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蘇聯設下陷阱，誣陷我國外交官被為間諜，后來結果如何了

1974年1月15日，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外交隨員的關恒廣在結束任期后，按照安排回國。

根據外交慣例，外交官只能乘坐指定的鐵路線路回國，因此關恒廣所搭乘的也是指定的國際專線，準備經西伯利亞回國。

同年1月19日，列車抵達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站，蘇聯方面突然封鎖了車站，理由是“車廂里發生了瘟疫”。

有鑒于此，關恒廣也只好在蘇聯方面安排下下車接受檢疫

圖|1992年3月，關恒廣大使向烏茲別克斯坦總統遞交國書后，總統府禮賓官給關大使穿上民族服裝以示最高禮遇

不料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個自稱“華僑”的中年婦女擠了上來，坐在了關恒廣旁邊的座位上，還有一搭沒一搭的同他聊天，關恒廣也出于禮貌回了幾句。

就在聊天之際，那名中年婦女突然湊了過來，突然給關恒廣懷里扔了個包裹。

應該指出的是，不同的資料中，對于當時的情形有不同記載，有一說法是這名中年婦女湊上來問關恒廣“有沒有畫報”，關恒廣出于外交人員的警惕說“沒有”，結果話音剛落，就被硬塞了一份畫報。也有說關恒廣并沒有反諜的經驗，下意識就接過來這個包裹。

突然之間，周圍有人舉起了照相機，連續“咔嚓”“咔嚓”的照了相，還有人高聲叫嚷起來：

“不許傳遞情報，有間諜。”

關恒廣幾乎沒有任何反應的時間，就被冒出來的幾個人以“正在交接情報并在從事反蘇間諜活動”按住，并被帶下了火車。

關恒廣立馬意識到，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陷阱。

1

關恒廣之所以遭到蘇聯方面“設計”，主要是源于之前我們講過的一件事——李洪樞間諜案。

1972年6月，我新疆邊防部隊在巡邏時，意外在邊境地區我方一側附近發現了一個空罐頭盒，據此我國公安機關判定，這個罐頭盒可能是非法入境的蘇聯間諜留下來的，而這個人很可能已經成功潛入。

圖|圖|左面是蘇聯的情報人員，右面是李洪樞

后來我公安機關順藤摸瓜，僅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抓獲了非法入境的蘇聯間諜——李洪樞。

此案不僅引起公安部的重視，就連周總理也很關注。

李洪樞后來經過說服教育后，同意配合我公安機關工作，利用一些虛實參半的情報來逆向做蘇聯情報機構的工作。

通過近兩年的摸排布局，我公安機關順利取得了蘇聯情報機構的信任。

1974年，蘇聯方面通知李洪樞，請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8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候接頭，接頭人將送給他新的電臺、密碼、密寫工具、手槍、聯絡時間表以及活動經費等。

專案組就此事請示了周總理，得到了“可以抓捕”的指示。

同年1月15日晚，專案組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層層埋伏，順利的抓捕了來此接頭的蘇聯間諜。

圖|抓捕謝苗諾夫、柯洛索夫和李洪樞現場

根據資料記載，蘇聯情報機構派來接頭的人都是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謝苗諾夫夫婦以及武官處翻譯阿珂洛索夫。他們所乘坐的車都是蘇聯大使館的，為了避免引人注意，甚至還用布蒙上了車牌。

盡管上述無人均不承認自己是來接頭，但車上的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行證等間諜用品，卻暴露了他們來此的真實目的。

1974年1月19日，中國政府正式通過外交方面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并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謝苗諾夫夫婦和阿珂洛索夫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也正因為如此，蘇聯方面才惱羞成怒，意欲報復。

2

事實上，就在蘇聯方面報復之前，周總理對此情況就已經有了充分的預估。外交部立刻通知了我國駐蘇聯大使館，要他們謹防蘇聯方面的報復。

可無奈的是，當時關恒廣恰好結束任期，就在返回的途中，他沒有接到大使館方面發來的消息，這才給蘇聯方面鉆了空子。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中國同蘇聯的關系急轉直下，至1969年珍寶島沖突后，雙方關系降至冰點。

根據資料記載，在珍寶島事件后，蘇聯方面組織了上萬人的游行隊伍，輪番到我大使館門前示威，他們手舉標語，高呼口號，磚頭、墨水瓶、臭雞蛋，像雨點一樣向使館臨街的窗口和墻壁投去，大使館主樓和兩側的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玻璃窗幾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層樓的玻璃窗也被石塊擊破。墨水瓶從窗口飛進房間和辦公室，地板上灑滿墨水，大使館的墻壁五顏六色，涂滿辱罵中國的口號、漫畫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館門口的院落內扔滿了石塊、酒瓶和標語牌。

大使館方面因為在頭一天就得到了蘇聯方面即將游行的信號，做了充足的準備，還對現場進行了從容的拍照，以便于將來作為歷史資料。

此后中蘇都召回大使，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當時北京與莫斯科僅保留有限的交通聯系（如一架飛機、一列火車和一個大使館）。

1969年9月1日，周總理同柯西金總理在北京機場達成了協議，互相派出大使，繼蘇聯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開國少將劉新權被任命為中國駐蘇聯大使，并于1970年11月21日赴莫斯科。雙方這才算是恢復了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

不過即便如此，中蘇之間的關系依舊是磕磕絆絆。根據工作人員回憶，當時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是繃緊了神經，謹防蘇聯方面隨時可能發起的政治挑釁。

當時根據慣例，中國大使館每年都要邀請蘇聯外交部所屬的外交人員服務局工作人員，以表達對他們服務的感謝（當時大使館在莫斯科的日常生活很多都要仰賴服務局的幫助）。

根據當事人回憶，很多蘇方工作人員在接到請帖后，都表示了要來的意愿，一個常年負責大使館暖氣修理的甚至還打電話，詢問能不能帶他的小孫女來，他的小孫女沒來過大使館。

可就在宴席當天，服務局的工作人員一個也沒有來，整個宴席都泡湯了。

后來服務局的人上門工作，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詢問才知道，原來是蘇聯外交部下了嚴令，不準他們出席，誰違反規定，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

大使館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也就沒再舉行類似的宴會。

圖|劉新權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獲蘇聯間諜后，外交部隨即通知大使館小心戒備，使館接到指示后，立刻規定，嚴格控制人員外出，以防止蘇聯方面隨時可能得報復。

當時中蘇上訪外交上有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蘇聯外交部每年都要在莫斯科遠郊的一處別墅——梅謝林諾，宴請中國駐蘇大使館外交官員。而在蘇聯外交部邀請后，中國大使館方面也要進行回請。

不湊巧的是，1974年這個日子恰好卡在了北京抓捕蘇聯間諜前后。

同年1月17日，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賈丕才邀請以劉新權大使為首的12名大使館外交官員，大使館方面一開始考慮到蘇聯可能進行報復，對此很猶豫，后來經過研究討論后，又認為不去不禮貌，最終還是決定——去！

整個宴席期間，大使館的外交官員都十分緊張，擔心蘇聯方面不顧外交禮儀而發難，很多工作人員后來都回憶稱，當時宴會上吃的很“艱苦”。

當時也確實是發生了一件小插曲，就是一位途經莫斯科準備回國的信使在大使館門口被當地警察給扣住了。

劉新權大使為此十分生氣，他為此專程找了賈丕才，要求蘇聯方面放人，不然就不進餐廳吃飯。

根據賈丕才當時的反應來看，這件事確實不是蘇聯方面一開始安排好的，隨著他打了幾通電話后，那名被扣住的信使被送回了大使館。

聽到我方的信使安然無恙，劉新權這才進入了餐廳。

3

不料就在此次宴會后兩天，工作期滿的關恒廣在回國途中被蘇聯扣押。

在伊爾庫茨克警察局，關恒廣遭到了蘇聯情報機構工作人員長時間的非法審訊，期間關恒廣幾次提出要與大使館聯系，但都被蘇聯方面拒絕。

圖|20世紀70年代，關恒廣在駐蘇聯使館工作期間

蘇聯方面指控關恒廣“企圖向蘇聯公民索取情報”，并出示了一些他在使館招待會等場合與蘇聯公民交談的照片，試圖證明他長期從事間諜活動。

關恒廣對此毫不畏懼，針鋒相對的進行了駁斥：

“中國外交官光明磊落，從未違反蘇聯法律。這些照片恰恰證明我是在進行正常的民間友好交流！”

遺憾的是，畢竟是寄人籬下，關恒廣的抗爭是無力的。

不久之后，蘇聯方面將關恒廣押上一架飛機送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國際機場，蘇聯方面舉行了早就安排好的“聽證會”，并邀請了各界代表參與。

當著所有人的面，蘇聯方面指責關恒廣在過去六年中“非法搜集蘇聯軍事情報”，并企圖收買蘇聯公職人員充當間諜。

隨后，蘇聯方面宣布，關恒廣為“不受歡迎的人”，并將之“驅逐出境”。

大使館方面才意識到，這是蘇聯方面針對此前北京抓獲蘇聯間諜的報復性手段。

不久之后，中國外交部也向蘇聯駐華大使館遞交了抗議照會，指出這是一起“明目張膽的非法綁架事件”，是對中國驅逐蘇聯間諜的報復行為。

關恒廣在回國之前，大使館的主要工作人員都到了機場送別，劉新權大使把一朵大紅花戴在關恒廣胸前，并對著在場的各個國家的記者慷慨陳詞，，強烈抗議蘇聯特務對關恒廣的迫害，贊揚他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

關恒廣回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此后并未受到此事件影響，仍然奮戰在外交戰線。

1975年，關恒廣被派往中國駐巴基斯坦卡拉奇總領館工作，開始了新的外交生涯。

不過，對關恒廣而言，這件事始終是他心里的一個疙瘩，畢竟他學習俄語多年，對俄羅斯文化始終懷有深厚的情感。

據原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公使周曉沛回憶：

“80年代中，我和老關在蘇聯處同一個辦公室，負責中蘇關系的調研工作。有一次聊天時，我對他說：“老關，看來蘇聯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換門庭，脫離我們俄語圈呢？”他未加思索地答道：“我學俄語出身，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結，就是死也要當‘俄羅斯鬼’！”他的一席話讓我瞠目結舌，從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了。”

1980年，關恒廣主動申請調入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繼續從事對蘇研究工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蘇關系逐漸好轉，中國外交部嘗試為關恒廣的“間諜案”尋求平反。

1985年，中國外交部正式向蘇聯駐華使館提出，建議重新審視關恒廣事件。當時蘇聯方面也提出愿意“平反”，但同時提出要求解決1974年中國驅逐的五名蘇聯外交官問題。

考慮到事情比較復雜，雙方最終選擇了暫時擱置此事。

盡管如此，關恒廣也并未氣餒。

1987年，關恒廣被派往接待一個蘇聯文化代表團，蘇聯方面對此沒有異議，1988年，關恒廣更進一步，被派去接待了蘇聯外交部訪華代表團，蘇聯方面對此同樣沒有任何異議。

1989年，戈爾巴喬夫正式訪華，標志著中蘇關系正常化，關恒廣被指派為接待翻譯，并圓滿的完成了任務。

從以上情形不難看出，蘇聯方面已經默認“關恒廣事件”不了了之。

根據周曉沛回憶，當時我國針對此還有第四個方案，即把關恒廣安排到中國訪蘇代表團重返莫斯科，但此計劃尚未執行，蘇聯這個國家在地球上也不存在了。

圖|1998年，關恒廣在莫斯科留影

1997年1月，關恒廣卸任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大使，轉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大使，關恒廣赴任后，還受到了許多莫斯科老朋友的熱情歡迎。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算是彌補了關恒廣當年的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