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可對話王譚：“我在小鵬吵了職業生涯最多的架”

撰文| 杜詠芳

| 張 南

設計| 甄尤美

“何小鵬找了我三次，最后一次是在2023年，他把我和趙德力一起請到辦公室，希望我能同時負責小鵬的造型設計。”王譚回憶道。

2025年12月20日上午，北京浮光禮堂。在一間靜謐的采訪間內，王譚接受了《汽車商業評論》總編輯、軒轅同學校長、世界新汽車生態協會理事長賈可博士的采訪，回溯自己從飛行汽車創業公司匯天，一步步走進小鵬汽車設計核心的歷程。

王譚，不僅是小鵬汽車造型中心總經理、也是小鵬匯天聯合創始人、副總裁。

由他主導設計的全新小鵬P7在第十三屆軒轅獎上，以顛覆性的美學語言連獲“年度十佳汽車”與“年度最佳設計”兩項大獎，王譚本人亦被授予“年度最佳設計師”。

頒獎現場，他的感言清晰而篤定：“期待未來中國汽車躋身世界汽車工業高地時，中國汽車設計與原創設計能被全球銘記，小鵬汽車也將全力以赴打造更多優秀作品，愿與大家攜手同行。”

一切始于2018年，當時王譚還在運營著自己的設計公司。一次偶然機會，王譚看到趙德力正在搗鼓的飛行汽車，覺得比較有趣，便主動上門，提出幫忙做設計方案。沒想到聊著聊著，反被趙德力拉進了創業團隊，加入了尚在起步階段的匯天。

2020年，小鵬汽車剛在美股上市，何小鵬的視野已不止于新能源車，他還想做機器人、做飛行汽車。正是在這個戰略擴張的關鍵節點，他注意到了匯天，也注意到了匯天的聯合創始人王譚。

何小鵬三次發出邀約，誠意十足，近乎“三顧茅廬”。但王譚內心卻充滿猶豫：“小鵬無論怎么說也是國內新能源前列的公司，如果去做的話，壓力各方面挺大的。”

更何況，王譚當時正全身心投入在匯天的項目中，精力早已拉滿，兼顧小鵬汽車意味著他需要從匯天抽出大量精力。

他說：“如果我要做小鵬，這事必須和德力商量。”而這也是為什么趙德力也被請進了何小鵬的辦公室。

王譚記得當時趙德力的回答：“他說，那行吧。”最終，王譚決定接受挑戰。

“德力是一個很有格局的人。”他補充道，“其實他們（何小鵬與趙德力）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這一決定，不僅悄然重塑了王譚的人生坐標，也讓小鵬汽車的設計軌跡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半理性，一半感性

在深入講述王譚與小鵬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王譚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采訪中，他反復提到兩個關鍵詞：“理性”與“感性”。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感性和理性比較balanced（平衡）的人。”

他有兩個看似迥異卻內在相通的愛好：一是飛行，他是一名持證直升機駕駛員；二是音樂，閑暇時，他會彈吉他、創作原創歌曲。

王譚表示：“坐在駕駛艙里，總距桿一提，三維世界都是我的；音樂是和自己對話，在和弦中不停地激發著你的一些靈感。”

飛行要求極致的理性與精準操作，音樂則代表純粹的感性表達。這兩種愛好，無形中塑造了他的設計哲學。

在他看來，設計既不能被工程束縛，也不能脫離現實飄向空中樓閣。“太感性會忽略工程約束和用戶需求，太理性會讓設計失去靈魂。關鍵是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他進一步解釋這種平衡：“當我以理性方式去解一個關于美學或工程的‘方程’f(x)=y時，我會不時跳出來，站在方程之外審視它；但如果跑得太遠，我也會回頭問問：用戶到底喜不喜歡？”

對他而言，“隔行如隔山”可能并不成立。他也從未將自己限定為只能做汽車的設計師。

早年間，他的獲獎作品橫跨多個領域：從電動汽車、豪華游艇到消費電子產品，尺度與品類各異。正如他自己所說：“我自己做公司時，并沒有專攻交通工具，什么都做。”

王譚認為，設計從來不是行業的邊界，而是一種解決問題、表達未來的語言。好的設計，不僅僅是在功能完善之后的“錦上添花”，更是在美學與工程之間實現“雪中送炭”的關鍵平衡。當理性與感性融合做的足夠好，設計便會無限趨近于“最優解”。

“我們看到很多漂亮的飛機，為什么它們那么好看？因為它們的美學和工程幾乎達到了同一個最優解。”

王譚說，“我也想模仿這種狀態，讓理性與感性、科技與藝術、工程與美學無限靠近。通過不斷訓練自己的‘智能模型’，我覺得我正離那個交匯點越來越近。”

從飛行汽車到智能汽車，王譚順利完成了經驗的遷移，持續探索什么是真正的設計最優解。

在理性層面，飛行汽車對輕量化、材料工藝和空氣動力學的極致要求，為汽車設計帶來了全新視角。“每一次起飛都有代價，所以必須追求工程上的最優解。這種思維也自然遷移到了汽車設計中。”

而在感性層面，兩者同樣需要通過設計傳遞情緒價值。“人類的共同審美是相通的。當科技與藝術、理性與感性各自深入到極致，它們終將在高處相逢。”

此外，飛行汽車的安全優先級最高，需滿足極其嚴苛的適航標準。王譚將這種對安全的敬畏之心，也帶入了汽車設計。

“就像飛行汽車必須在滿足‘10??’事故概率的前提下追求美感，汽車設計同樣需要在守住安全底線的基礎上，實現理性與感性的融合。”

他進一步補充道：“在飛行器的設計中，功能的第一優先級永遠是安全。我們必須先確保安全，再考慮性能等次級目標，而造型往往排在第三、第四位。但奇妙的是，當所有功能性要素都被做到極致時，造型也會隨之躍升，逐漸向那個‘最優解’的交匯點無限靠近。”

建立體系，共同求解

“現在三四百人，很大，兩個中心，一個上海，一個廣州。”

談及小鵬造型團隊的規模，王譚給出了一個具象的數字。這支龐大的隊伍，正承載著他關于未來出行設計的宏大構想。

如何讓如此龐大的體系持續產出高水準設計？他的答案是：建立一套科學的決策流程，讓群體智慧共同求解。

那么，這套體系是如何建立的？

“維度非常多，”王譚從三個層面勾勒出他的工作，“項目車型、組織、流程。”

在項目上，他從X9開始，歷經P7+、全新P7、G7等，推動著每一款車“在先前的基礎上進步，并進步得更快一點”。

在組織上，他致力于“打通橫向協作，建立縱向深度”，并力邀頂尖人才加盟，如前法拉利外觀設計負責人胡安馬·洛佩茲（JuanMa López）。

“要與優秀的人為伍。”他說，“我們在一起建立了保障好設計產出的流程和方法。”

他特別以上海、廣州兩大設計中心的協同為例：“一個產品，大家從不同的視角出不同的方案……在一定階段前，大家都在出方案，看哪一個好。然后我們的整個矩陣，或產品同學再去選。”這個過程匯集了產品、用戶、工程、成本、工藝等多維視角，最終尋求“一個交集”。

在這個體系中，決策權并非集中于任何個人，即使那個人是何小鵬。

“我們是來提供選項，提供好的保障流程。”王譚如此定義自己在決策中的角色。

而所有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將感性的情緒價值與理性的定量分析相結合，去把用戶真正想要的東西給挖掘出來。

他強調：“這個流程現在越來越完善。根據流程，能越來越聚集到我們的靶心，偏移量會越來越少。”

他進一步闡釋了何小鵬在決策中的角色：“這個流程下來之后，他不一定要占多大的比例……更像一個群體的決策。”

與此同時，王譚表示：“后面，我們要再招更多的人，把造型中心的高度和遠度再建立。”

最難的是，讓別人相信你

“最大的挑戰不是工藝能不能實現，也不是成本能不能滿足，而是如何讓別人相信你。”

談起全新P7的設計過程，王譚由衷感嘆道，“一款車的研制周期要20多個月，太多次在堅持與妥協中掙扎。”

因為要設計未來接近兩年后的車，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會有很多的對于未來設計趨勢的洞察和消費者審美的預判，也會有很多與產品團隊的分歧與磨合。目的是為了打磨出最好的設計和產品。

他至今清晰地記得項目推進中那些激烈的爭論場景，“全新小鵬P7這個項目應該是我職業生涯中吵架最多的項目。最嚴重的一次就是，我用7個小時，只為說服我們整個項目團隊。”

當時，全新P7機蓋上的兩個黑色飾條設計遭到了團隊全員反對。“產品同學說不好看，工程同學說做不了，工藝和成本都不支持。” 王譚回憶，就連何小鵬初見時，也覺得這個設計“太前衛”。

但是王譚卻異常堅持：“它們構成了理性的框架，所有傳感器、燈組都要有序地布置在上面，給用戶堅實的安全感。”

為了捍衛這個設計，王譚開啟了滔滔不絕的宣講：“大家都不想要，但是那是我的設計，我認為是金子，是理性框架的核心。誰反對，我就指誰，激動到直接爬到油泥模型的發動機罩上。”

他直言，當時自己眼眶都濕潤了。而設計就是這樣，既要相信自己的判斷，也要有勇氣說服別人，更要有耐心等待市場的驗證。

這場從白天持續到深夜的爭論，最終打動了在場的所有人。那個原本堅決反對的工程同學，轉身對他說“我被譚哥打動了”；何小鵬也當場拍板：“相信你，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做。”

王譚之所以如此執著，源于對老P7的深刻理解。

“老P7是小鵬的第一款爆款，是經典中的經典。”他感慨道，六七年前，當其他電動車還在模仿燃油車的進氣格柵時，老P7就以轎跑比例、生動力曲面和貫穿燈開創了新風格。

王譚表示：“如果只是繼承形面，照搬所謂的DNA，我覺得這是一種表象的家族基因繼承。而我們應該繼承老P7更深層次的、那種‘敢為人先’的精神。”

為了在老P7的基礎上實現突破，做到精益求精，全新P7從方案選型階段就經歷了嚴苛的篩選。

王譚說：“要說最初的方案數量，那真是不計其數。后續的核心工作就是收斂。從成百上千個方案里不停篩選，先收斂到十幾個，再精簡到8個、4個；到4個方案階段時，已經非常貼近目標用戶畫像核心需求了。”

而最終在四選一的決勝時刻，王譚心中已有了明確的答案。

那天下班，他從油泥室走出，恰好看到全新P7粗加工完成的側面形態，光影落在油泥模型上，雖然是個油泥胚子，但是腦海中疊加上設計后，他有種強烈的預感：“就是它了！”

全新P7深刻反映了王譚的設計哲學。如果說理性的框架為全新P7確立了“骨骼”，那么感性的曲面則賦予其“靈魂”。

王譚與團隊選擇延續老P7的“生動力曲面”理念，摒棄了傳統燃油車依賴特征線分割形面的手法，轉而依靠光影的自然流動來勾勒車身。這讓全新P7在視覺上呈現出一種動感的、有機的形態。

王譚這樣解釋他的設計邏輯：“車本身就像一個雕塑，所有人一塊去思考這些面和面如何結合。我們做一個更大膽的嘗試，先把理性框架做好，然后再思考如何再把其他的面放上。”

與此同時，王譚強調設計不僅是美的創造，更是系統性解決問題、平衡多方訴求的過程。

例如，針對老P7用戶反饋的后排頭部空間問題，團隊通過優化全新P7外造型，在不影響外部美學的前提下，為內飾爭取出更多豎向空間，使座椅角度得以靈活調整。

AI HUD與科技島的組合也是典型案例。王譚解釋道：“光機的體積很大，如果直接布置會影響視野和交互，我們巧妙地增加了一塊補充屏幕，既解決了工程約束，又提供了更多便利和安全感，同時滿足了情緒價值。”

不致敬經典，只創造經典

面對行業里所謂“致敬經典”的捷徑，王譚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創造經典。“這個時代被推動，就是因為有一群有夢想、堅持原創的人在探尋各種可能性。”

他指出，真正的致敬，是理解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的底層邏輯。“我覺得如果說去致敬經典的話，我們可以去往更高階去想它為什么是美的？它為什么是好的？”

在王譚眼中，原創設計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廣泛吸收靈感后的再創造，設計的靈感可以來自建筑、時裝、自然等等多個方面。

他舉例說：“飛行器和鳥類的形態很像，它們都遵循著最優的空氣動力學，鵝卵石的曲線源于流水沖刷設計。”

而理解這些經典的邏輯，就有可能再次創造經典。“把這些不同的經典再去做一些組合的話，又可以去做出一些全新的、原創的設計，也許有機會能夠變成經典。”

在當今這個信息高速流動的“地球村”時代，知識、理念與審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圍內對齊。

王譚認為，好的設計早已超越國界。無論是美國人、德國人還是中國人，對美的感知正在趨同。那些真正打動人心的線條、比例與形態，往往能跨越文化差異，引發普遍共鳴。

“今天來看，最優解就是人類的共同審美。”他說，“所謂經典，某種意義上正是‘人同此情、心同此理’的體現，全世界可能都是共通的，而不只是一種特殊性。”

隨著中國汽車加速走向全球化，如何打造一款既“為中國設計”，又能被世界喜愛的產品，成為關鍵命題。

在王譚看來，中國設計師在國際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厲害。對此，他認為，中國品牌走向全球，并不需要披上“國際化”的外衣去模仿他人。

“只要把人群畫像研究好，圍繞原點用戶去做，這樣的設計一定有機會成功。”

他強調，如果目標是全球市場，就要找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審美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聚焦特定人群，哪怕是本土用戶，也要深入理解他們的真實需求與情感共鳴。

而這條路，注定更難。因為它不依賴現成符號，而是選擇從零開始，去探索、試錯，甚至承擔失敗的風險。

但正如他所說：“只要去嘗試，就有50%的可能性去改變這個事。”而這，正是創造經典的開始。

面向未來的另一個關鍵命題，是AI與高階自動駕駛。王譚認為，AI不光影響自動駕駛，也會影響設計本身。

他坦言：“今天的AI還在窮舉汽車行業的已有數據，但未來如果它融合建筑、藝術等跨領域知識，是否可能涌現出一種全新的、硅基的思考方式？甚至超脫我們碳基生物的認知？”

同時，他指出，當人不再需要操控車輛，汽車將變成繼辦公室、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間”——一個可靈活使用的移動生活單元。這不僅會徹底改變內飾布局，也將倒逼外部形態突破現有比例與結構。

一輛行駛在街頭的無人駕駛車，如何讓人識別它是一個“能自己思考、自己行動的具身人工智能”？

他認為，這需要新的外顯設計語言，讓公眾直觀感知其智能屬性。

“這些變化指向多樣化的方向。我始終是個樂觀主義者，相信未來會有不同的形態出現。”他說，“結合我自己的風格，我會繼續探索屬于這個時代的、原創的未來表達。”

而這，也正驅動著王譚不斷向前——去創造，而非致敬；去想象，而非復刻。

正如他所描繪的夢想：“我要做出更多像P7、像‘陸地航母’這樣充滿未來感的交通工具，讓人一看就覺得，這一定是未來的方向……再過若干年回看，仍然覺得它很漂亮、不落后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