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遺落在瀘縣邊境的富順明代古跡——金福寺及牌坊初探

遺落在瀘縣邊境的富順明代古跡

金福寺及牌坊初探

張 逸

金福寺石牌坊金福寺石牌坊（胡云昌 攝）

牌坊，亦稱牌樓，其種類繁多，功能各異。作為古代中國標志性建筑景觀與古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不僅是雕刻、繪畫、匾聯與書法等藝術的集大成者，更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內涵。

川南富順縣歷史上曾有眾多的古牌坊，據民國二十年（1931年）《富順縣志》記載，當時縣域內載名的牌坊有80余座。隨著時間推移，現可供查考的牌坊數量16座，其中明代3座、清代13座。但不排除還有未被發現的牌坊遺跡散落民間。

日前，為探尋富順縣的歷史文化遺跡，富順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石刻拓片工作室一行四人在富順縣與瀘縣接壤的龍貫山下，在一個偏遠僻靜村落中尋訪到一處始建于明代的古跡——金福寺及石牌坊。

乾隆二十五年《富順縣志》金福寺

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熊葵向纂《富順縣志》（以下簡稱“熊志”）：“金福寺，治東八十里，明天啟七年任山東鄆城令韓嘉璋同兄敏湛捐資建。禮部主事郎中陝西□□□使瀘州牧馮曾櫿題寺前石坊，有帝□□□□□□分派各四字，近古佛場十里。”這段記述清楚表明了金福寺建造于天啟七年（1627年），以及寺前石牌坊與題刻等歷史信息。經筆者考證，馮曾櫿，今江蘇金壇縣人，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進士，歷任禮部主事、陜西提學副使，天啟元年（1621年）降瀘州知州。

山門殿臺階遺跡

據當地老人講述，20世紀50年代的金福寺規模宏大，香火旺盛，有前殿（山門殿）、上殿（正殿）和兩側廂房，以及兩個天井。然而，如今金福寺的主體建筑已幾近不存，原址大部分改建為民房多年，早已看不出全貌，但有大量四處散落的石質構件、青磚和兩口太平缸等遺物可尋。令人惋惜的是，前殿近兩年才改建為民房，院內堆積著原寺廟拆卸下來的部分石材構件（據說功德碑也掩埋其間）。如今大殿兩側七級青石臺階尚存，臺階石長約2米，邊石長達3米，臺階中間為兩塊石屏（原有精美雕刻，現已無存）。后殿的山墻還遺留半壁青磚和石門，以及一根直徑達0.7米的三層柱。

遺存的《序文》碑刻（胡云昌 攝）

非常可喜的是，此行，我們探尋到一通隱藏在后院柴屋內的石碑。此碑刊立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碑身高約2米，寬約1米，字體端莊穩健，字口有所殘缺，并有人為破壞痕跡。碑額刻“千古不朽”四個大字，正文有“熊載之撰”“始于明創”“雍正重修”等碑文，疑為重修金福寺時書刻的《序文》。

碑刻所在柴屋后門（胡云昌 攝）

山門殿前十余米，就是金福寺石牌坊建筑。該牌坊“明間”與山門徑直相對，外觀與富順古佛鎮明代“石磐寺牌坊”較為相似。形制為三間四柱，重檐歇山頂（原有寶頂，現已不存），雕刻有龍紋、人物、花卉等精美圖案，因這類牌坊功用于寺廟的特殊性，又稱為“寺廟牌坊”。這類牌坊與一般牌坊的建造形制有所不同，其工藝介于南北風格之間，除常規主體外，省減了“須彌座、龍鳳牌、飛檐、明樓”等構件。尤其是牌坊主樓欄額部分，融合了“木質牌樓”的“斗拱”元素，鑿造有石雕斗拱四朵，兩個邊樓分鑿斗拱兩朵，其形態敦實又粗放質樸。牌坊次匾及以下還雕刻有觀音、纏枝蓮紋，以及佛教寶相花等紋飾，線條簡潔且形制簡樸，整體氣象契合于佛家三昧，無不體現出寺院建筑的莊嚴與肅穆。

金福寺柱礎（胡云昌 攝）

盡管金福寺牌坊造型簡潔質樸，但鑿刻的文字內容卻較為豐富，這也是此次探尋的重點。見牌坊正匾雙勾刻“雲峰分派”“帝隱龍蟠”各四字，后落款：“天啟七年丁卯歲二月初十之吉”，正下匾落款“富順縣蜀進士第知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事韓同兄敏湛捐資鼎建”以及殘缺的《序文》“祖韓覺言……盧釋果……”七字。這些文字的出現，為查考牌坊的歷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依據。

牌坊題字和落款（胡云昌 攝）

于是，筆者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宋育仁編纂的《富順縣志》（以下簡稱“宋志”）卷十中，查到橫枋處題刻的“韓”姓“富順縣蜀進士”，與富順縣明代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科舉人韓嘉璋身份相符，但“蜀進士”只是古時對四川舉人的尊稱，并非科第實授的進士。又據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鄆城縣事張盛銘纂《鄆城縣志?官師》顯示：“韓嘉樟，四川富順縣人，由舉人天啟四年任。”天啟四年，即1624年。《鄆城縣志》與熊志中記述的官職、地點、紀年、姓名等基本吻合。但是，宋志與熊志中載名為韓嘉“璋”，而三志中編纂時間更早的《鄆城縣志》載名為韓嘉“樟”。另據康熙十二年《四川總志》以及雍正、乾隆《四川通志》也均記載為“樟”。筆者認為，雖有一字之差，但屬同一人應無疑。

《鄆城縣志》記載韓嘉樟

三志中記載的官職、紀年、鄉科等信息，與牌坊文字內容相互印證，足以證明作為富順人的韓嘉樟、韓敏湛兄弟為金福寺及石牌坊的捐資建修者。或許離此地不遠，也就是韓氏兄弟胞衣之地。否則，是什么理由促使其“捐資鼎建”于此呢？遺憾的是，最關鍵的《序文》已經大面積風化脫落，僅見《序文》開頭“祖/韓覺言□□盧釋果……”區區七字，從而也就無法考證了。但是，并不影響此地當時屬于富順縣管轄的現實，只不過由于行政區劃調整，才導致該區域劃屬于瀘縣管轄而已。同時，也從當地村民口中得到了證實，此地距離富順邊界不過區區百余米。

回顧富順縣沿革，歷史上與瀘縣多次同屬瀘州管轄。在富順縣與瀘縣接壤的龍貫山脈與玉蟾山區域，自古便有文人墨客如徐鉉、黃庭堅、楊慎等游歷于此，還流傳著——建文帝“出亡為僧、流寓川南”的傳說。

富順的地方志、古詩文中，以及臨溪金田寺山上斗大的“意存”“形固”石刻，乃至此牌坊之上“帝隱龍蟠”四個大字，這些無不讓人聯想到建文帝的蹤跡。然而，無論建文帝是否真的造訪過金田寺，或是龍貫山腳下的金福寺、白象寺，這些都只能作為民間傳說而已，終究也無法確證其真實性。

如今，金福寺牌坊依然矗立于龍貫山下的山野中，隨著金福寺牌坊背后的歷史逐漸揭開，我們期盼這座珍貴的明代牌坊能夠得到更多地重視與保護，使其斗拱層疊的宏大氣象和深厚的歷史文化脈絡得以長久延續。

來源：自貢方志

作者：張 逸（富順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省詩書畫院特聘美術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詩詞學會會員，河北美院外聘書法教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