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南空司令意見很大，對方：平反了還不滿足，算什么待遇賬！

1979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李赤然整理舊卷宗時發現自己的工資冊早在1969年就被劃掉了，他愣了幾秒，自言自語：“看來還得跑一趟南京。”那一年，他六十五歲。被閑置在西安已近八年，日子清苦，脾氣卻一點沒淡。

追溯到1949年初夏，第一野戰軍一部奉命改編為防空部隊，李赤然從團政委直接跳到新防空軍訓練部，專抓辦學。他做事利落，軍委點名表揚。1957年防空軍并入空軍，他隨編移防，職務升到軍級。彼時的“李政委”在南京院子里種了一排桂花樹，官兵都覺得這位西北漢子好相處。

1962年春，空軍總部擬將他北調沈陽軍區空軍政委，臨下文前一夜，南京軍區打來電話：“人留下，改任南空副政委，稍后轉正。”李赤然拎包回寧，沒有多問。只是那張任職公報最終遲遲未見，他心里劃了個問號。

1964年整風擴大化，點名批判的名單里突然出現了他的名字，“個人英雄主義”“反對正規化”，帽子一扣，任職自然作廢。爭辯無果，他被要求離開機關，原想回南京老部下的家借住幾日，卻被告知“最好聽組織安排”。李赤然索性提出去西安：“離家鄉近，清靜，也省心。”

到西安后，他每月生活費僅三十元。放在當時，溫飽尚可，但要贍養母親、撫養兩個未成年的侄兒，遠遠不夠。他沒向任何人抱怨，靠寫字賣給碑林攤主補貼家用。老伙計來看他，他笑著打趣：“窮是窮了點，字還管飯。”

1976年，“四人幫”垮臺，撥亂反正的風聲傳來。1978年空軍黨委正式為李赤然摘帽，政治結論改正。幾紙公告解決不了八年的空檔工資，他清點被沒收的行李：一臺德國老式放映機、一沓訓練日記、幾件冬裝。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寫信讓他回寧辦理補發手續。

1980年1月，他到達南京，政委趙昭與政治部主任車某先后接待，手續流程列得清清楚楚。李赤然暗自松口氣，以為事情快了。沒想到材料上報司令部后，氣氛陡然僵住。一天傍晚，車主任低聲對他復述袁彬司令員的原話：“這些老家伙平反了還不滿足，算什么待遇賬！”

這句話像刀子。李赤然當晚在旅館連寫三頁申訴草稿，越寫越怒，又撕得粉碎。他清楚，官兵們認的不是情緒而是程序。第二天，他只向趙昭簡短陳述：“我是來辦組織認可的待遇，不是來伸手要額外好處。”

辦事節奏卻再次拖慢。伙食費、房租補貼、搬家費，條條框框全需司令簽字。折騰了大半月，節骨眼總卡在袁彬那里。李赤然在日記里寫道：“制度之上，有人情；人情之上，還有個人的好惡。”字里行間，火氣難掩。

轉機出現在2月10日。軍委辦公廳來電，要求各大軍區月底前完成老干部待遇清理，名單里赫然有李赤然。趙昭趁熱打鐵，把全套文件送上司令辦公桌。袁彬沉默片刻，只在角落簽了個字，卻沒說一句話。事情至此才算定局。

3月初，李赤然領到八年欠薪及各項補貼，總額兩萬多元，還取回那臺老放映機。他把錢分三份：一份寄回甘肅家鄉修祖墳，一份交給空軍干休所醫藥互助金，剩下才留作日常。他對身邊戰友打趣：“拿到手，心安了，夜里睡得更香。”

有意思的是，手續辦妥后他卻沒有立即回西安，而是悄悄去了南京老機場。他在塔臺下站了很久，看著殲六起落，嘆了口氣：“從防空到空軍，二十多年，一晃就過去了。”身邊年輕塔臺值班員不認識他，只道一聲：“老首長，好風大，注意安全。”他笑了笑，披上大衣離去。

4月，他搬回西安干休所。那年端午，一位老飛行員送來粽子，兩人聊到南京那段波折。老飛行員抱不平：“李政委，您就這么算了？”李赤然擺手：“事理分明就行，做人別斤斤計較。可若誰再拿‘待遇賬’說事，老子可不依。”

這場摩擦最終被歲月吞沒，但幾個細節留存檔案：空軍政治部三次催辦、袁彬一度拒簽、趙昭全程跟進。這些往來文件，后來成為研究撥亂反正時期軍隊老干部政策落實的重要個案。檔案里仍能看到李赤然批注的那句話——“制度面前無特殊，情面也無可倚”。

李赤然終其一生沒再踏入軍區機關。1988年授銜制恢復討論時，有人想推薦他擔任顧問，他拒絕：“白紙黑字已給我公道，再掛職務算什么味兒？”同年，他在西安靜養，閑時寫下近十萬字回憶錄，標題定為《歸隊與歸心》。手稿里寫明：把待遇理順，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一個兵出生、兵做事、兵有始有終的交代。

1993年冬，他病逝于西安，享年七十九歲。治喪通報中，南空司令部的唁電只有短短一句：“李赤然同志的一生，是忠于黨的光輝一生。”字數不多，卻算給晚年的誤解一個收束。

那臺德國放映機今天陳列在空軍干休所展柜，旁邊放著蓋滿公章的待遇清理表。參觀者常被提醒：文件寥寥幾頁，走完卻用了整整兩個月。有人喟嘆手續繁瑣，也有人贊嘆最終歸正。對李赤然本人來說，或許只是簡單的邏輯——賬該怎么算，就得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