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7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徐洪慈在上海因呼吸衰竭去世,享年75歲。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洪慈去世前三天,即4月14日,他所在的單位給他頒發了老干部離休證明,這也意味著,徐洪慈從過去的退休改為離休。
也許很多人奇怪,“離休”、“退休”只有一字之差,有什么區別呢?
答案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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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徐洪慈
世界上僅有中國有離休的制度,通俗的說法就是,在建國前參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脫產享受供給制待遇的和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達到離職休養年齡的,實行離職休養的制度。
1933年,徐洪慈出生于上海一個買辦家庭,得益于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接觸到了革命思想,他1948年15歲的時候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工作。
1951年,已經是華東局工委統戰部青年干部的徐洪慈來到北京,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毛主席、劉少奇的接見。
1954年,徐洪慈選擇離職,并以調干生的身份考入了上海醫學院,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徐洪慈后續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保底也應該是一個醫生。
可隨后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打亂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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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27日,中央發出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后,全國高校掀起了學生參加整風運動的風潮,由于當時上海醫學院無人響應,引起了學校領導人的不滿。
同年6月,校黨委副書記汪珊召開學生大會,嚴厲批評了在校的學生干部“麻木不仁、缺乏朝氣”。
當時在臺下的徐洪慈有很深的觸動,回到宿舍后,他就聯合了十四名同學草擬了一份大字報,內容基本上都是對黨、對學校提出的意見,總計有51條。
“這五十一條意見,有的是對黨的意見,有的是對學校和專業設置的意見。例如,希望大學多派一些其他國家的專家,不要僅僅派蘇聯專家,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的學術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學俄語,可不可以選擇學日語、英語、德語;文中也談及,黨內民主不夠,黨代會總是報喜不報憂。”
同年6月6日,徐洪慈將這張大字報貼了出去,隨后在全校引起了一股貼大字報的風潮。
可讓徐洪慈萬萬沒想到的是,情況就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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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年輕時的徐洪慈
在后來黨支部討論中徐洪慈便受到了批評,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他并不妥協,而是據理力爭的申辯,還又貼了一張“忠告”的大字報,團結了一些同情他的同學。
以上種種行為,給徐洪慈惹來了極大的麻煩。
當時,中央在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后,一開始確實獲得了社會各界的響應,各方面人士都對不同的具體的事提出了意見。
不過在當年5月以后,情況急轉直下,極少數極端分子趁機向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起了猛烈進攻,甚至不乏有一些過激的言論,給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
那時社會上的政治氛圍處于極度緊張和不安穩的狀態下,稍有不慎的言行,就容易引發禍患。
根據資料記載,1957年發起的整風運動至1958年夏結束,一年時間里,全國就有55萬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
徐洪慈也很不幸的成為其中一員。
1957年7月16日,上海醫學院召開三千人師生大會,聲討徐洪慈,同年8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相關的報道。
不過,令徐洪慈更沒有想到的是女友的背叛。
徐洪慈受到批判后,內心的苦悶無處傾訴,后來他私下里跟女友說過這樣一句話:
“到底是我正確還是毛澤東正確,三百年以后見分曉。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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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作為醫學院的學生,徐洪慈被劃為“右派分子”,最多也只是受到只戴帽子、開除團籍、黨籍、學籍等各級處罰,可女友的揭發,則直接把徐洪慈送進了監獄
根據資料記載,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人,也有不同的級別,如右傾、右、中右、極右,而徐洪慈一句話,就把自己鎖死在了“極右”的范圍里。
當臺下的女友“揭發”時,徐洪慈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他與女友之間的談話只是一種彼此交心,然而女友卻辜負了他的信任。
令徐洪慈還比較欣慰的事,女友并沒有用添油加醋,她的“揭發”基本上就是實際情況:
“她為人的本質不壞,只是身不由己,再加一點天真。”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安排到了安徽廣德的白茅嶺農場參加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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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茅嶺農場參加勞改僅半年,徐洪慈就后悔了。
根據資料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白茅嶺農場正處于建設初期,環境十分艱苦,當地人素有“天晴一塊銅,下雨一塊膿”的說法。
徐洪慈向學校提出求助無果的情況下,決心自己逃離農場,
1958年12月14日凌晨,徐洪慈與一個叫陳香齋的獄友一起逃離了白茅嶺農場。陳香齋這個人曾在華師大學習俄語,因為發表不當言論被劃為“極右”,他和徐洪慈在逃獄方面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第二天傍晚,徐洪慈抵達上海火車站,并在雜貨店用電話聯系了家里的母親,母親擔心兒子還特意把家里拿來的500元錢。
就這樣,母子倆在火車站碰了面。
事實上,如果徐洪慈拿了錢就走,就不會有后來發生的事兒。
當天,徐洪慈和母親見面后,母親把500元錢給他,也許是擔心兒子走得太遠舍不得,于是兩人又約定第二天在大光明電影院見面。
不敢住旅館的徐洪慈當晚歇在火車站,被趕來的派出所民警當成了“可疑分子”帶走,他拼了命從窗戶逃出后,前往大光明電影院同母親見面,又給便衣警察抓住。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遣送回了白茅嶺農場。
徐洪慈的第一次出逃,還遠遠談不上“越獄”,因為當時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才施行才一年,對政治犯勞改的管束遠不如后來嚴格,他勞改的白茅嶺農場雖然是在安徽廣德,卻屬于上海管轄。
這等于說徐洪慈參加勞改的地方距離自己家就不遠。
有意思的是,徐洪慈也許是在逃走一次后有了想法,于是開始籌劃第二次“越獄”。
這一次,徐洪慈沒敢往自己家逃,而是向西南逃,徐洪慈準備先去云南,然后從昆明到瀘水,并計劃越過瀘水到緬甸。
徐洪慈此番有了充足的計劃,也有了很強烈的目標:
“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
不過,徐洪慈還是漏算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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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慈自以為到了瀘水以后,沒人認識他,還大搖大擺的去食堂吃飯,并去理發店理發,這么一來,就讓人察覺出了不對勁兒:
“徐洪慈的頭發又亂又長,穿的衣服又臟又破,眼神也有點異樣,在這么一個敏感的地方,這么一個敏感的時期,帶著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別引人注目。于是,他在瀘水落網,關押在瀘水看守所。”
盡管徐洪慈二次被捕,但他并沒有認輸,于是他開始籌劃第三次越獄。
瀘水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偏的地方,監獄的環境也不如上海那么好,徐洪慈偶然發現監獄的土墻并不堅固,就弄來一把不銹鋼勺子試著挖了一下,挖不動的時候就尿尿上去,他把挖下來的碎土屑全都堆在床底下。
這簡直就是翻版的《肖申克的救贖》。
不過,徐洪慈并不如肖申克幸運,因為他在挖通這面土墻后,立馬就被看守所方面的人逮住了,他才意識到,原來看守所早就發現了他的情況,一直沒動手就等這一刻。
1959年,法院正式宣判,徐洪慈因越獄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應該指出的是,如果參照當時國內一些敏感的城市,類似徐洪慈這樣的罪行,很可能會被重判,但因為地處云南邊陲,所以他被從輕處理了。
徐洪慈后來也息了越獄的想法,老老實實等服刑完畢后獲釋。
在這六年間,徐洪慈被輾轉過許多地方關押,因為他學過醫療加上懂外語,還被農場看中過,徐洪慈也自覺認為,自己受到了很多的照顧,所以他便安安心心的留在云南接受勞動改造。
1965年,徐洪慈刑期已滿,他向監獄方面提出釋放的請求,并想回老家上海,然而得到的答復卻讓徐洪慈想不通。
監獄方面竟不準釋放徐洪慈,還直截了當的對他說:
“就你這惡劣的態度,不準回家,繼續留場。”
徐洪慈從一個勞改人員變成了留場人員,相比以前來說,他有了一點自由,他有了一個獨立的睡覺的地方,每個月還能領取一點少量的工資,用于星期天上街購買一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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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成了留場人員的徐洪慈并不是很滿意,因為他被分配到管教木世勤手下。木世勤看不慣徐洪慈,所以處處刁難他,而徐洪慈也不服軟,雙方就這樣杠上了。
一天晚上,木世勤開著喇叭,給“犯人”進行思想轟炸,徐洪慈忍無可忍,上去理論,木世勤認為,這是徐洪慈公然叫板。
隨著到了1966年,徐洪慈處境更加艱難,他被列為運動對象,甚至被重新關入監獄,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
在這樣一個無情的環境里,徐洪慈萌生了一個悲觀的想法:
“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無效的,是沒用的。”
3
1969年,徐洪慈被轉到了專門關押重刑犯的麗江507農場。
徐洪慈因為有文化,懂醫術,贏得了農場很多在押犯人的好評,然而這在獄方來看,卻并不是什么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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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長李光榮對徐洪慈這種有過三次越獄經歷的人很是提防,像這樣的人在犯人中有很高的聲望,并不是什么好是。
一次,一名犯人冒著危險告訴徐洪慈:
“關于你的報告在起草中,說你在組織大家越獄,組織暴動。這可是李光榮對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動的報告如果送上去的話,就是槍斃,看來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慈意識到,他和李光榮之間的沖突已經不可能在調解,開始下定決心逃跑。
盡管徐洪慈關押的地方已經從看守所轉為關重刑犯的地方,但想要逃出去并不是很難,最難的地方在于,徐洪慈必須要有一個身份,用來應對一路上的盤查。
“我要證件,得保證在路上經得起任何盤查。必須要單位來說到哪里去,我因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蓋個公章。這東西怎么弄呢?”
徐洪慈年輕的時候,寫了一手漂亮的仿宋體,正是這筆字給了他方便。
徐洪慈用木頭私刻了公家信紙的抬頭“云南省革命委員會”幾個字,用肥皂刻了公章,因為信紙抬頭以及公章蓋印要用紅色字跡,他趁著監獄方面沒注意,悄悄摳了一塊下來,還細心的抹平了小洞的痕跡。就這樣憑借偽造手段,徐洪慈搞了三張介紹信。
為了出逃方便,徐洪慈還細心的準備了糧票、干糧。
1969年8月7日,為了給一個小化肥廠開工生產,監獄方面決定拉閘限電,徐洪慈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他趁著晚上9點點名后,把鋪蓋偽裝成像是一個人躺在那兒,自己悄悄溜出了監房,利用自己藏在工具間的道具逃了出去。
這里要說明一下,這個李光榮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壞,他只能說是被那個時代裹挾。
從某種程度上講,李光榮對徐洪慈的判斷并沒有錯,徐洪慈確實不是那種能安分待在監獄里的人。
李光榮后來還和徐洪慈又見了面,問出了他最關心的那個問題:
“你究竟是如何逃出去的?”
時移世易,雙方已經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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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徐洪慈、奧永合影
回到徐洪慈身上,他此次從云南重刑犯監獄逃出后一路上都很順利,畢竟事先就準備了許多,后來他一路逃到了四川,并在四川買了火車票回上海,還同家里的母親見了一面。
徐洪慈沒有停留,而是離開上海轉道內蒙古。
這其中的艱辛不足為外人倒也。
徐洪慈之所以要去內蒙,最主要的一個想法就是,他要通過內蒙去蘇聯,他還是想要貫徹自己早年的那個想法,就是去國外參加革命。
徐洪慈在上海醫學院學習期間,就學習過俄語,學校里就有好幾個俄語老師,與他關系好的就有五六個,按照他的想法,他到蘇聯去可能會很快適應,遇到人盤問也完全可以說是投奔老師去。
不過,徐洪慈把這事兒還是想得太簡單了。
徐洪慈到了內蒙后,發現自己身上沒有足夠的錢,思來想去只好先到蒙古國,然后等待時機進入蘇聯,然而他到了蒙古國不久就被當地控制了。
按照流程,像徐洪慈這樣偷渡越境的人,應該被立即遣返,可蒙古國在當時并沒有那么做,因為徐洪慈是“政治原因”才偷渡,于是蒙古方面就希望徐洪慈能提供一些中國國內的情況。
不過,徐洪慈干脆利索的拒絕了,盡管他是逃出來的,但自始至終都認為,還是應該內外有別:
“好比我們兩家是鄰居,我們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這家鄰居。你卻說,我是可以幫助你的,不過,必須把你父母的隱私告訴我。你說這樣的鄰居有道義嗎?”
不久之后,蒙古方面判決,徐洪慈因“非法越境”判處到大森林服刑一年。服刑完畢后,徐洪慈便滯留在蒙古國,后來同一個蒙古女孩奧永結婚,兩人婚后育有三個孩子。
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徐洪慈才獲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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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海第一醫學院《關于徐洪慈右派問題的改正結論》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上海醫學院為徐洪慈平反,但云南方面始終不同意,因為對他們來說,徐洪慈是“越獄”。
徐洪慈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如果不是他當年“越獄”,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平反的決定也只能是在他的墓碑前宣讀。
1984年,徐洪慈平反后回國。
徐洪慈是幸運的,因為他在外飄泊20多年,年邁的老母親始終在家等著他,這也給了徐洪慈盡孝的機會。許多老朋友聽說徐洪慈回來后,還特意上門探望。
當年徐洪慈在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同學朱世能已成為醫學界舉足輕重的專家,在見到徐洪慈后,他發出了這樣由衷的感嘆:
“當時你的成績比我都好,沒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們都還算是順利的。我們經常埋怨命運對我們不公,但命運對你是最不公的。”
徐洪慈還見到了當初舉報他的前女友,盡管兩人再次重逢顯得是那么尷尬,但畢竟已經時過境遷,最終徐洪慈平靜的放下了這一切。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安排到了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擔任高級講師。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單位做出決定,給徐洪慈下發了老干部離休證書,三個月后,組織上又批準了徐洪慈享受局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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