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 | 從“兩個結合”看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展示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因此，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必須從中華文明之文化源頭及其所締造的文化模式與發展路徑的大歷史尺度上，真正深入呈現其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之本質性展開的內在必然性，因為它從根本上范導著中華民族之現代化的基本走向與內在邏輯。

文化模式對現代化的影響

文化模式是人類社會之多元文明在應對各自的生存需求時，通過選擇性地強化或抑制某些潛在特質所造就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內部連貫、邏輯自洽的有機整體和文化構型。文化模式并非零散的文化習俗之集合，而是各種文化要素依照特定的邏輯整合而成的統一整體，這種整合不僅意味著對宇宙本質、自身命運、社會秩序的深度思考，更意味著以特定的文化結構為多元人類文明奠定了各自的文化基調。因此，文化模式既深層地范導著各個民族的價值信念與精神氣質，亦內在地規定著各個文明系統的表現形態與發展走向，具有異常強大的生命力與傳承性，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道路開辟了顯在的文化路徑。

馬克思指出：“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其實，這種繼承與改變的對象并不僅僅是材料、資金和生產力，還有以此為基礎的精神交往與文化生產。“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它與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構建互為表里、相互推進。同時，文化不僅包括與現實生產、社會秩序直接綁定的實用性文化，也包括超越現實生活、指向終極價值的理想性文化。它表達了一個民族的終極生活理想，支撐和調節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系統，也在生命個體、社會組織面向“整體”的有限性超越中實現著自身的更新和重塑，從而在價值系統以及承載它的結構系統中范導著現代化的形態和道路。這一點在西方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尤為明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外在超越之主客二元論文化模式，不僅導致了教會政體與世俗政體二元對峙的結構系統，也造就了出世的神學個人主義價值系統。它規定了西方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從15世紀的文藝復興轉換人神關系，以世俗的生活沖擊宗教的權威；到16世紀的宗教改革以直面上帝的良心，剝奪教會代理天國的立法權；再到17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主體的理性代替上帝的神性，蕩滌了宇宙蒼穹的神圣目的論；直至18世紀發生工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革命。其中的邏輯無非是現代性的因素嵌入基督教傳統的價值系統、結構系統之中，實現教會與世俗政體之二元結構向國家與市民社會之二元結構、出世的神學個人主義向世俗的個人主義轉變。

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華文明是以中原農耕文明為主體、草原文明與海洋文明為補充的復合型文明形態，它造就了“天人合一”之一元論倫理整體性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不僅在“家—國—天下”之共同體的內在超越中形成了從“人”到“天”、從“家”到“天下一家”的整體性倫理網絡與共同體主義價值系統，也承載著“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政治合法性、“人在做，天在看”的社會規范性、“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生命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倫理整體性的文化模式亦與“大一統”的文明形態互為表里，既以“政教一體”的多元整合、“旋渦效應”的要素吸納、“內在超越”的文化改造三大機制實現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外來文化的改造，也以多元族群在“天下秩序”中“以德配天”的角逐與交融形成了中華文明之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從而締造了中國人民之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倫理整體性的文化模式范導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路徑，也造就著傳統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近代中國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使命中進行了各種探索，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本質上就來自中華文明之文化模式的內在范導。不僅馬克思主義的新集體主義、交往實踐論、人的社會性規定、辯證法、共產主義理想與中華文明的共同體主義、知行合一、現實性超越、矛盾變化、大同理想之間大道相通，“大一統”的中華文明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層的結構性基礎。不僅是“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完成了向共產主義理想的現代轉換，“政教一體”的社會結構實現了政黨—國家機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黨組織—基層單位的社會主義轉型與人民民主的實質性轉換；“多元一體”的整合力量更轉變為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縱橫交錯的黨組織網絡、具有共產主義崇高信念的黨員群體，從而締造了人民當家作主之新型大一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推進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質言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書寫著自身之中國形態的同時，中華文明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著自身的現代轉型。

“兩個結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行動綱領

“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經驗總結，亦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行動綱領。如果說“第一個結合”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現代化，那么“第二個結合”則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之文化模式與結構系統所范導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

一方面，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之價值系統以及馬克思主義“人民至上”的中國式現代化，絕不同于資本至上、弱肉強食、兩極分化、霸道強權之西方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開辟了與自身文明系統相協調的現代化道路，中華文明的精神氣質也為陷入各種困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啟示性智慧。另一方面，多元一體之結構系統中展開的社會主義新型現代性構建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造就了縱橫交錯的、新的多元一體治理結構，以及多元共享的、新型倫理整體性的文化模式，這一模式推動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各項事業發展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由此，中華文明之文化模式及其發展路徑所范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在“民惟邦本”與“全過程人民民主”，“天人合一”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患寡而患不均”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協和萬邦”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呈現出連續的文化脈絡，不斷推進著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締造。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6年1月8日

作者：劉宇，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