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破產，養兒防老正在變成一個天大的笑話

叔叔踹開我家門的那天，院里那棵老槐樹正飄著最后一茬槐花。不是用手推，是用腳——砰的一聲，門軸發出痛苦的呻吟，白色花瓣簌簌落了他一肩。

“哥，”他盯著我爸，聲音粗得像砂紙磨鐵，“下個月爸的醫藥費，該你了。”

不是商量，是通知。我爸從飯桌前站起來，手在圍裙上擦了擦，什么也沒說，轉身進了里屋。我聽見抽屜拉開的聲音，還有數錢的沙沙聲。十分鐘后，我爸把一疊紅票子遞過去：“兩千，夠不？”

叔叔接過錢，對著光捻了捻，像在檢驗假幣。“差三百。”他說。

我爸又補了三張。叔叔把錢胡亂塞進褲兜，轉身就走，到門口時回頭：“對了，媽說想吃魚，明天你買條鯽魚燉湯送過去。”

門在他身后晃蕩著，像沒了骨頭的皮。

這是我記憶里尋常的一幕。在我們老家，“養老輪值表”比日歷還準——每個月五號，叔叔準時來要錢。而這一切的源頭，要倒回二十年前。

爺爺奶奶有四個孩子，我爸排老二，叔叔是老幺。老幺總是最得寵的，這句話在我家是寫在墻上的真理。九十年代末拆遷，分了兩套樓房和十八萬補償款。爺爺拍板時聲音洪亮：“都給國華（我叔叔），他孩子小，負擔重。”那時叔叔剛添了兒子，我堂弟。

我爸沉默地抽了一晚上煙。我媽哭了三天，眼睛腫成桃子。“咱們也是兒子啊……”她反復說這句話，像念經。

但真正的不公還在后面。爺爺奶奶搬進了叔叔家那套大房子，幫忙帶孫子，一住就是十五年。堂弟是喝著爺爺泡的茶、吃著奶奶做的飯長大的。而我爸每個月還得按時送生活費去，因為“老人幫你們帶孩子，不能白帶”。

我媽第一次反抗是在堂弟十歲那年。她拿著賬本去叔叔家：“爸媽這十五年，我們每月給五百，一共給了九萬。你們是不是該……”

話沒說完，奶奶的茶杯就摔在了地上。“滾！我還沒死呢，就想著分家產？”瓷片濺起來，劃破了我媽的小腿。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我爸發火。他拉起我媽就走，回到家，他對著墻說：“算了，那是咱爸媽。”

“可他們沒把咱當兒子！”我媽尖叫。

我爸只是重復：“算了。”

真正的轉折在爺爺奶奶先后中風之后。需要人端屎端尿了，叔叔家的房子突然就“太小了”。他提出輪養——一家三個月。但每次輪到我家，叔叔總說忙，要晚幾天送過來；等該接走時，他又說家里在裝修、媳婦病了、兒子要考試……爺爺奶奶在我家的時間，從三個月變成四個月、五個月。

去年臘月，爺爺最后一次住院。賬單出來，兩萬三。叔叔當著病房所有人的面說：“二哥，這錢你先墊著，我手頭緊。”

同病房的老人看不下去：“老爺子不是說錢都給你了嗎？”

叔叔臉一沉：“關你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爸在醫院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凌晨三點，他給我發微信：“兒子，你以后別學爸。”

最諷刺的戲碼在今年春天上演。堂弟——那個被爺爺奶奶寵著長大的寶貝孫子——在外面欠了一百四十萬網貸。催債電話打到所有親戚手機上，叔叔這才慌了神，取出所有積蓄，賣了爺爺奶奶過戶給他的那套房，還借了二十萬外債。

錢還了，堂弟卻消失了。有人說他在廣州，有人說在緬甸。他拉黑了父母所有聯系方式，卻偶爾會在家族群里發條鏈接，或者給我這個幾乎沒說過話的堂哥點贊。

上個月，叔叔來我家，不再是踹門，是敲門——輕輕的，猶豫的。他瘦了一圈，背駝得像只蝦。

“見著你弟了嗎？”他問。

我爸搖頭。

“他要是聯系你……告訴他，爸不怪他，回家吧。”叔叔說這話時，眼睛盯著鞋尖。

我爸給他倒了杯茶。叔叔捧著茶杯，熱氣熏著眼：“哥，我是不是做錯了？”

我爸沒回答。窗外，老槐樹又開花了，白色的，小小的，風一吹就散了。

叔叔走的時候，我爸還是塞給他一千塊錢。“醫藥費。”他說。

等叔叔走遠，我媽從里屋出來，紅著眼眶：“你還給？”

我爸看著那扇晃蕩的門，輕輕說：“他是我弟。”

這句話，他說了半輩子。

那天晚上，我夢見爺爺奶奶。他們站在老屋的院子里，爺爺說：“養兒防老啊。”奶奶點頭：“多子多福。”

然后他們的身影越來越淡，像被水化開的墨。院子還是那個院子，槐樹還是那棵槐樹，只是樹下的人，一代一代，重復著相似的劇本。

我在夢里想問他們：如果早知道是這樣的結局，當初還會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嗎？

但夢醒了，問題沒有答案。只有院里的槐花，落了滿地，像一層薄薄的雪，覆蓋著所有說不出口的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