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生殺人無數(shù)，若要說他最不該殺的人是誰：那一定是瞿秋白

“老蔣殺錯人”這五個字，在史書里都快被翻爛了，可唯獨瞿秋白這筆血債，越翻越扎手——像一根倒刺，拔不出來，也咽不下去。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中山公園，三十六歲的瞿秋白穿著干凈整潔的灰色西裝，自己扣好袖口，還問行刑隊借了一副眼鏡。他掏出鋼筆，在膝蓋上墊一張手帕，寫了三封信：一封給魯迅，一封給妻子楊之華，還有一封給一位不知名的看守，謝謝人家每天偷偷多給他兩片菠蘿干。寫到最后，他把鋼筆別回衣兜，笑著說：“鋼筆留我，信你們帶走，墨水瓶就當(dāng)陪葬吧。”槍響之前，他用俄語哼《國際歌》，調(diào)子跑得有點遠，卻沒人笑得出來。

這場景后來傳成各種版本，最離譜的一個說他“喝了茅臺赴死”。其實只有一小壺當(dāng)?shù)赝玲劊蛄藘煽诰桶櫭迹骸袄钡没牛蝗缃B興。”一句話，把殺頭現(xiàn)場生生聊成茶館。行刑的排長私下跟同僚嘀咕：“這人要是咱老師，我大概舍不得請假逃課。”

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聽到報告，沉默半晌，只回了句“知道了”。據(jù)侍從室日記，那天他晚飯少吃了半碗，半夜把秘書叫起來，問“瞿秋白真的非殺不可嗎？”秘書沒敢接話。老蔣其實門兒清：瞿秋白不是拿槍的，是拿筆的；拿槍的殺了，山頭就空一塊，拿筆的殺了，紙卻鋪得更大。瞿秋白一死，魯迅在上海連夜寫《為了忘卻的記念》，一千多字，每個標(biāo)點都像釘子；丁玲、茅盾、鄭振鐸集體捐款出紀(jì)念集，連一向“不議政”的梅蘭芳都悄悄托人送挽聯(lián)。殺一個人，換來滿城白紙黑字，這買賣賠到姥姥家。

更虧的還在后頭。瞿秋白在牢里寫的《多余的話》，原稿被特務(wù)拍成縮微膠卷，本想當(dāng)“悔過書”登報，結(jié)果沖洗出來，滿紙都是“我確是一個‘戲子’，扮著‘革命者’的角色，可戲臺塌了，我只好承認戲服底下還是書生”。沒有一句投降，倒把國民黨最想抹掉的“人性真實”公之于眾。手稿后來流到蘇聯(lián)，1950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了俄文版，序言里直接點名：蔣介石幫敵人印刷了最鋒利的反蔣傳單。國際輿論炸鍋，美國《時代》周刊標(biāo)題嘲諷：“China’s best pen killed by China’s worst gun.”——中國最鋒利的筆，被最爛的槍干掉了。

常有人假設(shè)：要是瞿秋白活到1949年，會坐哪把交椅？大概率是首任文化部長，兼管外文出版。他懂六門外語，翻譯的《國際歌》版本至今最順口；他編過《新青年》副刊，第一次把蘇聯(lián)電影理論系統(tǒng)搬進中文；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前，毛澤東還托人從上海帶瞿秋白的文藝論文小冊子，密密麻麻劃了紅線。建國初期搞掃盲、推普通話、建北京圖書館新館，哪樣都繞不開這種“既懂馬列又懂音律”的通才。蔣介石一槍，等于替新中國提前篩選了超級文化部長，還附贈一個“烈士”光環(huán)，簡歷直接鍍金。

最虧的是，老蔣自己后來也認栽。1956年，國民黨在臺北開“黨務(wù)檢討會”，內(nèi)部打印的《失敗原因十項》里，第七項赫然寫著：“錯殺知識分子，致對方輿情高漲，我方形象破產(chǎn)。”原文沒點名，可參會的老特務(wù)沈醉后來寫回憶錄，直接加注：“指的就是瞿秋白。”——殺人名單里，唯一被自家黨史拎出來打板子的，獨一份。

說到底，老蔣那一槍，把瞿秋白從“可能有污點的變節(jié)者”升級成“完美圣人”，順帶把國民黨釘在“反動屠夫”的恥辱柱上。現(xiàn)在大陸初高中語文教材，魯迅《記念劉和珍君》旁邊就配瞿秋白《多余的話》節(jié)選，老師讓學(xué)生討論“知識分子如何面對理想與現(xiàn)實的裂縫”。兩岸教科書的悲歡并不相通，但每年6月18日，長汀中山公園總有人悄悄擺一瓶紹興酒，杯口朝東。公園里跳廣場舞的大媽都知道：“是那個唱歌跑調(diào)的書生，又過生日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