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 | “銹場”成“秀場”

城市工業遺址空間不僅是技術演進與制度變遷的物質見證，更是亟待被重新識別與激活的精神地標。“失落的家園”如何在情感歸屬層面實現復興，實際上核心還是在于回到地方本身。

原文 ：《“銹場”成“秀場”》

作者 |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中心講師 凡婷婷

圖片 |網絡

城市工業遺址見證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艱辛歷程，也承載著一代人共同走過的集體記憶。伴隨著上世紀中期“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東北老工業基地、北京首鋼園、上海寶鋼集團等一批大型工業園區逐漸崛起。這些工業園區不僅在物質層面支撐了國家發展，更因獨特的生產生活交融的“工業社區”組織形式，凝結起一代人不可磨滅的身份認同與地方記憶。然而，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城市發展邏輯轉變，那些曾轟鳴不息的機器漸歸沉寂，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陸續外遷，留下的是閑置的廠房、廢棄的設備和被遺忘的工業園區。昔日充滿生機的生產現場逐漸淪為城市中的“銹場”。物理空間衰敗的背后也伴隨著一代人集體記憶的飄零與社會關系的瓦解。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地方”是充滿意義的，而“空間”則是流動且匿名的。城市工業遺址正是經歷了從充滿溫情的“地方”滑向無名“空間”的認同危機，一度陷入“無地方性”的孤島狀態。

2000年前后，從城市整體功能性發展角度出發的城市更新理念逐步確立。存量巨大的工業建筑本身雖然歷史并不悠久，但因建筑質量尚好且都未逾使用年限，使得其在“存量更新”的時代背景下成為城市空間更新與轉型的重要來源，并逐漸在新的更新理念與城市實踐中重新煥發活力。北京“798藝術園區”、上海楊浦濱江工業帶、廣州“珠江琶醍”工業帶等都是由當地廢棄工業遺址更新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公共空間。

城市工業遺址的公共性回歸

綜觀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的更新進程，其逐漸形成了兩種典型路徑：一是以視覺為中心的“景觀美學”化改造，二是以日常體驗為核心的“生活美學”式更新 。前者在中國城市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以建筑改造、雕塑裝置、品牌活動等方式打造城市形象名片，將工業遺址塑造為高度視覺化、奇觀化的城市地標，激活了閑置的舊工業空間。不過，這種更新方式雖著意強調工業遺址的公共性，卻在實踐中難以回避眼球效應相伴的“藝術的傲慢”，易將工業遺址轉化為面向游客與消費階層的展示性場所，造成空間的士紳化。即便設有公益展覽與志愿講解，觀眾與場所之間仍維持著“參觀與被參觀”的疏離關系。

“生活美學”路徑則推動空間從單一功能型向復合體驗型轉變，強調在改造中補充城市公共服務，融入到市民的日常中。這種方式意在將工業遺址改造為城市公園、社區圖書館、步行街區等，在緩解城市公共資源短缺的同時，重建人地情感聯結。如北京首鋼園，在冬奧會之后逐步轉型為集文化創意、體育、會展與生活社區為一體的多功能綜合體，在延續工業肌理的同時，注入了當代生活的真實內容。這種更新理念在試圖以符合當代審美的方式重建工業社區，在功能融合與情感共鳴中找回失落的地方感。

美學建構：溫柔召回“地方感”

城市工業遺址空間不僅是技術演進與制度變遷的物質見證，更是亟待被重新識別與激活的精神地標。“失落的家園”如何在情感歸屬層面實現復興，實際上核心還是在于回到地方本身。“地方美學”指向修復空間背后的記憶脈絡與情感認同，使工業遺址重新成為承載集體精神與集體記憶的地方。

在千城一面的現代主義危機下，人們很難在雷同化的城市面貌中尋獲地方感與歸屬感。舊工業遺址的微更新正是一次找回地方特性的有益嘗試。它不必拘泥于“構建新景觀”或“回歸生活化”的二元選擇，而是回到地方本身，從在地文化中汲取再生的養分。鄭州“記憶·1952”創意園在原油化廠的銹蝕鍋爐上，鐫刻由方言組成的代表地方語言文化的“中”字，試圖以樸素的鄉音喚醒集體的記憶；西安“大華·1935”則將舊紡織廠房轉化為融入唐城墻遺跡保護、本土戲劇展演與老工人故事館的復合文化街區，讓工業歷史與古都文脈交織共生；廣州“珠江琶醍” 則在保留貨運站臺與鐵軌的基礎上，引入粵式老字號美食工坊與嶺南手作集市，在白鵝潭畔重構出充滿市井煙火氣的“老廣”新客廳。可以說，地方美學的核心在于符號的轉譯與記憶的敘事化。它并非對工業元素進行簡單保留，而是將其與地方語言、歷史事件、市民生活等深層文化符號創造性結合，從而觸發真實可感的地方認同。

然而，工業遺址更新涉及多元主體，其理念差異常常引發深層次矛盾：整體更新與記憶傳承如何平衡？創意產業投入是否會稀釋遺址的原真性？規模化的改造能否回應社區民眾的真實需求？在這些張力中，若僅遵循政府塑造城市品牌的形象邏輯或文化消費的流量邏輯，都可能導致城市工業遺址空間的地方經驗在代際更替中失真與斷線。

因此，地方美學理念下城市更新的真正要義，在于推動一場“地方感”的溫柔召回。在工業遺址既有的肌理中，通過繡花功夫重建人地之間斷裂的情感聯結，讓其在新時代的敘事中不僅被看見、被使用，更被銘記、被認同。

觸媒再生：

社交媒體與工業遺址的“再地方化”

在地方美學致力于重建實體空間的認同之余，另一種力量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參與工業遺址的意義重塑。這就是青年群體借助社交媒體實現城市工業遺址空間成為熱門打卡點的“網紅化更新”，指向地方記憶在傳播邏輯與數字互動中被重新媒介化的過程。

在這一趨勢下，社交媒體不僅是信息通道，更成為公眾以德·塞托所說的“空間戰術”介入空間意義生產的現場。他們通過打卡、分享、評論等看似日常的行為，實現對既定空間敘事的創造性挪用，共同參與構建一個關于該地的新的集體敘事，在廢舊立新的工業遺址中構建當地新的數字記憶庫，影響著人們的地方認知。可以看到，老工人口述中的車間記憶與小紅書博主鏡頭下的“復古工業風”形成對話；銹跡斑駁的鋼鐵結構在抖音中成為賽博朋克的“秀場”。在此過程中，算法推薦機制不斷強化特定視覺符號與場景的傳播能見度，如首鋼園中第三高爐與巨型泡泡瑪特人偶并置場景、上海楊浦濱江工業藝術走廊的“Citywalk跟拍路線”等都迅速成為社交媒體平臺中的高互動內容。當代青年正是在這樣的傳播實踐中，在社交媒體平臺中拼貼出城市工業遺址的復合型地方敘事，共同構建著工業遺址的新集體記憶庫。可以說，他們不僅是地方的訪客，更是地方意義的共建者——在點擊、拍攝與講述之中，參與著一場關于“何為地方”的數字共建。

這類內容不僅在平臺上構建出關于該地的新的“數字記憶之場”，還使不同代際、不同背景的公眾得以在“媒介中的地方”實現重新連接，理解并認同變遷中的城市工業遺址。人文地理學認為，對一個地方的懷舊、依戀情緒往往是在地方消逝之后產生的，是一種后知后覺的情愫，大多數人都是在追憶地方的時候才不斷勾勒、描摹出對特定場景的感覺結構。在“媒體城市”理念下形成的城市工業遺址空間再地方化的數字媒介實踐，呼應多琳·馬西所提出的“進步的地方感”，證明地方從來都不是封閉、懷舊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4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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