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為何堅持“東北易幟”？北洋軍閥是如何從割據走向統一的？

1928年的12月29日，原本飄揚的北洋政府五色旗緩緩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那個從袁世凱死后就四分五裂、打得不可開交的北洋軍閥時代，在形式上終于畫上了一個句號，中國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

這一事件，史稱“東北易幟”。

皇姑屯的一聲巨響，把少帥推向了懸崖

1928年6月4日，張學良的父親、大名鼎鼎的“東北王”張作霖，在乘坐火車返回沈陽的途中，經過皇姑屯時，被埋伏在鐵軌下的炸藥炸成重傷，不久后不治身亡。這事兒是誰干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日本關東軍。

日本人本來想通過炸死老帥，讓東北陷入混亂，他們好趁機出兵占領，把東北變成第二個朝鮮。

這一下子，巨大的爛攤子全砸在了年輕的張學良肩上。當時的局勢有多危急呢？咱們可以想象一下：外面，日本人的軍隊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借口“維持秩序”沖進城來；南邊，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氣勢如虹，已經逼近了京津地區，隨時可能打過山海關；而內部，奉系軍閥里那些跟著張作霖打天下的老叔父輩們，一個個手里握著兵權，看著眼前這個平日里愛跳舞、打網球的“花花公子”，心里都在打鼓，甚至有人躍躍欲試想要取而代之。

張學良這時候表現出了驚人的沉穩。他為了穩住局勢，硬是秘不發喪，對外宣稱父親只是受了輕傷，還在處理公務。這招“空城計”確實高明，讓日本人摸不清虛實，不敢貿然動手。

等到張學良化裝成士兵，坐著悶罐火車偷偷回到沈陽，掌握了兵權之后，才正式公布死訊。這一手，算是暫時穩住了陣腳。

但是，穩住了陣腳不代表解決了問題，擺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必須要做的選擇題：是繼續跟南京政府打內戰，還是投靠日本人搞“獨立”，亦或是歸順南京實現統一？

這道題太難了，選錯任何一項，不僅是張家父子的基業毀于一旦，整個東北乃至中國都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日本人的算盤

日本人炸死張作霖后，并沒有閑著。他們看硬的不行，就開始來軟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派出了特使，甚至還有張學良以前的老師、日本老牌政客林權助，一波接一波地跑到沈陽來當說客。

他們的中心思想就一個：勸張學良不要跟南京政府合作，要在東北搞“獨立”，甚至暗示如果張學良愿意聽話，日本可以提供金錢和武器支持，幫他稱霸關外。

這誘惑大嗎？對于一個軍閥來說，確實很大。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條件，張學良就能繼續當他的“土皇帝”，沒人管得了他。

但是，張學良骨子里是有血性的，更有國仇家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讓他去給殺父仇人當傀儡，這事兒他做不出來。

在一次跟日本特使的交鋒中，張學良說了一句非常硬氣的話。日本人威脅說，如果你易幟，南京政府的力量滲透進來，日本在這個地區的“特殊權益”怎么保障？張學良直接回懟：“我是中國人，我想什么時間易幟，就什么時間易幟，這是中國的內政，輪不到鄰居來指手畫腳。”

接著，日本人在鐵路沿線不斷搞軍事演習，甚至直接發出戰爭威脅，警告張學良如果敢換旗子，后果自負。

這時候的張學良，其實內心已經有了定計。

他看清了一個大趨勢：北洋軍閥的那一套舊制度已經走到頭了，三民主義和國家統一是人心所向。雖然他對蔣介石也沒什么好感，但在“做日本人的走狗”和“做一個統一國家的封疆大吏”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

他明白，只有背靠整個中國，東北才有可能抵御日本這頭貪婪的餓狼。

南京方面的博弈

既然決定要走統一這條路，那就得跟南京方面談。但這談判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對于蔣介石來說，他當然巴不得東北趕緊易幟，這樣他在名義上就完成了統一大業，也是巨大的政治資本。

但是，蔣介石也是個精明的算計家，他既想要面子，又想奪里子。他希望張學良交出外交權、軍事指揮權，甚至想把國民黨的黨部直接開到東北去。

這對張學良來說就比較難接受了。易幟歸易幟，服從中央歸服從中央，但他不能把手里的槍桿子交出去。

畢竟在那個亂世，手里沒兵，那就是案板上的肉。于是，雙方展開了漫長的拉鋸戰。張學良派出了代表去南京，蔣介石也派出了何成浚等人來沈陽。

在這幾個月的談判里，張學良展現出了極其成熟的政治手腕。他對南京方面表示了極大的誠意，承認國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愿意奉行三民主義。

但在具體的人事安排和軍事編制上，他堅持“東北的事，還得東北人辦”。說白了，就是承認你的中央地位，掛你的旗子，遵守你的法律，但我這里的軍隊和行政，暫時還得我說了算。這就是所謂的“分治合作”。

蔣介石權衡利弊，覺得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先把名分定下來，至于削藩削權的事，可以以后慢慢圖之。

于是，雙方終于達成了一個默契的底線：東北換旗，服從中央，但保持高度自治，張學良出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繼續坐鎮東北。

家里難念的經

外有強敵，前有談判，張學良還得面對一個更頭疼的問題，那就是“家里人”不答應。

奉系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以楊宇霆為首的老派勢力，對易幟這事兒非常抵觸。楊宇霆是張作霖留下的托孤重臣，號稱奉系的“小諸葛”，才華是有，但野心更大，而且一向親日。

在楊宇霆看來，東北保持現狀最好，既不惹日本人，也不聽蔣介石的，咱們就關起門來過日子。他覺得張學良太年輕，容易被南方人忽悠。

在很多公開場合，楊宇霆對張學良缺乏應有的尊重，甚至當眾教訓少帥，這讓張學良感到芒刺在背。

除了楊宇霆，還有很多老將也擔心，一旦歸順南京，自己的地盤和利益會被重新瓜分。這些內部的阻力，就像是綁在張學良腿上的沙袋，讓他每走一步都特別沉重。

為了說服這些人，張學良費盡了口舌，甚至不惜動用家法威嚴。他反復強調，現在的局勢不同了，如果不易幟，東北就會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到時候大家的榮華富貴都得化為泡影。

雖然歷史上著名的“楊常而去”（槍殺楊宇霆、常蔭槐）發生在易幟之后不久的1929年1月，但這種內部的權力斗爭和路線分歧，在易幟前夕已經達到了白熱化。

張學良是在頂著可能發生內部兵變的風險，強行推動易幟的進程。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絕不是一個紈绔子弟能做到的。

1928年的那個冬天，旗幟終于變了

1928年的12月。經過長達半年的拉鋸和準備，時機終于成熟了。日本方面雖然還在叫囂，但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尤其是英美兩國為了牽制日本，表示支持中國統一，這讓日本不敢公然發動大規模戰爭。

張學良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決定立刻動手。

12月29日清晨，沈陽城內雖然寒氣逼人，但氣氛卻異常熱烈。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

這一天，東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的所有政府機關、軍營、學校、商店，同時降下了象征北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升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這一幕，不僅在沈陽，在整個東北大地同步上演。

當那面新旗幟升起的時候，它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從1912年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到1928年張學良易幟，這中間十六年的北洋時期，中國大地飽受軍閥混戰之苦。直系打皖系，奉系打直系，今天你上臺，明天我倒戈，老百姓流離失所。

而隨著張學良的這一決定，中國在地圖上、在法理上，終于合成了一個整體。

南京國民政府成為了國際公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