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福建一起積案引關注，中央派項南督閩：要堅決而慎重的處理

1980年，時任農機部副部長的項南接到中央命令，出任福建省委書記。

當時，接到消息的福建省委辦公廳正忙著張羅去北京接項南，然而卻接到農機部的通知，說他們已經派人隨行，要求不要來接。

沒辦法，省委只好在接到通知的情況下，派專人到火車站去接，但后來又被告知，項南臨時有事暫時不來，由秘書打前站，在得知僅是秘書先來，省委辦公廳安排了一位處長帶著一輛“伏爾加”舊式小轎車按約定時間到火車站迎接。

然而令福建省委萬萬沒想到的是，項南是跟著秘書同車下了火車站。他似乎是不愿意讓省委專門派人來接，特意打了一個迂回埋伏，給人以一種措手不及的感覺。

我們無從得知項南此舉背后究竟有什么含義，但從他后來到福建以后一系列舉動，他確實是肩負著中央重要的使命。

福建省作為一個沿海的省份，在改革開放之初，都是被中央列為先行省份的存在，然而廣東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便熱火朝天的干開了，而毗鄰的福建設始終也沒有什么起色。

這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事實上，福建在改革開放之前，一直都是作為“戰區”和“前線”的，擔心建起來以后，一旦爆發戰爭被打爛，雖然歷任地方領導多有經濟建設的想法，但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廣泛的支持，后來這樣一個想法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之初。

另外還有一個很深層次的原因，就是人們的思想問題。

八十年代初，福建有件陳年的冤案——“405專案”，因為各方面的因素，始終不能獲得平反，后來此案驚動中央，福建地方依然沒有及時處理。

為了推動此案調查，中央除了派出了多個部門組成的調查組，還改組了福建省委的領導班子。

項南正是承擔此項任務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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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還要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說起。

1957年4月，中央發動整風運動，號召廣大干部群眾包括許多有影響的黨外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干部的思想作風提出大量批評和建議。絕大多數意見比較中肯，富有建設性，對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益處。

不過，隨著整風運動的展開，許多復雜的情況也跟著出現了，特別是極少數人打著提意見的旗號，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也是在這次反右運動中，福建地方突然搞起了所謂的反“地方主義”，把原閩中地下黨的主要領導人黃國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打成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少原閩中地下黨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連，被批判、處分和判刑。

在過去歷史上，福建大多數地方都是屬于革命老區，后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踏上長征路，福建地下黨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在當地斗爭，并一直堅持到了革命勝利，被譽為是“紅旗不倒”的典范。

1946年，毛主席在延安還接見了時任閩浙贛區委書記曾鏡冰（后任福建省委書記），并對福建黨組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不過，在1955年時，曾鏡冰因過去所犯錯誤被定為“內奸”，從而遭到撤職審查處理。

原來在1947年1月，閩浙贛區黨委召開城市工作會議，中共閩江工委改為城市工作部，同年8月，因城工部違反秘密工作原則，導致了城工部委員孟起暴露。孟起被捕以后，區黨委在未經過調查的情況下，懷疑是時任城工部部長的莊征出賣，并將莊征以“內奸”罪名處決。區黨委隨后命令新組成的城工部領導班子肅清莊征的影響。

然而，隨著后來福建各地又發生了幾起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其中還包括了省委常委、軍事部長兼閩東地委書記阮英平返回福州途中被歹徒殺害的情況。

由于正值解放戰爭時期，上述幾起案件難以調查清楚，而當時省委受“左”傾錯誤影響，以阮英平的警衛員是城工部黨員，加之后來又發現原閩東工委（后改城工部）書記、阮伯琪（阮英平副手）身上有阮英平的懷表，懷疑他們出賣了阮英平，并在此基礎上認定城工部已經被國民黨特務所控制。

在省委錯誤指示下，城工部系統的全體黨員的黨籍全部被停止，并不許他們以黨的名義在活動，甚至要求省委下屬各級黨組織與城工部進行切割，包括李鐵（城工部部長）在內的百余名黨員被蒙冤錯殺。

圖|曾鏡冰

1953年，福建“三反”和整黨運動結束后，對1948年“城工部事件”進行了調查，認為“原閩浙贛區黨委對城工部案件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決定為“城工部事件”及有關人員進行平反。

“城工部事件”有關人員獲得平反后，當年下達命令的曾鏡冰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然而事實上就是，曾鏡冰只是犯了錯誤，將他的行為定性為“內奸”本身也存在問題。

1967年5月27日，曾鏡冰含冤去世。

也因為受曾鏡冰影響，至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以后，原來曾是曾鏡冰的下屬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黃國璋在報告中提到的“紅旗不倒論”，旨在激勵老區干部堅持革命精神，卻被歪曲為“向黨進攻”。王一平在老區座談會上提出“忘本論”，提醒不忘老區群眾貢獻，也被指為煽動反黨情緒。這其中包括在“城工部事件”中，曾冒著風險抵制執行命令的許集美。

當然，真正引起福建“反地方主義”的，其實是一件小事。

時任福建仙游縣縣委書記的申九順看中了當地一位婦女，在未與原配離婚的情況下，就與此婦女結婚，在整風運動期間，申九順遭到了縣婦聯主任鄭秀治和縣長林汝梁以及支持群眾的批評。

申九順不是福建地方干部，而是南下干部，后來他就此事同和他交好的晉江地委副書記馬某某說的時候，故意添油加醋，把這件事說成是地方干部借他離婚找男方老婆的問題反南下干部。

馬某某后來去北京開會，與相熟的一位中組部副部長談起了這件事，這位副部長直接表態：

“這就是地方主義。”

后來經馬某某轉達給申九順后，申九順如獲至寶，反過來誣陷地方干部搞“地方主義”，因牽連此事而受到批判者達400余人，還有100多人受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與此同時，晉江縣的馬玉璽也因強奸婦女在鳴放中被揭發而懷恨在心，同步發難。

釀成了福建反“地方主義”的浪潮。

一直到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后，批準福建省委成立了甄別小組，調查了上述案件，最終確認定罪的材料都不成立，并為所有牽涉此案的人進行平反。

后來福建省委決定撤銷“開除地方主義分子黃國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黨籍的決定”，取消對他們的處分決定，恢復他們的黨籍、職務和名譽，并向他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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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可惜的是，后來在那個特殊年代里，許集美等人還是受到了影響，后來還是在韓先楚的保護下，他們才都幸免于難。

1976年10月以后，隨著撥亂反正開始，許集美等人也以為迎來了春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打擊直指他們。

當時，福建地方在清查運動中，以“抓地線”為名，將一批原福建地下黨的干部強行扣上帽子，稱他們與“四人幫”有關聯，導致了許集美、黃國璋等人被關進牢中。

不過，事后審查過程中，并未發現上述人等與四人幫“有關系，然而當時省里有關負責人并不肯罷休，而是開始調查他們所謂的”歷史問題“。

1977年6月，一位省委書記向省委匯報情況時，直斥閩中地下黨“政治不純，地富反壞、特務、叛徒很多”……

不久之后，福建地方專門成立了“405專案”組，在案件調查期間，受牽連而被審查的人多達100多人，還包括了18名黨員干部，其中還有8名地廳級干部。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在案件調查尚不清楚的情況下，就向中央進行了匯報：

“現已基本查明：……原閩中地下黨組織的領導機關完全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控制，其主要負責人黃國璋、許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務、內奸分子。”

圖|黃國璋

許集美、黃國璋等人后來都受到了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的處分，并在事后遭到了反復批斗和審訊，為了獲取足夠分量的口供，他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訊。不少無辜的人后來也被專案組當成“知情人”秘密抓捕，這些人因為交代不出所謂的材料，也遭到了刑訊，其中一些年齡較大，身體不好的人，有的死于獄中，有的出獄后不久就死了。

然而，專案組調查的結果卻讓很多人吃驚，盡管他們受到省委指示，可以動用各種辦法，可歷時數年，輾轉全國各地調查下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405專案”立案審查的18個黨員干部中，無一人與“四人幫”有牽連，無一人是叛徒、特務、內奸。“

即便如此，福建省委仍然不準備罷手。

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還專門提到了要撤銷過去專案組的做法：

“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査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停止。”

不久之后，公安部通知福建省委，要求撤銷405專案組。

令人意外的是，福建省委在接到公安部通知后，不僅拒不執行，還繼續羅織罪名，要搶在1980年1月1日《刑法》正式實施之前，給許集美、黃國璋等人定罪。

1979年12月21日，許集美被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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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集美參加革命四十年，又經歷了建國后多次的政治斗爭，他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遭遇的考驗，事關整個閩中地下黨以及他個人的名譽，他并不準備妥協，而是趁著機會悄悄叮囑兒子許懷農：

“如果我遇到迫害，你要上北京通過許新識、吳秀云夫婦找洪禹伯伯，請他幫忙向中央反映福建的情況，為我申訴。”

許集美口中所提的幾個人，都是原來閩中地下黨的人，建國后長期在北京工作，而洪禹是中宣部局長。

根據資料記載，1979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長期間，就有意要把中宣部打造成一個思想解放之地，而洪禹作為當時中宣部唯一的一個局長，曾率人到福建廈門大學做演講，鼓勵大伙思想解放，還引起了當時福建地方的不滿。

不過，許懷農受了父親囑托后，并沒有第一時間到北京去，而是考慮到他的伯父、姑媽一些親戚都在海外，當時中央對海外華僑比較重視，所以許懷農認為，通過在海外的伯父、姑媽向中央反映，可能會起到突出效果。

1980年春節前夕，許懷農繞道廣州，與當時已經抵達廣州的大姑媽許書言、四伯母戴玉玉及印尼的堂姐會合，一行人前往北京。

許懷農抵達北京后，先是聯系了許新識、吳秀云夫婦，然后通過兩人的關系，將部分材料遞給了曾在福建工作過的張鼎丞、韓先楚等人，之后又聯系到了洪禹，在洪禹的囑咐下，許懷農又寫了數十份材料，分別送給在京有關部門的領導。

在許懷農的努力下，福建405案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

圖|許懷農回憶解救父親的文章

1980年年底，項南調任福建省委書記，臨走前中央有關領導人特意叮囑：

“福建的歷史遺留問題較為復雜，要堅決而慎重地處理。”

項南前往福建后，親自調閱了大量的材料，積極推動405案的平反，然而在后續處理過程中，項南注意到推動此案阻力很大，因此采取了迂回的辦法，先讓在獄中的許集美、陳貴芳保外就醫，這樣他們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情況。

當時中央對福建405專案的關注力度也很大，在了解項南處境后，決定派出一個由中組部、中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組成一個30多人的“中央聯合調查組”，時任中組部秘書長兼干審局長何載任組長。

中央聯合調查組對福建405專案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后，認定“原閩中地下黨主要負責人的“四零五專案”，是典型的冤假錯案，應予平反。”

項南召集省委會議，請中央聯合調查組在會上直接宣布結論，并讓每個常委都在會上表態，推動該案平反，然而仍遇到不少阻力。

也是在會議期間，有個常委突然生病，以至于會議不能進行下去。項南直截了當的說：

“我們等。他什么時候病好了，我們什么時候開會。”

就這樣，省委常委以及中央聯合調查組等了半個月。

后來，所有的省委常委都同意了中央聯合調查組的結論。

1983年3月29日，福建省委正式發出通知，，宣布為黃國璋、許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復黨籍。

同年5月，省委又宣布，為受“405”專案株連的地下黨人員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也幾乎與此同時，福建省委向中央呈送了《關于為曾鏡冰同志平反的請示報告》：

“曾鏡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閩浙贛區黨委書記期間，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是有重要貢獻的。對他的“長期執行著違反中央路線的機會主義路線”的認定，應予撤銷。經過長期嚴格的審查和考察，造成錯殺“城工部”骨干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導致的重大失誤，而不是別有用心。基于上述結論，我們認為應為曾鏡冰的“內奸嫌疑”平反，恢復名譽。”

一個月后，中央對這份報告進行了批示，為曾鏡冰徹底平反。

在405專案獲得平反后，項南又積極推動了其他類似案件的平反工作，幫助福建進行了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為后來福建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