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第一，但已看不到了

2024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

《胡阿姨的花園》一舉拿下最佳紀錄片。

片子用14年，

拍下了一位靠開小旅館為生的女性

和她在城中村的廢墟上建起的花園。

胡阿姨的旅館“圓門山莊”，

位于重慶十八梯，

每晚只收兩三元，

給務工者、低保戶等提供蜷縮庇護之處。

而另一邊，

她每天跑到繁華的解放碑，

撿一件件“寶物”回來，

搭起自己的花園。

胡光榮阿姨，與兒子少斌

十八梯的小花園

這部被媒體評為2025年華語十佳榜首的電影，

前段時間在院線上映沒多久，

就悄悄下線，暫時告別了觀眾的視野。

但豆瓣評分高達8分，

1000多條評論下，

網友們為胡阿姨感到一次次揪心、震動，

感嘆時代轉變下

一個底層良善之人的笨拙、真誠和“愚蠢”。

2024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左）、202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右）

導演潘志琪北影畢業，

一邊在高校教書，

一邊記錄著城市的變革。

11月，一條在杭州拜訪了潘志琪，

他說自己想拍下的，

“是在時代的更替中，好像在追趕這趟列車，

又似乎沒有趕上的那些人。”

自述：潘志琪

編輯：夏 爾

責編：陳子文

2010年我去重慶，參加重慶民間映畫影展，第一次到了十八梯。

這里給我的印象非常奇特：周邊都是非常繁華的CBD，而十八梯則像是一個很靜止的空間，但又充滿了市井味。那個時候，我知道這里即將開始舊城改造，我好奇住在這里的人，他們將去往哪里？

2012年，我第一次遇到胡光榮阿姨。

旅館“圓門山莊”，與門口的小花園

胡阿姨早年是個會計，和她的丈夫在一家國營公司上班，因為幫人家擔保了很多貸款，后來入不敷出，把自己的房子也變賣了。最終丈夫也和她離了婚，胡阿姨就來到了十八梯。

她在這里開了一家名叫圓門山莊的旅館，收費不高，大概就兩三塊錢一天。里面的客人形形色色：有打工的，也有算命的；有低保戶，也有剛到城里來尋找工作的人，旅館就是他們暫時的一個落腳點。用她的話來說：“他們都在這里共渡難關。”

背著“大蘑菇”，在重慶走街串巷

我認識胡阿姨，是先通過她的花園。因為她的生活，除了經營這家小旅館，每天還會去旁邊的解放碑撿垃圾。一些已經廢棄的商業物件、道具，她覺得比較有趣，就會把它們搬回家，重新收拾裝扮一下，安置在她的花園里。

這座“花園”不大，就是她小院子門口的一座小山坡，里面擺著她撿來的大蘑菇、平安衛士、恐龍蛋、還有彩虹傘……就像一件件被她重新打造的藝術品，也像是她為自己打造的一個烏托邦世界。

花園，被五彩繽紛的道具點綴

解放碑是重慶的CBD，但重慶人有個說法，是“先有十八梯，后有解放碑”。胡阿姨，我發現她的生活是貫穿這兩個時空的：從繁華的解放碑，到十八梯的小旅館。她每天的行為，把這兩個空間非常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這座花園，其實是胡阿姨跨越現實苦難所追尋的一片凈土，也是她面對過去、面對自我的一種救贖。

胡阿姨用她面對生活的堅韌、用她的精神世界，回應了很宏大的命題：在時代的潮流中，其實人非常渺小，我們都是順應著時代在往前走，我們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是這樣的。在大家面臨焦慮、迷茫時，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守護自己的內心？

胡阿姨與少斌

有一天我在拍攝，老太太突然停下她手中的工作，非常認真地對著攝影機跟我說：“小潘，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幫我打一個電話？”

其實我很驚訝，我以為這個人是誰呢，胡阿姨說這是我兒子，他今天生日，你能不能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給他道一聲祝福？那是我接觸到少斌的開始。

回到酒店以后，我馬上就撥通了他的電話，但在電話那端傳過來的聲音，其實讓我很驚訝：一個非常虛弱的男士的聲音。后來我才知道，他那個時候正處在抑郁當中。

兩人爭論，關于人生的意義與生死

少斌是胡阿姨最親近的人，母子倆的性格卻反差很大。

有一次我跟少斌約好，第二天要去十八梯看他媽媽。那天他過來的目的，其實是要勸胡阿姨搬走，因為他覺得她一個人在那，實在是太孤獨了，而且他（自己）在這邊也不成家。更不用說，旅館根本也是入不敷出，他覺得實在是沒有堅守的必要。

在那場對話里，少斌質問他的母親：“媽媽，我們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難道就是等死嗎？”

胡阿姨用非常有力的一句話，她列舉了保爾·柯察金的故事，去激勵他的兒子。

那一刻我端著攝影機，內心是很受震撼的，我突然間發現，眼前的這個人物，她其實就是一個精神的貴族。她在精神方面的這種富足感，其實遠遠超過我們。

胡阿姨、少斌，與新家

電影首映以后，我們先是去了德國的霍夫電影節，然后回國之后，把路演的最后一站落在了重慶，就覺得這個故事重新回到了十八梯。

我們特地去看望了老太太，胡阿姨拿著她非常可愛的、撿到的小電子琴給我們彈《東方紅》，然后我給她帶了一份郁金香的種子。少斌還調侃老太太：你要成網紅了，以后出去注意形象。

胡阿姨每天依然會在她幾平方米的走廊上，精心照顧那另一座新的小花園，她跟我說，她撿到的植物又重新栽活了。

她依然覺得她很富有，她什么都有。

拍攝中的潘志琪

上次我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頒獎典禮之后，電影節的總監特意過來找我說，在莫斯科，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胡阿姨的粉絲群。那時我就覺得，人的情感，和它想傳遞的價值，是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

在這個片子的前期階段，我既是導演，又是攝影。因為十八梯有很多游客來光顧，不經意間，總會有人停下來圍觀我們。

潘志琪與胡阿姨

我每次去重慶，長的話會待一個多星期，短的話可能也就兩三天。當時我經常會住一家酒店，就在十八梯的上面，現在酒店已經不存在了。

七八年的時間，連服務員都認識我，因為我每次走，總要寄存一大堆電池在那，有些時候一放就是一個多月。

《24號大街》

2010年那個時期，我同時也在做另外一部片子，就是《24號大街》。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尋找一些城市化，或者說現代化進程中的東西。他們都是在這種時代的更替中，有可能在追趕這趟列車，又似乎趕不上的這些人。

在我的預想中，胡阿姨的拍攝本來在2017年就該結束了，也就是十八梯舊城改造一期工程的收尾。但我沒想到，一直拍到了2021年。最大的挑戰，是你要在10多年的時間里頭，去持續觀察一件事情，去慢慢地等待，其實它是會有一些疲勞感的。

但我很認同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曾經說的一句話，“紀錄片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用收集來的雜物布置花園

其實我有的時候也在問自己，你為什么要花十幾年時間，去記錄這樣一位普通的女性？最后我發現，這么多年下來，我已經成為了胡阿姨生活的一部分。

片子結尾的時候有一幕，邊上的路人看到我們，很驚奇，又很調侃地問胡阿姨：他怎么還在拍你，你是不是要上電視了？老太太也會非常調侃地回答：“上個屁電視，他就是個沒事干的人。”

就是你跟她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相處，然后讓她覺得，你是一個“沒事干的人”。

胡阿姨與新家

電影的第一版結尾，是胡阿姨背著那朵太陽花在地鐵里、在城市的各個空間游蕩。好像她在用一種非常獨特的、個人化的，甚至有點像接近當代藝術的方式，在跟她的過去做某種表達。后來我總覺得，這個結尾還差那么一口氣。

疫情期間，我又去到重慶，用航拍器補拍了一個格子間一般的公寓外景，作為結尾的鏡頭——在胡阿姨新家的窗口，那里有一片花。

這個人物的精神，其實它是不會敗的，她的生命力依然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