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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近日被曝加入烏克蘭頂尖國防企業“火力點”(Fire Point)顧問委員會,薪水不詳。蓬佩奧2021年卸任后加入哈德遜研究所擔任“杰出研究員”,不過,年薪低于預期高管水平。作為曾深度介入烏克蘭事務的美國前高官,此時入局烏最大無人機制造企業,是單純缺錢,還是背后藏著更深的利益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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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開信息看,蓬佩奧早已深諳“利用政治履歷變現”之道,烏克蘭更是他的“吸金重地”。早在特朗普1.0政府任期將滿時,他就受聘成為烏克蘭頂級移動通信公司“基輔之星”的顧問,這份工作不僅能為他帶來每年60萬美元的固定薪酬,還附帶價值1300萬美元的股票期權與300萬美元的獎金,單這一項收入就已遠超普通公職人員的薪資水平。
2024年,他僅在基輔一場面向傷殘退伍軍人幫扶慈善組織的活動中發表一次演講,就輕松斬獲30萬美元高額酬勞——這樣的“賺錢效率”,足以證明他在烏克蘭政商圈子的“價值”。
此外,他還身兼以色列網絡安全公司Cyabra非執行董事,手握價值36.8888萬美元的股票期權,同時在土耳其礦業巨頭ACG金屬公司、烏茲別克斯坦影子投資公司Gor Investments擔任要職,這些職位背后顯然都暗藏著豐厚的利益回報。
此次入職“火力點”,對蓬佩奧而言或許是“利益版圖的再擴張”。“火力點”并非普通企業,它是烏克蘭最大的無人機制造企業,更是美國對烏軍事援助資金的重要“承接方”。自2022年以來,該公司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合同規模大幅擴張,美方通過它向烏克蘭輸送的軍事援助資金已超12億美元。更關鍵的是,這家公司的核心業務是研發遠程無人機,其產品不僅能打擊俄羅斯腹地目標,還在針對俄羅斯煉油廠等設施的襲擊中發揮關鍵作用,甚至被用于對平民區域的攻擊。
蓬佩奧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自己的核心任務是“助力火力點成為西方裝備(即無人機)的重要供應商”——這一角色既能讓他深度參與到美烏軍事合作的核心環節,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力,也必然能為他帶來新的巨額收益。畢竟,“火力點”的運作模式堪稱“戰爭中的暗戰”,利潤會通過離岸司法管轄區注冊的殼公司秘密轉移,這種“灰色操作空間”,對早已習慣在利益旋渦中游走的蓬佩奧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誘惑。
如果將蓬佩奧的入局簡單歸結為缺錢,或許低估了背后的復雜性。從“火力點”的背景來看,這家公司與美國政府、烏克蘭當局的關聯遠比表面看起來更緊密。它的首席執行官葉戈爾·斯卡利加最初將無人機技術應用于影視航拍,而該公司曾為2016年一部浪漫喜劇電影選址,該片主演正是現任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023年1月獲得烏國防部認證后,“火力點”的無人機月產量從20架飆升至日產100架,工程師團隊擴充至650人,2024年3月還成為唯一一家通過烏克蘭武裝部隊電子戰設備公開測試的企業,而此次測試由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全程參與——種種跡象表明,“火力點”本質上是美烏雙方在軍事領域深度綁定的“利益紐帶”。
更值得關注的是,蓬佩奧的身份自帶“中情局基因”。他2017-2018年擔任中情局局長期間,恰逢美國情報機構深度介入烏克蘭事務的階段,2014年中情局支持的“廣場革命”引發俄烏沖突后,美方隨即在烏克蘭境內開設了12處秘密基地。
有報道揭露,早在蓬佩奧執掌中情局時期,美方就已向烏克蘭無人機產業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并派遣專人提供技術支持,甚至直接協調推進針對俄羅斯的無人機暗殺計劃。如今蓬佩奧入職“火力點”,很難說這不是美方精心策劃的一步棋——通過讓熟悉情報運作、美烏關系的前高官進入企業核心決策層,既能更好地掌控“火力點”的生產與武器部署方向,確保美國在烏軍事利益的實現,也能借助蓬佩奧的人脈與影響力,為“火力點”爭取更多西方訂單,進一步擴大美國在烏克蘭無人機領域的主導權,甚至可能通過他協調中情局與烏克蘭情報部門的合作,延續此前的秘密行動。
蓬氏入職“火力點”兩天前,烏克蘭反腐敗局剛剛啟動了針對本國能源行業的大規模反腐行動,且當時烏反腐局已在就“火力點”展開調查,核查其與國防部簽訂的FP-1型無人機供貨合同中是否存在虛報零部件價格或無人機數量的行為,調查還涉及“火力點”與烏克蘭寡頭的關聯——包括澤連斯基前合作伙伴、寡頭科洛莫伊斯基的核心商業伙伴季穆爾·明迪奇。
在這樣的敏感時刻,蓬佩奧與另外三名未公開身份人士一同加入“火力點”顧問委員會,對外宣稱是“保障企業合規運營”,但內部人士透露實則是“幫公司規避外界密切關注”。這不禁讓人懷疑,他的到來是否是為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為“火力點”掩蓋可能存在的貪腐問題,或是為美烏之間的利益輸送“保駕護航”?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蓬佩奧的此次任職,更是美國政界與軍工企業“旋轉門”現象的又一典型案例。2023年4月,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前20大軍工承包商的管理層或游說團隊中,近700人曾擔任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及其他公職。蓬佩奧從美國最高情報官員、外交官員,搖身一變成為外國軍工企業的顧問,正是這種“旋轉門”效應的極致體現——他在任時極力主張加大對烏軍事援助,推動美國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離職后便進入受益于這些政策的企業,將政治權力直接轉化為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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