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下的日常，轉折中的歡顏：老照片里的中國記憶

1966至1978年的中國，歷經了激蕩的運動浪潮與重要的歷史轉折，一張張老照片串聯起時代的軌跡，每一個場景都鐫刻著獨特的歷史印記。

1966年5月1日，勞動人民文化宮，一群女青年裹著中式對襟褂子，藍布褲扎著腰帶，肩頭扛著槍，腳步踩著進行曲的節奏往前趕，胳膊擺得利落，臉上是繃著勁兒的專注，把《為女民兵題照》譜成的旋律，落在了這紅墻圍起的場地上。

她們的裝扮不見“紅妝”的柔媚，反而透著民兵訓練的干練：麻花辮貼在肩后，槍托垂在腰側，連背著的布包都系得緊實。打傘的圍觀群眾站在樹影下張望，紅旗在墻根處揚著邊角，春日的柔與訓練的剛，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場地上擰成了那個年代特有的風貌——把詩句里的“奇志”，變成了腳下的步伐與肩頭的槍。

1966年，上海東郊紡織工廠，一條掛滿紅旗和橫幅的馬路上，無軌電車線路高懸空中，12路電車曾在此穿梭往來。

成千上萬的軍人席地而坐，秩序井然地參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眾運動。靠馬路兩側的兩列士兵身著草綠色斜紋布軍裝，頭戴解放帽，帽徽閃耀紅星。

靠近路邊的陸軍士兵帽子呈深軍綠色，褲子同樣草綠；另一側人數眾多的空軍部隊則褲子為藍色，帽子仍為草綠。他們或抽煙閑聊，或目光堅定地注視著前方，身后是忙碌的指揮者和圍觀的群眾。

1967年的北京鼓樓大街，遠處灰瓦重檐的鼓樓穩穩立在街的盡頭，木質樓閣的古舊紋理裹著老城的厚重，而縱橫交錯的電線、高聳的電線桿從街巷兩側伸展開，懸在半空的無軌電車吊線格外醒目，這正是1958年替代有軌電車開行的7路無軌電車。

街道不算寬，卻攢著市井的熱絡，紅色的5路公交格外惹眼，作為當時北京不算多的公共汽車之一，它剛從鼓樓下發車，正往前門方向緩行；穿白襯衫、藍布衫的行人或蹬著自行車掠過，或三三兩兩擠在街邊的簡易棚鋪旁，老房檐下的紅旗輕輕晃著，是時代落在繁華里的細碎印記。

1967年初秋的南京街頭，朱紅漆的建筑外墻撞入視線，墻面上黑字白底的標語帶著尖銳的時代印記，“斗倒”“蘇省委 火燒”的字樣刺目，是彼時亢奮政治氛圍的直接注腳。

路邊立著漆成米黃的“廢紙箱”，街道旁的梧桐葉剛染淺黃，初秋的風里，行人裹著洗得軟塌的厚外套：有人行色匆匆，手插在衣兜快步掠過；有人結伴慢行，肩頭扛著的孩童穿粉衣，小手抓著大人的頭發，圓眼睛好奇地掃過墻標語；還有人圍在建筑門口，身影半掩在門洞里，像是在等同伴，又像在隨意張望。

1967年初秋，蘇州街巷，紅底黃字的“毛主席萬歲”標語鋪滿店鋪墻面，是當時亢奮政治氛圍的鮮明注腳，可人們身上摞滿補丁的衣衫，又悄悄露出物質匱乏的生活底色。

街邊竹筐旁，兩位女性低頭忙碌，孩童穿著舊衣在巷間穿梭，腳步里帶著市井生活的天然松弛——哪怕時代浪潮洶涌，日常的煙火氣仍沒被完全沖淡。

1966年，蘇州雜貨店，坐落于青石板鋪就的街巷，旁貼紅底黃字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厚重的木質柜臺分別擺放著煙酒糖茶、火柴煤油、針線紐扣等。

1966年的蘇州正處于“票證經濟”的嚴格管控期，顧客購買商品需同時出示錢與票，買米要糧票、扯布要布票、購糖要糖票，連煤油、肥皂等日用品也需對應票證。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時，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一百萬群眾肅穆佇立，參加“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廣場一角，幾名身著綠軍裝、頭戴軍帽、手套雪白的禮兵筆直站立，守護著莊嚴的會場。

廣場上，成千上萬的解放軍指戰員身著白衫藍褲的夏季軍禮服，胸前佩戴黑紗，臂纏黑臂章，手持軍帽，整齊列隊，目光齊刷刷望向天安門城樓方向，集體向毛澤東主席遺像默哀三分鐘。

1978年3月，北京全國人大第五屆第一次會議期間，一位身著深藍色中山裝的婦女站在食堂廚房里，面對一群身穿白色廚師服、頭戴高帽的炊事員，雙手比劃、眉飛色舞地演唱川劇《彝海結盟》中的經典片段。

她正是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書舫，以一曲高亢激昂的川劇絕活為大會工作人員帶來驚喜與歡樂。炊事員們圍在操作臺旁，臺上擺滿大盆大碗的肉菜、魚蝦和餃子餡，大家笑得合不攏嘴，紛紛鼓掌叫好，掌聲此起彼伏，廚房里洋溢著熱烈而純樸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