“謎題”（puzzles），一些可以給出合理解釋的復雜現象，比如生命和心智。解開這些謎題不能通過靈光一閃的神秘啟示，也不能通過放棄智識努力的被動接受，而是需要協作與耐心，需要有條不紊地拆解、研究和重新組裝。這樣的解謎是集體性、累積性的，如同拼湊一幅沒有終極邊界的拼圖，每一塊新拼上的部分都擴展了整體，但并不聲稱完成了整幅圖景。

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

在丹尼特看來，科學家是解謎者的最佳代表。面對復雜的現象，不是過于倉促地訴諸設計者的偉力，也不是通過賭博平息無法解答終極問題的焦慮，而是著眼于可追求的目標，通過一種“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耐心地將復雜系統拆解開來，理解它的成因、功能和運作機制。同時，不是過于倉促地尋求目的論的解釋，而是自下而上地解釋它們如何從先前的狀態演化而來，即使這些狀態可能是晦暗不明的。為了完成這些工作，我們需要選擇恰當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試錯、選擇與調整來開發更好的工具：從數學建模、計算仿真，到思想實驗、概念分析，工具的進步往往能揭開以往無法觸及的機制層次。

解謎不訴諸“智能設計”（intelligent design），但涉及功能性的“設計工作”（design work）。只有在我們問一個生物在適應環境時，以怎樣的方式以及為什么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這些設計工作才能被識別出來。這樣的解釋被丹尼特稱為“自由浮動的理由”（free-floating rationales）。它們不是通過理智思考得到的終極答案，而是一種“實踐智慧”。對生命體而言，這種智慧更加珍貴。為了生存和發展，我們可以對終極答案一無所知，但必須對自己在做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做有所認識。

解謎者滿足于這樣的解釋，正如他們滿足于人的有限性。他們不冀求一個“永恒視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也不嘗試將自己提升到宇宙的高度。他們只追求自己能夠獲得的答案，并深知這些答案極有可能出錯。但他們絕不會用賭博來決定應該相信什么，這與他們的智識追求相違背。

《自由的進化》

丹尼爾·丹尼特 著

曲嬌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9月

天鉤與起重機

“天鉤”（skyhooks）與“起重機”（cranes）是丹尼特最著名的隱喻之一。“天鉤”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解釋方案，訴諸未經解釋的設計者、奇跡般的干預或神秘的宇宙力量。在丹尼特看來，這種懶惰且不負責任的做法極大程度地阻礙了科學的探究。相反，“起重機”則是自下而上，沒有任何超自然的引導和干預，從簡單階段開始解釋復雜現象。圍繞自然選擇、突變和遺傳展開的進化論是一種典型的“起重機”解釋。丹尼特堅定地認為，盡管一些“起重機”的合法性仍然處于激烈的爭論中，但它們足以解釋心智和生命的起源和所有復雜性，不需要求助于任何“天鉤”。

自下而上、向前追溯的“起重機”解釋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有意識的覺知這種完全不同于物理行為的活動是如何從后者中涌現出來的？丹尼特建議我們做出這樣的反思：在通往無意識狀態和物理階段的下坡路上，我們真的應該在某處停止嗎？反思的結論是：演化中存在著真正的連續性，一種達爾文式的“漸進主義”（gradualism），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并不存在某個由物理突變為心理、由物質突變為人類經驗的關鍵節點。如果所有復雜現象都是通過逐步積累的微小變化而產生的，如果這中間不存在任何斷裂或飛躍，我們就不需要一個“天鉤”從外部提供心智和生命如何涌現的解釋。

丹尼特告訴我們，心智起源于一種“無理解的能力”（competence without comprehension）。這種能力源自演化過程中的自組織機制，它可以通過模塊化協作涌現而生，這種協作并不需要內在理解的參與，甚至不需要意識的伴隨。他在《直覺泵》中舉了如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小布谷鳥將宿主的蛋推出鳥窩、白蟻堆砌城堡般的蟻冢、蟬的繁殖周期以素數為單位、瞪羚的彈躍等等。他還重新定義了自由意志：從演化的視角來看，自由是一種不斷進化的、越來越主動地規避危險的能力。因此，決定論與意志自由只是演化的不同階段，它們之間只有程度之別。除此之外，他還試圖闡明，意向性現象和非意向性現象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他邀請科學家轉向更為包容的“意向立場”（intentional stance），不再嘗試給出關于“心智解讀”（mindreading）的統一標準，而是轉向下面這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心智的能力可能被如何組織？

《直覺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作者: [美] 丹尼爾·丹尼特

譯者: 馮文婧 等

湛廬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進化論的圖景中，“天鉤”的失效還有另一個原因：“物種”（species）在各種環境因素的作用下不斷“變異”（variation），它們沒有固定的本質，物種之間也不存在絕對的區分。丹尼特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中寫道，“物種不是永恒不變的，它們隨著時間而演化，在時間中誕生，可以隨時間變化，并可以依次產生新的物種。”（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London: Penguin, 1995), p. 39.）如果解釋的對象始終處于生成、轉化與消亡的過程之中，且其未來充滿開放的偶然性，如何用一個靜態的、先驗的“天鉤”將其固定并賦予終極意義？丹尼特認為，通過尋找本質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呼應著一種渴望：放大到關鍵時刻，從而以某種方式確定一個門檻，標志著某個物種的第一個成員、真正功能的誕生、生命的起源。”這種渴望背離了達爾文的基本思想：“所有這些卓越的性質都通過有限的增量逐漸出現。”（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London: Penguin, 1995), p. 425.）

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是：進化論展示了令人驚嘆的復雜性如何能從簡單、無意識的開端中產生，它侵蝕了所有關于目的和設計者的傳統觀念。正因為如此，進化論被丹尼特稱為“萬能酸”（universal acid）。在萬能酸的作用下，意識活動以及意識活動的產物——一切意義與價值——都可以被“還原”為物理存在，成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在有些人看來，這種“還原論”的解釋引向一幅機械的、冷酷的，甚至令人恐懼的世界圖景。當經驗、信仰、道德和美感都被解釋為物理過程的附帶現象，人的存在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據。

在丹尼特看來，“起重機”解釋當然是還原論的。但他并不認為一種唯物論的世界觀與人類所珍視的意義與價值相矛盾，正如生命不會因被理解為分子運動而失去其珍貴，美不會因被分析為神經反應而喪失其震撼。我們身處于一個物理世界，但這個世界允許我們有心智，感受尊嚴、自由，以及無處不在的精神性。將這些意義與價值還原到物理層面并不是貶低了它們，恰恰相反，唯物論或許能夠提供比絕對主義形而上學更堅實的基礎。

基于這樣的確信，丹尼特區分了好的還原論與貪婪的還原論（greedy reductionism）：“前者通常是好的，而后者則不然。在達爾文理論的背景下，兩者的區別很簡單：貪婪的還原論者認為一切都可以在沒有起重機的情況下得到解釋；好的還原論者認為一切都可以在沒有天鉤的情況下得到解釋。”（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London: Penguin, 1995), p. 81-82.）在他看來，“天鉤”解釋表面上是在尋找一種高于物理世界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貪婪的還原論，它沒有耐心去處理那些極其艱深且重要的問題。“天鉤”解釋給出一個答案，寄希望于它是真的，而真正的解謎者拒絕這樣的賭博，轉向更加嚴肅且深入的探索。

《意識的解釋》

丹尼爾·丹尼特 著

蘇德超 等譯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7月

如果想錯了呢？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回憶錄的標題《我一直在想》呼應了丹尼特的哲學宿敵笛卡爾。笛卡爾將心靈視為思維之物（res cogitans），而在丹尼特看來，心靈并非獨立于身體的非物質實體，而是大腦在演化與互動中產生的復雜系統，它的“存在”只是表現為計算、表征、信息處理等功能。笛卡爾還認為，有一個意識總部，一個讓各種觀念輪番上演的劇場，而根據丹尼特提出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大腦是一個并行處理器，各種感官輸入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被處理。在這個模型中，自我并沒有固定的位置，它只是“敘事重心的中心”（a center of narrative gravity），一個被講述的故事，或者更準確地說，多個故事。隨著生命經驗的不斷展開，也隨著與他人的分享和交流，關于自我的故事被不斷修正。

那么，從丹尼特的視角來看，“我一直在想”意味著什么？首先，“我”不是一個固定的思考者，而是一個動態的敘事焦點，它在無數認知進程的相互競爭與協作中不斷漂移。其次，“一直”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從不間斷的、統一的意識之流，而是意味著大量并行的敘事草稿之間存在著主題、因果或敘事上的連續性。最后，“想”并不是一個非物質實體的內在凝視，而是大腦中一系列分布式的計算、模擬、預測和敘事建構。

《我一直在想》英文版書封插圖。

如果是這樣，“想”的結論一定是從無數認知碎片、情緒痕跡、身體感知與過往敘事中臨時浮現出的“最佳版本”。正因如此，它們是依賴語境的、可錯的且可修正的。丹尼特承認這一點。在他看來，所有信念，都和宗教信念一樣，是演化的產物，脫離具體的生物行為和歷史情境來探討信念沒有任何意義。實在論者相信信念是大腦中真實存在的物理實體，取消的唯物論者認為信念是虛構的，最終會被神經科學所取代。丹尼特捍衛了一個中間立場——一種溫和的實在論：信念是世界中的真實模式，但它們是抽象模式而非具體的物理對象。這種模式的真實性與科學模型的真實性相同：它以高效且具有預測力的方式描述一個混亂的系統，但應該隨著系統的調整而不斷被修正，正如科學理論在面對新證據時需要自我更新。（Daniel Dennett, “Real Patter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1 (1991), pp. 27-51.)

但另一方面，丹尼特又認為可以通過科學探究協調這些相互沖突的觀點，在自然主義的框架下獲得一幅關于心智和宇宙的統一圖景。他還相信，與物理主義和功能主義相對立的替代理論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不融貫的或不可理解的。丹尼特本能地認為物理世界和自然進程沒有問題，需要與之協調的是意向世界，而不是相反。

這里，我們同時看到了一種智識上的謙遜與自大。丹尼特強調信念的可錯性，體現出對智識局限的清醒認知，但他對科學世界觀的堅定推崇展現出明顯的精英主義立場。丹尼特并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應該采納科學世界觀。如果所有“立場”（stance）都是一種在世界中尋找客觀秩序的解釋性策略，那么為什么一種立場能夠獲得比任何其他立場更多的特權呢？物理立場和生物設計立場對意向立場的“霸權”是從哪里得到的合法性呢？當然，丹尼特有他的理由：科學的解釋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并且，如果不堅持科學的首要性，我們會很快滑向泛解釋主義：所有科學方法論都是解釋，所有客觀性都是解釋的結果。如果從一種解釋范式轉向另一種解釋范式時,不存在一個超越歷史和脫離語境的標準，這對一個自詡為自然主義者的人來說是一個新的深淵。

《從細菌到巴赫再回來》

作者：丹尼爾·丹尼特

湛廬文化｜中國經濟出版社

2024年3月

現在，對一個具有科學精神的猜謎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在堅持科學世界觀的同時承認科學的有限性。他必須接受這樣一種悖論：任何簡單到足以被理解的系統將不會復雜到足以表現出智能行為，而任何復雜到足以表現出智能行為的系統將會復雜到難以理解。同樣，任何簡單到足以被人類理解的宇宙模型，將不足以描述其真實的復雜性；而任何復雜到足以匹配真實本質的宇宙，其內在規律將永遠超越人類的認知疆界。丹尼特坦然地接受了這樣的困境。這也許并不符合“科學主義者”和“無神論斗士”這樣的臉譜化形象。他在回憶錄的結語中寫道，“然而，如果我的所謂洞見僅僅產生于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呢？值得銘記的是，同樣的情況曾經在宇宙尺度上也發生過。所以我現在會問自己：‘如果我們錯了呢？’我可以把這種懷疑的低喃安全地放在‘后廚’的小火上，任其慢慢醞釀。”（第437頁）

不過，丹尼特的思考中既沒有不可知論的傾向，也沒有放棄探究的消極姿態。他的一生完美地示例了這樣一種智識態度：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還有很多，因此要去沒有去過的地方探索。他在《破解咒語》中寫道，“如果你能以謙遜好奇的態度去面對世界的復雜性，包括它的輝煌和恐怖，承認無論你看得多深，你都只是觸及了表面，你會發現世界中還有世界，發現你從未想象過的美，而你自己那些平凡的煩惱也會縮小到適當的大小，在宏大的事物體系中并不那么重要。”（Daniel Dennett, 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 (New York: Viking, 2006), p. 303.)

這種探索不僅是向外的，還是向內的。對解謎者而言，最大的謎題也許是正在解謎的心靈自身。畢竟，能清醒地意識到我尚未理解自己，正是最深刻的理解的開始。丹尼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對哲學家做兩個概括：任何成為哲學家卻從未認真懷疑過將哲學作為人生選擇是否明智的人，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哲學家；任何從未懷疑過自己是否具有作為哲學家能力的人，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哲學家。”（第xvii頁）“想”一定會有偏見、盲點和慣性，但真正的解謎者必須不斷挑戰直覺和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退后一步，反思我們如何思考，而不僅僅是思考什么。

撰文/孫寧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