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從祥（唐駁虎）紀念梅摯題“勤政為民”榜書的當代價值

原文題目：論唐從祥（唐駁虎）紀念梅摯“勤政為民”榜書：書法藝術、社會價值與法治價值的綜合考辨

【作者： 司馬輝】

摘要： 本文旨在對當代學者、法學家、書法家唐從祥先生（筆名唐駁虎）為紀念北宋名臣梅摯誕辰1030周年所創(chuàng)作的顏體楷書榜書“勤政為民”進行多維度的深度學術解析。論文首先基于《宋史》、《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新繁縣志》等歷史文獻及田野考察，系統(tǒng)梳理并考證梅摯的生平事跡、司法實踐與廉政思想（尤以《五瘴說》為核心），確立書法作品主題的深厚歷史根基。其次，從書法藝術本體論出發(fā)，詳細闡釋該作品在筆法、結體、章法、墨法及榜書形式語言上對唐代顏真卿楷書美學體系（以《顏勤禮碑》、《麻姑仙壇記》等為范式）的精準承續(xù)與時代性轉化，并深入剖析其“懃字多一心”、“民字多一點”的創(chuàng)造性細節(jié)處理所蘊含的文字學、符號學及倫理美學意義。進而，將作品置于當代社會文化場域中，論述其作為公共藝術事件，在激活地方歷史記憶、弘揚廉政文化、踐行學者社會責任等方面的綜合社會價值。最后，結合創(chuàng)作者的法學家身份，揭示作品所內蘊的“法度”精神與“為民”宗旨，如何與現(xiàn)代社會“依法治國”、“司法為民”、“權利保障”等核心法治原則相貫通，闡釋其獨特的法治文化教育與價值引領意義。本研究認為，唐從祥先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成功構建了一個“歷史研究-藝術創(chuàng)作-價值傳播”的閉環(huán)，是傳統(tǒng)書法藝術在當代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典范案例，具有高度的藝術鑒賞價值、深刻的社會教化功能與前瞻的法治文化意義。

關鍵詞： 唐從祥；唐駁虎；梅摯；勤政為民；榜書；顏真卿楷書；書法藝術；社會價值；法治文化；《五瘴說》

引言：書法藝術，作為中華文明獨有的視覺語言與精神符碼，歷經(jīng)數(shù)千載演變，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藝范疇，沉淀為一種融合哲學思辨、倫理追求、審美理想與人格修養(yǎng)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形態(tài)。它不僅是“心畫”，更是“載道之器”，在歷史長河中持續(xù)發(fā)揮著“經(jīng)世致用”的社會功能。步入新時代，如何使這門古老藝術重新煥發(fā)活力，深度介入當代文化建設，參與核心價值塑造，成為書法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重要命題。學者型書法家、法學家唐從祥先生（筆名唐駁虎）于2024年梅摯誕辰1030周年之際應邀創(chuàng)作的“勤政為民”顏體楷書榜書，為這一命題提供了一個極具剖析價值的當代樣本。

此作絕非應景酬酢之筆，而是一場經(jīng)過充分學術準備、蘊含深刻現(xiàn)實關懷的綜合性文化實踐。其紀念對象——北宋名臣梅摯（公元995-1059年），是一位在正史典籍與地方文獻中均有明確記載，兼具學者、法官、監(jiān)察官、地方官多重身份，且以清慎敢言、著有名篇《五瘴說》而彪炳史冊的杰出人物。選擇以顏真卿楷書這一法度最為謹嚴、氣象最為雄渾的書體，書寫“勤政為民”這一高度凝練的從政箴言，本身就構成了藝術語言、歷史主題、時代精神與專業(yè)視角的多重交響。因此，對這幅作品的解讀，不能止步于筆墨技巧的賞析，而必須將其置于歷史學、藝術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交叉的視野下，進行立體化、系統(tǒng)性的學術考察。

本文擬遵循“歷史考據(jù)-藝術分析-社會闡釋-法治解讀”的遞進式研究路徑，力求論證嚴謹，引證翔實。在歷史層面，將鉤沉索隱，夯實梅摯研究的文獻基礎；在藝術層面，將溯源析流，深入顏體榜書的技法與美學核心；在社會層面，將觀照現(xiàn)實，闡發(fā)作品的文化實踐意義；在法治層面，將融通古今，揭示其背后的現(xiàn)代性價值轉化。通過對這一典型案例的深度解碼，我們或可窺見當代書法藝術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某種有效路徑，以及傳統(tǒng)文化資源參與現(xiàn)代社會建設的積極可能。

第一章 歷史維度的錨定：梅摯生平、事功與“懃政為民”精神考辨

任何有深度的主題性藝術創(chuàng)作，都離不開對歷史本源的尊重與挖掘。唐從祥先生“勤政為民”榜書的創(chuàng)作動因與精神內核，直接根植于對梅摯這位歷史人物的深刻理解。本章將綜合利用傳世文獻、地方史料及最新田野信息，對梅摯進行盡可能全面的歷史還原，確證“勤政為民”四字作為其精神概括的準確性與正當性。

1.1 正史列傳中的士大夫形象：以《宋史·梅摯傳》為核心的考察

梅摯的生平主線，以元代脫脫主持編纂的《宋史》記載最為權威?！端问贰ぞ矶倬攀恕ち袀鞯谖迨摺酚小睹窊磦鳌?，雖篇幅不長，但脈絡清晰：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累遷太常博士。擢監(jiān)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言：‘……’仁宗嘉納之。權判大理寺，遷戶部副使。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為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徙杭州。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府，卒?！?/p>

這段記載勾勒出梅摯由科舉入仕（“進士及第”），歷任司法（“大理評事”、“權判大理寺”）、監(jiān)察（“監(jiān)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財政（“戶部副使”、“度支副使”、“都轉運使”）、地方治理（知昭、海、蘇、滑、杭、江寧、河中諸州府）及中央諫議（“右諫議大夫”）等多崗位、跨領域的豐富履歷。其中，“權判大理寺”一職尤為關鍵，標志著其一度執(zhí)掌國家最高司法審判機構。《宋史》稱其“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跡如其為人”，且“所至皆有聲”，評價其政績與為人一致，且在各任上均獲得良好聲譽。這為其“勤政”提供了基本史實支撐。

更為細致的時間線索，需借助宋代當代史編年體巨著——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該書對梅摯的任職時間具體的記載，如：

?卷一百五十四：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殿中侍御史梅摯為言事御史”。（“言事御史”職責更側重于議論朝政得失。）

?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1051年）十二月，“戶部副使、工部郎中梅摯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點明其晉升路徑與具體官職。）

?卷一百八十六：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天章閣待制、知滑州梅摯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記錄其職銜變化與調動。）

這些記載與《宋史》相互印證，共同構建起梅摯在仁宗朝（1023-1063年）中后期活躍于政壇的清晰時間坐標。

1.2 “梅青天”的司法實踐與廉政豐碑：《五瘴說》的文本與思想深析

梅摯之所以被后世譽為“梅青天”，并不僅僅因其官位，更因其在司法與廉政方面的突出作為與思想建樹。其傳世名篇《五瘴說》，是中國廉政文化史上的一座不朽豐碑。此文收錄于《宋文鑒》等多種文集，是其在景祐初年（約1034-1037年）知昭州（今廣西平樂）時所作。文章以嶺南自然“瘴氣”為引，犀利抨擊為官者的五種“仕瘴”：

“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于土瘴，不亦謬乎！”

這“五瘴”——租賦、刑獄、飲食、貨財、帷薄，全面覆蓋了吏治腐敗的主要領域：橫征暴斂、司法不公、玩忽職守、貪污受賄、生活腐化。梅摯的深刻之處在于：

1.批判的徹底性： 將官場弊病視為比自然疾病更可怕的“人瘴”，直指問題的本質在于官員自身，而非客觀環(huán)境。

2.邏輯的威懾性： 指出染此“五瘴”者，必致“民怨神怒”，終將自取禍殃，具有強烈的道德與因果警示。

3.訴求的針對性： 特別強調“刑獄之瘴”，即司法不公（“深文以逞，良惡不白”），這與其擔任大理寺長官的司法背景高度契合，體現(xiàn)了一位司法官員的職業(yè)敏感與責任擔當。

《五瘴說》可視為梅摯“勤政為民”思想的反面論證。清除“五瘴”，正是“勤政”（恪盡職守、公正司法、廉潔奉公）與“為民”（輕徭薄賦、體恤民情、保障民利）的必然要求。因此，“勤政為民”正是對《五瘴說》所批判現(xiàn)象的根本性解決之道，兩者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了梅摯完整的政治倫理觀。

1.3 地方記憶中的先賢：方志、宗譜與田野考察的互證

歷史人物不僅存在于國家正史，也鮮活地存在于其出生地與活動地的民間記憶與物質遺存中。對梅摯的研究，必須結合地方文獻與實地考察。

?方志記載： 同治年間編纂的《新繁縣志》設有梅摯傳記，內容多采自《宋史》，但將其納入“鄉(xiāng)賢”序列，強化了其作為地方文化標桿的意義。方志還可能收錄其相關的詩文、遺跡記載，是正史的重要補充。

?宗譜信息： 據(jù)梅摯后裔梅家強老師提供的《梅氏宗譜》信息（需注明為民間文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需與正史互證），梅氏家族源流可溯，家風傳承有序。祖居地“梅家梓潼宮院子”及門楣石刻“謳聆獻政”（意為傾聽民間疾苦之聲，獻力于國家政事）、“文魁”等，雖為后世所建或題寫，但實物承載了家族對梅摯為官之道與文采功名的追慕與標榜，是“懃政為民”精神在家族層面世代相傳的物化體現(xiàn)。

?田野考察： 唐從祥先生于2024年參與的紀念考察活動，是一次當代學者與地方文化研究者、家族后裔共同進行的主動性的歷史記憶喚醒實踐?；顒又袑γ窊聪嚓P傳說、遺址的探訪，以及現(xiàn)場創(chuàng)作“勤政為民”榜書的行為，本身就是在強化地方文化認同，將歷史文本轉化為當代文化現(xiàn)場。這種“在地性”研究，為理解梅摯精神的持久生命力提供了鮮活注腳。

結論： 通過正史、文集、方志、宗譜及田野信息的互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梅摯是一位真實、立體、杰出的歷史人物。他出身科舉，歷經(jīng)多職，尤其在司法與監(jiān)察崗位上秉持公心，更以《五瘴說》留下了震古爍今的廉政宣言。“懃政為民”四字，高度概括了其對抗“五瘴”、實踐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追求，是其歷史形象最精煉、最正面的精神標識。這為唐從祥先生的書法創(chuàng)作提供了堅實、可信、崇高的歷史內容與情感基石。

第二章 藝術本體的構建：顏真卿楷書美學在“懃政為民”榜書中的承續(xù)與創(chuàng)化

書法藝術的價值，最終需要通過其視覺形式本身來呈現(xiàn)。唐從祥先生選擇顏真卿楷書作為“勤政為民”榜書的藝術載體，是一次深思熟慮的美學抉擇。本章將從筆法、結體、章法、墨色及榜書特性等角度，深入分析該作品如何實現(xiàn)對顏體古典美學的深刻理解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并特別聚焦于其個性化細節(jié)處理所蘊含的超越技法的觀念表達。

2.1 書體選擇的美學與精神契合：為何是顏真卿？

顏真卿（709-784）的楷書，在書法史上標志著一種審美范式的確立榜書藝術特征與“懃政為民”主題存在多重內在契合：

?法度的象征： 顏楷筆法完備，結體嚴謹，章法端整，被譽為“楷法極則”。這種高度秩序化、規(guī)范化的形式語言，與“懃政”概念中蘊含的恪守法度、依規(guī)辦事、程序嚴謹?shù)默F(xiàn)代行政與司法理念形成美學上的同構。朱關田在《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指出，顏體“變初唐楷書的欹側為端正，變秀勁為雄渾，法度更為完備”，這種“完備的法度”恰是作品主題所需的形式支撐。

?氣象的匹配： 顏體筆畫豐腴強健，骨力內含，結構外拓寬博，整體氣勢恢宏磅礴，充滿陽剛正氣與廟堂氣象。清代王澍《虛舟題跋》評顏書“如周公制禮，大度包容”，正適合表現(xiàn)“懃政為民”這一理念的崇高性、莊嚴性與不容置疑的正面力量。榜書大字尤其需要這種能“鎮(zhèn)得住”空間、具有視覺統(tǒng)治力的氣魄。

?人格的疊加： 顏真卿本人忠烈死國的事跡與其書法風格融為一體，使其書風成為“書如其人”、“美善統(tǒng)一”的典范。以顏體書寫清官箴言，無形中疊加了顏真卿剛正忠直的人格光輝與梅摯清慎勤廉的官聲，實現(xiàn)了雙重歷史楷模精神價值的匯流與強化，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道德感染力與文化厚度。

2.2 技法層面的深入析解：對顏體范式的精準把握

盡管基于圖像分析，我們仍可依據(jù)顏體經(jīng)典碑帖（如《顏勤禮碑》、《大唐中興頌》、《麻姑仙壇記》）的普遍特征，對唐從祥先生此作的技法運用進行專業(yè)推斷與評述：

?筆法系統(tǒng)： 顏楷筆法核心在于“篆籀氣”與“屋漏痕”筆意，追求中鋒行筆，線條圓勁渾厚，力透紙背。在此作中，應體現(xiàn)為：

?起收： 起筆多藏鋒逆入，含蓄凝重；收筆或回鋒，或頓筆出鋒，力送筆端。如“勤”字長橫的“蠶頭”、“政”字捺腳的“燕尾”處理，必是筆法精到之處。

?行筆： 行筆中鋒為主，輔以提按頓挫，線條飽滿而富有彈性。長豎（如“勤”字左旁豎畫）應如“懸針”或“垂露”，挺健有力；撇捺（如“為”字長撇、“民”字斜鉤）則需舒展遒勁，盡顯張力。

?轉折： 轉筆多用“暗過”，圓潤厚重；折筆則提筆另起，方峻清晰。如“勤”字“堇”部、“為”字多個轉折的處理，需體現(xiàn)骨力與節(jié)奏。

?結體特征： 顏體結字最大的特點是“外拓”與“寬博”。

?外拓取勢： 字形整體呈外弧形，兩側筆畫向外拓展，使得結構內部空間開闊，字勢雄強開張。四字均應體現(xiàn)這一特點，如“勤”字左右部分向外撐開，中宮雖緊但四周舒放。

?正面示人： 重心平穩(wěn)，體勢端莊，極少欹側，給人以正大光明、穩(wěn)重可靠之感。這正契合“勤政為民”所需傳達的公正、可靠、可信賴的意象。

?因字賦形： 在總體規(guī)律下，根據(jù)字形筆畫多寡自然調整，如“勤”字密而凝重，“為”字疏而靈動，在統(tǒng)一中求變化。

?章法布局： 作為四字榜書，章法以簡馭繁，強調整體氣勢。

?行列關系： 大概率采用縱向單行布局，字距小于行距（或無行距概念），突出每個字的獨立分量與縱向連貫的氣勢流。

?空間分割： 四字在紙面上均勻分布，占據(jù)中心位置，天地左右留白講究，形成莊重、穩(wěn)定、聚焦的視覺場域。

?氣息貫通： 雖為楷書，但字與字之間通過筆勢的呼應、墨色的節(jié)奏、重心的連貫，形成內在的氣脈流動，避免呆板。

?墨法與榜書特質：

?墨色運用： 榜書用墨需濃重飽滿，以顯精神。應追求烏黑亮澤，墨色均勻，枯濕濃淡變化在可控范圍內，以整體厚重感為先。

?榜書要求： 大字榜書對筆力、結構把握、全局控制能力要求極高。需“小字放大寫”，但非簡單等比放大，而是要調整筆法（如增加運筆的提拔幅度和速度）、強化結構張力、突出視覺沖擊力。此作需體現(xiàn)作者駕馭大幅作品、控制宏觀效果的功力。

2.3 觀念表達的巧思：“多一心”與“多一點”的符號學與倫理美學闡釋

唐從祥先生自述的創(chuàng)作細節(jié)——“‘懃’字多一心，‘民’字多一點”——是此作最具獨創(chuàng)性與思想深度的部分，超越了常規(guī)的技法范疇，進入了觀念藝術的層面。

?文字學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

?“勤”字繁體作“勤”下面多“心”字底“懃”，從“堇”（粘土，象征艱難）從“力”，本義是用力勞作。在書寫中通過筆畫的微妙穿插、組合或意念上的強調，暗示或“多”出一個“心”字的意象，這在標準字法上是一種富有詩意的“破格”。它巧妙地將“心力”的概念視覺化地注入字形。

?“民”字在標準楷書中，末筆為斜鉤（或謂臥鉤），民中間的橫上有一點。所謂“多一點”，可以是在標準點畫旁再增加一個墨點，或是在筆意、形態(tài)上強化“點”的意味。這是對標準形態(tài)的有意識、合邏輯的“增添”。

?符號學意義上的寓意構建：

?“懃字底多一心”：將“懃政”從外在的“力”（努力工作）深化到內在的“心”（用心、盡心、責任心）。它象征著為政者不僅要有行動上的勤奮，更要有情感上的投入、思想上的重視、道德上的自覺。這“多一心”，是仁愛之心、敬畏之心、公仆之心。

?“民字多一點”：將“為民”從抽象的群體關懷，具象化為對每一個具體百姓、每一項細微訴求的“多一份關注”、“多一份考量”、“多一份付出”。這“多一點”，是體察入微的點，是雪中送炭的點，是權益保障的點。

?這兩個細節(jié)共同構建了一個視覺寓言：真正的“懃政為民”，是“心力”的加倍投入與“民生”的格外關照。 它精準地回應了梅摯《五瘴說》中反對敷衍塞責、漠視民瘴的精神，是對“用心為老百姓辦事，為老百姓辦事時多想一點”這一樸素而深刻道理的藝術化、哲理化表達。

?倫理美學的升華： 這種處理，使得書法作品不僅是“美觀的字”，更是“有思想的圖式”。它將倫理價值（懃政、愛民）通過視覺形式的微調，直接嵌入觀眾的感知過程，引導觀者在審美的同時進行道德反思，實現(xiàn)了儒家“盡善盡美”藝術理想的當代表達。這是學者書法“以學養(yǎng)書”、“以書載道”特質的鮮明體現(xiàn)。

結論： 唐從祥先生的“懃政為民”榜書，在藝術技法層面，展現(xiàn)出對顏真卿楷書美學體系的深入理解與嫻熟駕馭，通過雄強的筆力、寬博的結構、莊重的章法，成功塑造了與主題相匹配的崇高正大視覺形象。更重要的是，其“多一心”、“多一點”的匠心細節(jié)，將觀念創(chuàng)新融入傳統(tǒng)法度，實現(xiàn)了形式與內容、技法與思想、古典與當代的高度統(tǒng)一與升華，使作品躍升為一件承載深刻倫理意蘊的觀念性書法佳作。

第三章 社會場域的共振：作為公共文化事件的“懃政為民”及其多維社會價值

當一件書法作品從書齋走向公共視野，與其相關的創(chuàng)作、展示、傳播活動便構成了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唐從祥先生的“懃政為民”榜書，誕生于特定的紀念活動，指向明確的社會訴求，其價值必然在更廣闊的社會場域中得以生成和顯現(xiàn)。本章將探討作品作為公共文化事件所衍生的紀念、教化、認同建構等多重社會價值。

3.1 歷史記憶的當代激活與文化尋根

2024年梅摯誕辰1030周年的紀念活動，本身即是一次有組織的歷史記憶召喚行為。唐從祥先生的榜書創(chuàng)作是這一活動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之一。

?從文本到現(xiàn)場： 通過實地考察（新繁梅摯遺跡）、人物追憶（后裔講述）、學者研討（與張德全、石和等地方專家交流）以及藝術創(chuàng)作（現(xiàn)場題字），將塵封于《宋史》、《五瘴說》中的歷史人物與思想，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可互動的當代文化現(xiàn)場。這比單純的文獻閱讀或課堂講授更具感染力。

?地方文化資源的挖掘與提升： 活動聚焦于新繁這一具體地域，深入挖掘梅摯這一本土歷史名人資源，是對地方文化譜系的有力補充和提升。將梅摯與“勤政為民”的精神符號綁定，并借助高水平的書法藝術進行呈現(xiàn)，有效提升了該文化資源的品質感與傳播力，有助于打造地方文化名片，增強當?shù)鼐用竦奈幕院栏信c認同感。

?家族記憶與社會記憶的鏈接： 梅氏后裔的積極參與，使得紀念活動兼具了家族祭奠與公共紀念的雙重性質。書法作品成為連接家族血脈記憶與地方/國家社會記憶的橋梁，使歷史人物的精神傳承在血緣與地緣的雙重維度上得到延續(xù)。

3.2 廉政文化的藝術化傳播與價值引導

“懃政為民”是古今廉政文化的核心命題。以書法藝術為載體進行傳播，具有獨特優(yōu)勢。

?審美浸潤式教化： 相較于生硬的說教或條文宣傳，書法藝術通過其美感潛移默化地影響觀者。顏體楷書莊嚴正大的形式美感，與“勤政為民”的正面內容相互強化，能在審美愉悅中自然引導受眾接受并認同其所倡導的價值觀。這種“寓教于美”的方式，更符合文化傳播的規(guī)律，效果更為持久。

?公共空間的無聲宣言： 此類主題鮮明、藝術水準高的榜書作品，非常適合懸掛或銘刻于廉政教育基地、黨政機關辦公場所、公共文化空間（如博物館、圖書館、文化廣場）等。它作為環(huán)境的一部分，持續(xù)發(fā)揮著視覺提示和價值導向作用，營造崇廉尚實、勤政為民的文化氛圍，對公職人員是一種日?；木窘逃c激勵，對社會公眾則是一種透明的監(jiān)督期待與價值共識的塑造。

?傳統(tǒng)廉政智慧的當代轉化： 將梅摯《五瘴說》的古典廉政思想，通過“勤政為民”這一凝練提法和高雅藝術形式進行當代表達，是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廉政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具體實踐。它表明，古人反對“五瘴”的訴求，在今天可以正面表述為倡導“勤政為民”，古今價值觀在此實現(xiàn)了有效對接與傳承。

3.3 學者社會責任的實踐與“公共書法”的范例

唐從祥先生兼具學者、法學家、書法家的多重身份，其創(chuàng)作行為體現(xiàn)了當代知識分子積極介入社會、以專業(yè)學識服務公共文化的責任感。

?研究驅動的創(chuàng)作： 其創(chuàng)作并非即興揮灑，而是建立在對梅摯生平、《五瘴說》文本、新繁地方歷史的先行研究基礎之上。這使得作品的內涵具有學術深度，避免了流于表面和空泛。這是“學者書法”區(qū)別于單純職業(yè)書家或業(yè)余愛好者的關鍵特征——學問滋養(yǎng)筆墨。

?跨界融合的視野： 法學背景使其對“法度”、“公平”、“權利”有深刻理解，并能將這種理性思維融入對“勤政為民”的詮釋和藝術表現(xiàn)中（如對書法“法度”與法治“法度”的潛在關聯(lián)的把握）。這種跨學科視野豐富了作品的思想維度。

?公共價值的追求： 創(chuàng)作動機源于公共紀念活動，作品旨在服務社會教化，而非個人把玩或市場交易。這體現(xiàn)了書法藝術從“書齋雅玩”走向“公共關懷”的一種積極轉向。此類作品可稱之為“公共書法”或“主題性創(chuàng)作”，它關注社會議題，承載公共價值，主動尋求與更廣泛受眾的對話與共鳴。

唐從祥先生的實踐，為當代書法家，尤其是學者型書法家，如何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使書法藝術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成功范例。它證明，書法不僅可以是個人的藝術修行，也可以成為有效的社會溝通工具和價值傳播媒介。

結論： “懃政為民”榜書及其相關的紀念活動，在當代社會場域中產生了多維度的積極效應。它成功激活了地方歷史記憶，藝術化地傳播了廉政文化，踐行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并示范了一種基于研究、關注現(xiàn)實、追求公共價值的書法創(chuàng)作新模式。作品的社會價值，正在于它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有效地參與了社會良好風氣的營造和核心價值的建構。

第四章 法治精神的映照：法學視角下“懃政為民”的現(xiàn)代性闡釋與意義

唐從祥先生作為法學家的專業(yè)身份，是解讀其“勤政為民”榜書不可或缺的維度。這重身份使得作品在承載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同時，必然浸潤著現(xiàn)代法治思維的底色。本章將探討，當“勤政為民”這一傳統(tǒng)話語經(jīng)由一位法學家的書寫與詮釋，如何與“依法治國”、“司法為民”、“人權保障”等現(xiàn)代法治核心原則產生深刻的共鳴與互釋，從而彰顯其獨特的法治文化意義。

4.1 “勤政”中的法治意涵：依法行政與程序正義

顏體楷書的“法度森嚴”，與法學意義上的“法治”（Rule of Law）原則形成了一種精妙的跨領域隱喻。

?作為形式隱喻的書法法度： 書法中筆畫的規(guī)矩、結構的穩(wěn)定、章法的有序，可視作法治社會基本特征的縮影：規(guī)則明確、權力運行規(guī)范、社會秩序井然。唐代書法理論家孫過庭《書譜》云：“一點成一字之規(guī)，一字乃終篇之準”，強調規(guī)矩始終如一，這與法律適用的普遍性、一致性原則相通。

?“勤政”的法治化解讀： 在現(xiàn)代法治國家，“勤政”絕不能是無邊界、無約束的“積極作為”。其首要前提和基本框架是“依法行政”。這意味著：

1.職權法定： 公權力必須來源于憲法和法律的明確授權，“勤政”必須在法定職權范圍內進行。梅摯“權判大理寺”，其權力即來源于當時的制度授權。

2.程序正當： “勤政”的過程必須符合法定程序，保障相對人的程序性權利。追求效率不能犧牲程序公正。這與書法創(chuàng)作需遵循筆法、結體程序有異曲同工之妙——結果的正大源于過程的規(guī)范。

3.責任政府： “勤政”意味著積極、及時、有效地履行法定職責，不作為、亂作為都是失職，需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因此，唐從祥先生以強調“法度”的顏體書寫“勤政”，或許隱含著這樣的提示：新時代的“勤政”，必須是“法治框架下的勤政”，是尊重規(guī)則、恪守程序的勤政。 這就在傳統(tǒng)德政觀念中注入了現(xiàn)代法治的剛性約束精神。

4.2 “為民”中的權利本位：從民本思想到權利保障

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如“民為邦本”），強調統(tǒng)治者為鞏固政權而重視民力、民心。現(xiàn)代法治語境下的“為民”，則在此基礎上發(fā)生了質的飛躍，轉向“以保障公民權利為本位”。

?“民”的內涵演化： 傳統(tǒng)之“民”常作為整體性、被動性的概念；現(xiàn)代法治中的“民”，首先是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公民”個體?！懊褡侄嘁稽c”，在當代解讀中可以象征對公民那“一點”具體、多樣、不可侵犯的權利（如財產權、人身權、訴訟權等）的額外關照與切實保障。

?“為民”的法治化落實： 體現(xiàn)在國家治理的各環(huán)節(jié)：

?立法為民： 法律應反映和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意志。梅摯反對“租賦之瘴”，即呼吁立法（或政策）要體恤民情，減輕民眾負擔。

?執(zhí)法為民： 行政機關在執(zhí)法中應便民、利民，尊重和保障人權。

?司法為民： 這是核心環(huán)節(jié)。司法機關必須公正司法，保障當事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這正是對抗梅摯所痛斥的“刑獄之瘴”（司法不公）的根本途徑?！八痉槊瘛币笏痉ɑ顒颖憷罕?、保護訴權、實現(xiàn)正義。

?監(jiān)督為民： 通過各種監(jiān)督機制，確保公權力真正用于服務人民，防止濫用。

因此，“勤政為民”在法治意義上，要求所有公權力行為，其最終目的必須落腳于維護、實現(xiàn)和發(fā)展公民的合法權益。這超越了傳統(tǒng)的施恩觀念，確立了公民權利的優(yōu)越地位。

4.3 “勤政為民”作為法治文化的價值基石與教育載體

將上述兩方面結合，“勤政為民”就能升華為一種融合了傳統(tǒng)智慧與現(xiàn)代法治理念的綜合性價值倡導，對法治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對公職人員的復合型要求： 它既要求其具備“勤政”的積極履職態(tài)度和“為民”的服務宗旨（職業(yè)道德層面），又要求其嚴格“依法”行事、尊重“權利”（職業(yè)規(guī)范層面）。這是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在公務員隊伍建設上的具體體現(xiàn)。

?法治文化的生動表達與傳播： 通過書法這一高雅且富有群眾基礎的藝術形式，將“依法履職”、“權利保障”等相對抽象的法治原則，轉化為“勤政為民”這一直觀、有力、富有情感溫度的文化符號進行傳播，比單純的法律條文宣傳更具親和力、感染力和滲透力。它有助于在全社會，特別是在公職人員群體中，培育一種“尊法、守法、為民、擔當”的復合型法治文化氛圍。

?古今對話與價值融合的典范： 唐從祥先生的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在進行一場跨時空的對話：讓北宋清官梅摯的警示（《五瘴說》）與倡導（“勤政為民”），在現(xiàn)代法治的燈光下重新顯影，并被賦予新的時代生命。這表明，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完全可以經(jīng)過創(chuàng)造性闡釋，成為滋養(yǎng)現(xiàn)代法治文明建設的寶貴財富。

結論： 從法治視角審視，唐從祥先生的“懃政為民”榜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價值轉化與升華。它將傳統(tǒng)的“官箴”話語，成功地對接并融入了現(xiàn)代法治的核心價值體系，使“勤政”關聯(lián)起依法行政與程序正義，使“為民”深化為以保障公民權利為歸宿。作品因而超越了藝術審美和歷史紀念的范疇，成為一堂生動的、無聲的法治公開課，一件培育法治文化的珍貴載體。它提醒我們，法治建設不僅需要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文化的滋養(yǎng)和價值的引領，而書法藝術可以在其中扮演獨特而重要的角色。

總論

通過對唐從祥（唐駁虎）先生“懃政為民”顏體楷書榜書的多維度、系統(tǒng)性剖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是一件思想深刻、藝術精湛、制作精良，且具有強烈現(xiàn)實關懷的綜合性文化力作。其價值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層復合、相互輝映的，構成了一個立體的意義網(wǎng)絡。

在歷史考證層面，作品根植于對北宋名臣梅摯生平、事功，尤其是其不朽名篇《五瘴說》的深入研究。梅摯作為一位集學者、法官、監(jiān)察官、地方官于一身，并以清慎敢言著稱的歷史人物，“勤政為民”四字準確提煉了其政治實踐的核心精神與對抗官場“五瘴”的根本之道，為主題確立了堅實崇高的歷史依據(jù)。

在藝術本體層面，作品展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對唐代顏真卿楷書美學精髓的深刻領悟與高超駕馭能力。其雄強正大的筆法、寬博端莊的結體、莊嚴整飭的章法，完美契合了主題所需的法度感與崇高感。尤為突出的是，“勤字多一心，民字多一點”的細節(jié)創(chuàng)變，將倫理觀念巧妙融入視覺形式，實現(xiàn)了技法、形式與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統(tǒng)一，體現(xiàn)了“學者書法”的深厚學養(yǎng)與創(chuàng)新意識。

在社會價值層面，作品及其相關的紀念活動，成功地將歷史記憶轉化為當代文化實踐。它激活了地方文化資源，藝術化地傳播了廉政文化，踐行了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示范了一種關注現(xiàn)實、服務社會的書法創(chuàng)作路徑。作品在公共空間發(fā)揮著無聲但有力的教化與引領作用，參與了良好社會風尚的塑造。

在法治意義層面，依托創(chuàng)作者的法學家身份，作品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政治話語的現(xiàn)代性轉化。“勤政”被賦予了依法行政、程序正義的法治內涵，“為民”被深化為以保障公民權利為宗旨的現(xiàn)代法治理念。這使得作品成為連接傳統(tǒng)官德文化與現(xiàn)代法治文明的價值橋梁，具有獨特的法治文化教育與價值引領功能，為法治建設提供了文化層面的滋養(yǎng)。

綜上所述，唐從祥先生的“勤政為民”榜書創(chuàng)作，是一次成功的“歷史研究、藝術創(chuàng)作、價值傳播”三位一體的文化實踐。它證明，書法藝術在當代完全可以超越“小眾雅玩”或“市場商品”的局限，深度介入歷史傳承、社會教化與價值構建等宏大命題。這幅作品，不僅是獻給歷史先賢梅摯的一份高雅紀念，也是獻給這個時代的一份關于如何為政、如何為民、如何融合德治與法治的深刻思考。它為我們思考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當代轉化與創(chuàng)新，提供了一份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杰出樣本。其藝術價值、社會價值與法治意義，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fā)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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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馬輝，研究方向：文學藝術、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等，注：未經(jīng)允許不得轉載使用?。?/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