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閻連科拿著117元退伍費回家，團長追到車站將他召回提干

1979年3月的深夜，濟南軍區某步兵連還亮著燈。全連已經熄燈號過了好久，一個新兵卻趴在油燈下抄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段落。那人就是閻連科。值班排長看了一眼，低聲提醒：“別忘了明早五公里越野。”閻連科抬頭，露出摻著油漬的笑，“抄完這段就睡。”從那天起，連隊里傳開一句玩笑：新兵閻連科的子彈打得準，鋼筆更準。

閱讀和訓練夾雜著進行。1979年2月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濟南軍區沒投入前線，但動員令一下，各團都加練。閻連科步槍成績連年第一，連長想重點培養他做狙擊手。然而軍區文化科卻把名單要了過去，說此人寫得一手好材料，要送武漢軍區舉辦的小說創作學習班。很多戰士聽后咂舌：射擊尖子被借去寫小說，這是頭一次。

在武漢的一個月，他第一次見到那么多專業寫作者。白天聽講座，夜里對著方格稿紙奮筆疾書，幾乎不睡覺。離隊返程那天，帶回一個證書、一疊講義以及被同行稱作“命根子”的草稿本。草稿本里是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山谷里的怒吼》。回到連隊，他把本子鎖進皮箱，埋頭訓練，可一有空就往營通信室跑，那里有唯一一臺舊打字機。

1980年春，他投出的3000字小說發表在《解放軍文藝》，稿費8元。同行的老兵看著那張匯款單，半真半假地說：“這就是城市里說的‘靠筆頭吃飯’？”閻連科呵呵笑，卻把錢攢著沒花，他想多寄些書回家。此后，兩篇通訊、三篇短篇陸續見刊，立了兩記三等功，還被黨員發展對象點名推薦。營里流傳一句話：寫報道跟沖鋒一樣，也能打勝仗。

然而精兵簡政的風吹來了。1981年秋，師里開始壓縮干部編制，提干指標銳減。閻連科因學歷不夠、戰位為文宣，被排在候補名單之外。他明白，在激烈競爭里自己幾無勝算。年底，他領到117元退伍費，心里五味雜陳。連長給他收拾行李時，不說鼓勵話，只把一本《魯迅全集》塞進包，“回鄉也別丟了筆桿。”

12月，濟南火車站月臺寒風刺骨。閻連科站在綠皮車廂旁，打量那張未必再見的軍裝。汽笛聲拉長，忽然一陣急促喇叭劈頭沖來，一輛軍綠色吉普停在站口。團長跳下車，邊跑邊喊：“閻連科，等一下！”月臺上人群倏地安靜。團長遞過紅頭文件，簡短一句：“上級批了，你可以提干，七天內回部隊報到。”閻連科愣了，回答只一句：“是！”

團長為何臨時追來？事出突然，卻有脈絡。當月北京舉辦全軍文藝調演，他編寫的獨幕劇《二掛鞭》摘得一等獎。軍區政治部匯報時建議：文宣骨干不可流失。首長當即拍板，從文藝尖兵里破格選拔幾人提干。文件蓋章當天，閻連科已在返鄉途中，于是出現了那場“追車站”的戲劇化場面。

回到洛陽老家，父親臥病在炕，母親看著那117元皺眉。家里田少口多，兒子若能留在身邊耕地當老師也不錯。閻連科心里掙扎：回營提干意味著長年在外。姐夫在縣郵電局上班，聽說情況趕回，說了句：“士兵變干部，是天大的轉機。不走，你日后也難安心寫書。”這番話像鐵釘敲進心門。

七天期限第六天，他買票北上。回到團部后，政委調侃：“早知道還得回來，何必折騰那趟火車？”閻連科爽朗一笑：“折騰一下，更知道自己該走哪條道。”不久，他換上四個兜的綠軍裝，肩上一道杠兩星，成為正排職文化干事，也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軍官。

隨之而來的，是密集的寫作與采訪任務。1983年，他走訪老山前線慰問演出，那里滾燙硝煙和士兵血汗給了他新的素材。1985年，《上場》發表于《人民文學》，稿費800元。從前那8元稿費換來的是驚喜，這800元則是一種確定：文學之路可以當飯吃。但他還是把一半郵寄回家，“家里缺啥就買啥。”付郵單寫著簡單一句：“錢不多，湊合用。”

進入九十年代，軍營與社會變動巨大。閻連科在忙碌崗位間完成《黃金洞》《年月日》等作品，主題沉重，語調卻克制。戰友讀完后說，“像一聲悶雷，聽著不炸，卻一直在耳里轟。”1994年他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提名。有人打趣：“這回部隊可出了個‘金鳳凰’。”閻連科把笑容咽下，只說：“寫字的人，別太張揚，免得寫不下去。”

2004年，他轉業離開部隊。二十多年軍裝歲月在此落點，肩章卸下，習慣卻仍在——走路不由自主挺胸抬頭。有人問，若當年團長沒追到月臺，會怎樣？他想了想：“也寫，但可能不是現在這些東西。”那117元退伍費被他留作紀念，褪色的錢角夾在舊日記本里，厚厚一沓稿紙旁邊，像一塊沉默的界碑，提醒那一年作出的決斷。

2009年，《我與父輩》首發，同濟大學禮堂的掌聲如潮。校長讀到“父親欠賬湊學費”那一節抬手拭淚。有聽眾在留言簿寫道：“外表豪爽，內里柔軟，這可能就是軍人作家的兩面。”多年以后，閻連科談起那節火車站經歷，仍用軍中口吻：“命令只有執行與不執行，幸運的是我執行了。”然后，他低頭翻弄打火機，語氣平淡，卻讓人聽出幾分慶幸與幾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