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數排名后30%建議家長陪讀？南理工致知書院回應引熱議

近日，網絡流傳南京理工大學致知書院在其官方群內發(fā)布的通知截圖，其中“高數成績排名后30%的同學，必要時會向家長通報，或建議到校陪讀”的表述，迅速點燃輿論。支持者謂之“負責”，反對者斥其“越界”，一時間，大學教育的方式與邊界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

1月9日，致知書院發(fā)布情況說明，澄清從未要求學生家長“到校陪讀”，并表示已對工作人員的不恰當表述進行批評教育。然而，這場討論并未因此停歇，它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孩子踏入大學校園，學校與家庭的責任線，究竟該如何劃定？

一則通知引發(fā)的“管理方式”之爭

根據此前網絡流傳的通知截圖，致知書院針對大一新生高數期中考試，提出了對排名后30%學生的幫扶計劃，其中包含了“向家長通報”和“建議到校陪讀”的可能性。盡管書院后續(xù)說明中否認了“要求陪讀”，但招生辦工作人員向媒體證實，對于成績靠后的學生，輔導員確實會與家長溝通，目的是“激勵和督促”。

這并非孤例。近年來，多所高校被曝出向家長通報學生成績、就學業(yè)問題與家長密切溝通的做法，每每引發(fā)“大學高中化”的質疑。支持者認為，大學生雖已成年，但初離家庭，仍需監(jiān)督；尤其對于學業(yè)困難學生，家校聯(lián)動是防止其掉隊的必要措施。反對者則感慨，連大學都要靠“叫家長”來管理學生，學生的自主性與責任感該如何培養(yǎng)？

網友評論呈現(xiàn)兩極。一方說：“有些孩子自制力差，不管就廢了，學校管得嚴是好事。”另一方則反駁：“考上大學意味著成年和獨立，事事找家長，是在培養(yǎng)巨嬰。”

書院回應：幫扶體系與“不當表述”的澄清

面對輿論發(fā)酵，致知書院的說明試圖平息爭議。聲明強調三點：

1. 從未要求家長陪讀，否定網絡傳言中的強制色彩；
2. 學業(yè)幫扶主要依靠朋輩導師、助教等校內體系，彰顯“不讓一個學生掉隊”的初衷；
3. 承認個別工作人員表述不當，并已進行批評教育。

校方招生辦的補充說明則透露了更多實際做法：更普遍的情況是在學生掛科時通知家長；對于單科成績，通報家長可能是個別輔導員的“輔助激勵措施”。

回應試圖在“嚴格管理”與“尊重學生自主”之間尋找平衡點，但公眾的疑問并未完全消散：通知家長成績，是督促還是越界？學業(yè)幫扶的“必要尺度”在哪里？

討論背后：大學教育的“邊界困境”

這場爭議之所以引發(fā)廣泛共鳴，是因為它戳中了中國高等教育轉型期的一個普遍困境：在“嚴進寬出”的傳統(tǒng)與“強化過程管理”的改革趨勢之間，如何界定學校、學生與家庭的新關系？

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學生群體多樣化，部分學生確實面臨從高壓高中到自主大學的“適應斷崖”，學業(yè)滑坡現(xiàn)象不容忽視。學校加強學業(yè)支持、建立預警機制，體現(xiàn)了教育者的責任。

另一方面，大學不僅是知識傳授的場所，更是社會成人化的關鍵階段。過度依賴家長介入，可能削弱學生自我管理、直面挫折的能力，也與培養(yǎng)獨立人格的教育目標相悖。

更深層看，這反映了社會對“成年”標準的模糊。法律上18歲即成年，但許多家庭和學校在情感與實踐上，仍延續(xù)著對“孩子”的保護與干預。大學校園應成為從家庭庇護向社會獨立過渡的橋梁，而非延伸高中管理模式的“高四”。

尋找平衡：支持而非替代，溝通而非管控

理想的大學教育管理，或許應尋求一條更精細化的路徑：

• 幫扶的主體應是學生本人：學業(yè)支持體系（如朋輩導師、助學中心）應直接面向學生，鼓勵其主動尋求幫助，承擔學習責任。
• 與家長的溝通應重在“信息通報”而非“責任轉嫁”：在涉及嚴重學業(yè)危機（如多門掛科、面臨退學風險）時，學校通知家長是合理的，但目的應是形成支持合力，而非讓家長替代學校進行日常監(jiān)督。
• 尊重學生的“成人”身份：任何管理措施都應建立在與學生平等溝通的基礎上，將其視為能夠對話、負責的成年人，保護其隱私與尊嚴。

南京理工大學致知書院的事件，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當下大學教育管理的探索與困惑。它提醒我們：在希望學子成才的路上，比“不讓他掉隊”更重要的，是教會他如何自己走穩(wěn)。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yǎng)能夠獨立面對世界的人。而獨立的第一步，或許就是從學會為自己負責開始——在校園里，在分數外，在漫長的人生中。

對此，你怎么看？大學階段，學業(yè)遇到困難時，學校聯(lián)系家長是合理督促還是過度干預？歡迎在評論區(qū)分享你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