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流氓”新聞，把壞演繹到新的高度！

hi，我是胖胖。

魯迅先生在《吶喊》開篇中作序道：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有些東西并不是不知道問題存在，而是它們太擅長把問題推離自己的責任半徑：

河南洛陽一位52歲的賀女士，房子位于澗西區河南科技大學長安路家屬院，2002年建成的6層樓，她家在頂層。

老舊小區改造前房子不漏雨，改造后卻出現多處漏雨，累計13處，墻皮脫落、水泥外露，雨季時甚至成了水簾洞。

她從2022年發現問題起持續反映，兩年多仍未解決。

更荒誕的是，漏雨并沒有隨著時間變成遺留問題，而變成了另一種形式地踢足球：

物業讓她找改造指揮部，指揮部讓找鄰里中心、社區、街辦，街辦“登記但沒解決。

她打12345，在百姓呼聲平臺發帖后，住建部門安排施工方人員上門，兩次維修仍然漏。

等到2025年再次報修，對方又說施工方跑路了，只能登記。

問題永遠在，責任永遠不落地。

登記像是一種安慰罷了。

然后事情到這里并沒有結束，而是滑向了更可怕的一層：

人身傷害。

報道里稱，2025年8月6日，賀女士在校區后勤保障部的會議前遇到物業負責人贠某某，再次提及漏雨，對方情緒激烈辱罵，并發生搶手機、拖拽、肘擊等沖突，監控拍下過程。

她報警后住院，病歷記錄涉及顱腦損傷、挫傷、焦慮性抑郁等，后續復查又出現肋骨骨折、頸部脊髓損傷等情況。

當一個人的合法訴求長期得不到回應，它們就會將沖突升級成為暴力。

她明明在維權，卻被當成麻煩，明明在求助，卻像是在鬧事。

報道顯示，派出所以行政案件立案，并啟動傷情鑒定，但數月進展緩慢，辦案民警在通話中提到結果已出但有問題，需要跟領導再溝通。

賀女士不理解鑒定為什么要跟領導溝通，于是選擇異地鑒定，甘肅天平司法醫學鑒定所給出輕傷二級等結論，并認為損傷與后果存在因果關系。

看到這里，胖胖想說，當一個人的合法訴求只能靠異地鑒定來維持可信度時，受損的就不只是她的肋骨，還有公共信任的骨架。

真正把人逼瘋的，往往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長期得不到回應。

是，每一個環節單拎出來，都有人在履職：

物業接了報修，指揮部接了電話，社區、街辦做了登記，住建部門派過人，警方立了案，也啟動了鑒定。

可把這些動作全部攤開來看，卻只有一個結果——問題還在原地，甚至變得更糟。

或許，每個人都只干了對自己最安全的那一小步。

漏雨這件事，本來是工程質量問題，是建設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和監管部門共同要面對的事。可在現實里，它被一步步降級：

先變成物業協調問題，再變成歷史遺留問題，最后變成你再等等。

等到雨水順著屋頂往下流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愿意再承認，這是誰該負責的雨。

而當這份長期得不到回應的焦慮，被一次當眾的呵斥、辱罵、拖拽點燃，暴力就成了最壞、卻也最直接的表達方式。

暴力從來不是維權的起點，它往往是維權被堵死后的出口。

再往下，是司法層面的失重。

“鑒定結果已出，但要跟領導再溝通。”

這句話，本身就足夠讓人不寒而栗。

它意味著，原本應該由事實、證據、程序決定的事情，被懸掛在一種模糊的認可之上。

它也會讓當事人產生一種極不健康的認知：

不是我證據不夠，而是我不確定，這份證據算不算數。

賀女士選擇了異地鑒定，不是因為她想折騰，而是因為她已經無法確認，自己是否還能在原來的路徑里，等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這一刻，問題已經悄然升級。

當一個普通人，需要通過換一座城市來證明自己確實受了傷，真正受損的，就不只是她的身體，而是整個公共系統的可信度。

所以，這件事真正值得被追問的，可能不只是：

房子什么時候修好？

打人者會不會被追責？

案件會不會轉為刑事？

還包括幾個更基礎、也更危險的問題：

當登記代替解決，制度到底在保護誰？

當要再溝通懸置事實，法律的邊界在哪里？

當維權成本高到需要異地奔波，普通人還能靠什么相信程序？

信任一旦被耗盡，剩下的，就只會是更多的對抗、更激烈的沖突，以及更難收拾的后果。

寫到這里，我想，其實已經不需要再給出多么激烈的判斷了。

老舍在《駱駝祥子》中寫過一句話：

雨下給富人，也下給窮人，下給義人，也下給不義的人。

可在這個現實里，雨停在誰的屋頂上？

對，雨是公平的，不公平的是，誰有屋頂，誰有傘，又是誰，只能站在雨里等一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