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怎么就成了“穿越者”？

來源：澎湃新聞

一

王莽復了一輩子的古，最后身死漸臺，落得一個頭懸宛市，百姓分食其舌的下場。他絕對想不到的是，兩千年之后，自己竟成了一個“穿越者”。在一些互聯網討論中，王莽是個融上古、西漢與現代于一身的人物。更有好事者，以國博所藏之“新莽銅卡尺”為例，言之鑿鑿地稱王莽為貨真價實的“穿越者”。

國家博物館藏“新莽銅卡尺”

一些網絡討論將新莽青銅卡尺與現代卡尺對照，稱是王莽“穿越鐵證”

不過，王莽是“穿越者”，這一話題的“始作俑者”恐怕要追溯至民國時期的大學問家胡適。

胡適早年曾熱衷于社會主義，這是他為王莽翻案的原因。民國十一年，胡適撰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文章的開頭，胡適便說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胡適何以將王莽視為社會主義者呢？我們不妨看看王莽都做了些什么事。

王莽上臺之后，由于他本性躁擾，不能無為，因而民多無所措手足。最為人所詬病的自然是王莽的經濟政策。王莽施行“土地國有”、“均產”和“廢奴”政策。“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此政策在當時就受到了質疑。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圣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此外，王莽還施行“五均六筦”制度。所謂六筦，是指對包括鹽、鐵、酒、錢布銅冶、名山大澤及五均賒貸進行國家管制。王莽統治期間還多次進行幣制改革，相繼推出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后又推行寶貨制、貨泉、貨布。史載：“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胡適將王莽的井田制、五均六筦制等歸納為“國家社會主義”。胡適還頗為王莽鳴不平，他認為王莽的這些政策初衷在于“均眾庶、抑兼并”。其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當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至于后來隨著事態的變遷，胡適與社會主義漸行漸遠自是后話了。然而，作為社會主義者的王莽，此說大概是從胡適之后漸趨流行起來的。

在胡適的分析中，王莽推行“土地國有”并實行國家對工商業的強力管制，這些政策特征被直接視為社會主義的核心標識，從而成為其作出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胡適一個人的判斷。在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認為傳統思想資源中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如蔡元培就認為《論語》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諸言是在主張對內均貧富，而《禮記·禮運》的‘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諸語’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意。《民國日報·覺悟》的記者力子也指出‘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幾句話正可代表社會主義的神髓”。

顯然，這些知識分子在看待社會主義的時候，都只看到了社會主義的皮相。因為如果僅僅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均貧富”（分田地或公有制）或者“國家管制經濟”（國有化），那就必然會推導出許多荒謬的結論。比如，早在漢武帝時代，漢朝就已經實行過鹽鐵官營制度。所以“在胡適之后，錢穆認為漢武帝時期實行的鹽鐵專賣很像近代西方德國人所首先創始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有趣的是，胡適也指出，‘六筦’中的鹽鐵專賣并非王莽所創，此前漢武帝時已有施行”。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推導，英法在17、18世紀所踐行的重商主義莫非也是社會主義？眾所周知，英法的重商主義，無論是法國的柯爾貝爾主義，還是英國的航海條例，其核心特征恰恰在于高度的國家干預：關稅保護、貿易壟斷、特許公司、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貨幣與貴金屬管制。然而，社會主義的誕生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之上的。社會主義是貧苦大眾發出的一聲哀鳴，但這聲哀鳴不是前現代的，而是后現代的。王莽只是那個一心復古的西漢巨君，從來不是什么社會主義者。

二

王莽雖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倒真是一個“穿越者”。只不過此“穿越”非彼“穿越”，他不是從現代“穿越”到西漢，而是妄圖從西漢“穿越”至三代。如果我們跳出封建王朝忠于一家一姓的政治規訓，我們便不難發現王莽恰恰是“得位最正”的君王。因為王莽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踐行了儒家政治神話中的禪位制度。當然，按照古史傳說，上古三代堯舜之際皆行禪讓之制。王莽正是假借漢氏承堯之祚，將王氏包裝成舜帝之后。既然古有堯舜禪讓，那么，王氏代漢自是應有之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三代之事多不可考。20世紀興盛一時的疑古派就曾提出過“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著名觀點，在疑古派的研究中，禪讓制是最受質疑的內容之一。因此，明確可考的、真正在歷史上踐行禪讓制的第一人大約是王莽。

當然，后世之人享有后見之明的特權，如今我們都知道眾人只是在陪王莽演戲而已。各地呈獻的大量祥瑞不過是投其所好。王莽的禪讓制實則是巧取豪奪。孺子嬰4歲時被迫禪位于王莽，但王莽并不放心，他將孺子嬰囚禁，禁止任何人與他講話。孺子嬰長大后，六畜不識，話也說不清楚，成了一個傻子。就連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最后都不愿意將玉璽交出去。漢書載，王政君“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矣”。

當然，演戲總歸比赤裸裸的強權政治要好一些。五代之時，“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可見政治已敗壞到何種程度。

況且，現在我們已不像班氏父子那般篤信《王命論》。這天下并非只有劉氏方能坐得。王莽真正的問題在于，他登上皇位之后，把天下搞得大亂、民不聊生。王莽登基之后，一意復古。在政治上，王莽改革官制。在中央官制上，“更名大司農為羲和，后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在地方官制上，“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王莽又好改名，翻開《漢書·地理志》，大量的郡名后面都附有一個王莽時期的地名。除此之外，王莽拘泥名分、剛愎行事，執意羞辱周邊的少數民族，比如一定要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于，將高句麗改為下句麗。王莽一朝，可謂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弄得四夷釁端四起，百姓倒懸，遂有綠林、赤眉之變。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王莽的銳意復古并不是他一個人的異想天開。在西漢末年那個讖緯橫行，政治話語幽暗不明的時代，王莽不是造時勢的“英雄”，而是時勢造出來的“英雄”。早在漢元帝時期，漢帝國所關心的中心事務便是一件復古之事。漢元帝篤信儒學，重用儒生，自毀漢家宗廟。因為根據《周禮》的規定，“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祖有功而宗有德。有漢一代，訖至元帝，宗廟繁多，已不符《周禮》。元帝遂行迭毀之制，“先后罷毀衛思后園，戾太子園，太上皇廟和孝惠廟以及一眾郡國廟”。及至王莽之際，國師劉歆身為漢室宗親又兼學界領袖的身份，但卻為王莽篡漢搖唇鼓舌。劉歆所鼓吹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左傳》和《周禮》。元始四年，王莽上奏營建明堂、辟雍，并命劉歆主其事。其制度規模之宏闊，在當時堪稱空前，由此迅速博得天下儒生學士的推崇。群儒相繼上書，稱此舉較之“唐虞發舉，成周造業”尤為有功，進而請求為王莽加崇殊禮，使其“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至此，王莽得加九錫，實已成為無冕之帝。因此，與其說復古是王莽一個人的狂歡，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集體癥候。在王莽把天下搞得大亂之前，復古顯然是得到西漢儒士群體的支持的。

然而，王莽的復古穿越真能成功嗎？事實上，即便沒有綠林、赤眉的起義，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王莽亦不可能真正“穿越”。“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王莽以為他自己在復古，其實是在革命。王莽在表現了驚人的歷史主動性的同時，卻在無意間成了被歷史擺布的棋子。所謂“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王莽執意要復的古真的存在過嗎？劉歆等人為王莽編織的三代之治是真的嗎？即便我們不采康有為的學說，相信古文經的真實性，照著經書復古，這個古就能復得了嗎？

所以倘若我們真能穿越至兩千年前的漢末，當我們看到王莽、劉歆在復古的時候，他們每日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如何在既有制度與觀念的廢墟之上，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莽的復古改制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鏡像問題。在法國人那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耶·德穆蘭、丹東、羅伯斯庇爾、圣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在王莽那里，他們則是按照漢代的讖緯神學，講著漢朝的語言，在漢代的廣袤疆土上，在秦制的土壤上虔誠地復興三代之治。

三

在羅馬神話中，有這樣一位神——雅努斯（Janus）。雅努斯有兩張面孔，一張回望過去，另一張則看向未來。西文當中表示新年伊始的一月即來源于此。王莽就是這樣一位長著兩張面孔的中國雅努斯。一些現代人認為他自未來“穿越”至西漢，西漢的人則認為他要“穿越”至上古。

最后，我們拋開歷史中的王莽不談，從記憶史的角度討論一下“穿越者王莽”。“穿越者王莽”是歷史認知錯位、現代情緒向古代投射以及網絡時代流量邏輯合力的結果。我們距離“歷史終結論”的提出已近40年，歷史并未如福山所預言得那樣終結。相反，當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席卷全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階級流動日益阻塞之時，均貧富的口號在記憶中染上了玫瑰色的印記。然而，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我們不應忘記百年前胡適們所犯的錯誤。另外，“穿越鐵證”一類的網絡表達，也蘊含一種“發明游標卡尺領先世界1700年”自豪情緒。

“穿越者王莽”是網絡空間天然青睞的流量命題。在信息高度過載的環境中，注意力本身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按照傳播學與認知心理學的基本判斷，個體在信息篩選時，會優先對違背既有認知預期的信息作出反應。換言之，反常識并不首先以真實性取勝，而是以認知震蕩取勝。在這一大眾狂歡的網絡空間中，無關左右，無關真相，流量對所有歷史事件實現了最大程度的祛魅。歷史人物由此不再作為需要被理解的對象，而是被轉化為可供當下消費的符號資源。給王莽打上一個標簽，制造“穿越者”的身份，顯然是最符合流量密碼的那把鑰匙。

林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