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第三次中東戰爭的爆發是人為制造的？

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矛盾雖然早已存在，但仇恨尚未達到后來那般尖銳的程度。倘若當時以色列、埃及與約旦三國能夠各自退讓一步，在20世紀60年代共同推動巴勒斯坦建國，那么不僅后續的三次中東戰爭可以避免，巴以矛盾也不至于演變成延續至今的長期沖突。

然而，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后，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分歧被包括蘇聯在內的外部勢力人為放大，雙方逐漸走向不死不休的局面。這種被刻意激化的仇恨，最終引發了第三次中東戰爭，并成為此后半個世紀巴以流血沖突的直接根源。

對以色列而言，蘇伊士運河危機是其政治上的第一次挫敗。盡管以色列在戰場上所向披靡，但國防軍的強大不僅激起了阿拉伯國家的普遍敵意，更在美蘇兩國的壓力下被迫從占領區撤軍，導致以色列未能從這場危機中獲得任何實質利益。危機結束后，為避免遭到阿拉伯國家的全面報復，以色列在外交上拋棄了不可靠的英法兩國，全面倒向美國；在軍事上則利用有限資源，對國防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與許多人印象中“猶太人富裕”的認知不同，五六十年代的以色列，國防預算相較阿拉伯國家并無明顯優勢。因此，以色列的軍事優勢并非依靠裝備堆砌，而是源于對軍事指揮體系的改革與創新，這正是冷戰時期以色列國防軍能夠全面壓制阿拉伯國家的根本原因。

蘇伊士運河危機后，以色列一方面建立了快速動員機制，確保包括預備役部隊在內的80%潛在兵力能在戰爭爆發后48小時內完成部署；另一方面，對大量作戰單位和特種部隊進行精細化調整，提升突襲滲透與情報作戰能力。為保障信息優勢，以色列將大量經費投入以摩薩德為首的情報機構，這些機構雖無法直接改變戰場局勢，但在和平時期的活躍，能為以色列在戰前創造巨大優勢。例如，1966年敘利亞獲得先進的米格-21戰機時，摩薩德特工第一時間便獲取了該戰機的各項參數。此類事件不僅成為以色列協助美國對抗蘇聯的重要籌碼，更是其在后續戰爭中快速取勝的根本保障。

制度革新讓以色列國防軍實現了“花小錢辦大事”。在20世紀60年代，僅憑平庸裝備，以色列便迅速成長為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軍隊之一。對于在夾縫中立國的猶太人而言，以色列并無主動發動對外戰爭的借口，而軍事改革，正是他們日后贏得戰爭的核心底氣。

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最重要誘因，是納賽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獲勝后產生的不切實際幻想，以及埃及內部尖銳的軍政矛盾。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結局雖符合埃及利益，卻暗藏隱患，埃及輝煌的外交勝利掩蓋了戰場上的潰敗，使得危機結束后，納賽爾憑借外交手腕在阿拉伯世界贏得了極高聲望，同時也掩蓋了其副手、埃及武裝部隊總司令兼國防部長阿卜杜勒·阿米爾的指揮失誤。

納賽爾雖被阿拉伯人視為不世出的偉人，但作為政變上尉出身的軍官，他本身是埃及舊軍隊成員，支持者也多為舊軍隊軍官。因此，蘇伊士運河危機后，他未追究阿米爾的責任，阿米爾也未向下追責中低級軍官，最終導致埃及軍隊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便在蘇聯幫助下完成了裝備更新換代，實質戰斗力卻未得到任何提升。

納賽爾與阿米爾都清楚這一問題，但直至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前，埃及軍隊制度落后的狀況仍未改善，核心原因在于兩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對納賽爾而言，1956年后的目標是從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領袖轉變為實際統治者：1958年撮合埃及與敘利亞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聯盟失敗后又主動介入也門局勢，以維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他在演講中反復強調阿以矛盾，實則是通過渲染以色列的威脅，迫使其他阿拉伯國家因恐懼而靠攏埃及。

而阿米爾并不在意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其核心目標是完全控制埃及軍隊，以此為資本挑戰納賽爾的地位。在納賽爾奔走于阿拉伯各國之際，阿米爾大肆提拔忠于自己的軍官，使埃及軍隊逐漸向“私人武裝”轉變；同時在公開場合反對納賽爾偏向防御的外交政策，宣稱“出動軍隊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案”。

或許有人會疑惑，阿米爾明知埃及軍隊戰斗力薄弱，為何仍極力鼓吹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的錯誤經驗讓他認為，戰敗并非無法接受，主動出擊后的戰敗可通過外交彌補，且只要軍隊行動，他便能在國內擴大影響力。這種想法本質上是極端冒險主義，而阿米爾最終也玩火自焚：第三次中東戰爭慘敗僅三個月后，他便在審判來臨前選擇自殺。

但回溯戰爭爆發前，阿米爾并未意識到“玩火必自焚”，日復一日向納賽爾灌輸“戰爭解決問題”的理念。彼時因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解體而略顯灰心的納賽爾，對戰爭的態度也逐漸松動，開始以更強硬的姿態應對以色列。兩人之間的分歧，逐漸演變為戰爭的導火索，而點燃這根導火索的，正是長期冷眼旁觀埃以局勢的蘇聯。

蘇伊士運河危機結束后，為避免埃以再次爆發戰爭，聯合國除勒令以色列退出埃及西奈半島外，還將西奈半島劃為非軍事區，并部署大批維和部隊。聯合國本意是調解矛盾，但在埃及人眼中，自家領土被劃為非軍事區，是對埃及主權的侵犯。

隨著納賽爾與阿米爾的分歧日益加劇，暗中觀察埃以局勢的蘇聯，決定借聯合國駐軍問題挑起矛盾。蘇聯的核心動機是通過渲染以色列的威脅，逼迫埃及進一步依賴自己，而其選擇的手段竟是造謠。1967年4月，以色列為擴大定居點，在敘利亞方向挑起一系列小規模沖突；5月13日，蘇聯通知納賽爾，稱以色列國防軍正大規模向敘利亞邊境集結。

盡管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已解體，敘利亞仍是埃及的盟友。納賽爾得知消息后，第一時間派人前往敘利亞求證；但當他將消息通報給阿米爾后，后者當即下令向西奈半島增兵兩個師。兩天后，納賽爾的親信從敘利亞傳回消息，證實蘇聯情報子虛烏有，但阿米爾已在前一天完成軍事部署。

出于無奈，納賽爾要求阿米爾即便不撤軍，也需通報西奈半島的聯合國駐軍，并與其和平共處。但阿米爾再次違抗命令，在通報聯合國駐軍的英文文件中動手腳，要求維和部隊完全撤離西奈半島，他一意孤行的目的是想在以色列退讓后，將“逼退以色列”的聲望全部攬到自己頭上。

此時以色列仍未決定以戰爭應對埃及的威脅，為進一步刺激以色列，阿米爾做出了引爆戰爭的關鍵決定：封閉以色列唯一的紅海出海口，蒂朗海峽。對蒂朗海峽的封鎖，是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而解除海峽封鎖，也是以色列最初唯一的戰爭目的。

對以色列而言，其90%的能源進口都需經蒂朗海峽進入亞喀巴灣，再從南部港口埃拉特運往國內各地。封閉蒂朗海峽，等同于直接掐住以色列的“經濟命脈”。早在1957年，時任以色列外交部長梅厄夫人便公開表示：“任何封鎖蒂朗海峽的行為，都等同于對以色列宣戰。”

即便以色列放出狠話，埃及仍懷疑其戰爭決心：阿米爾鐵了心要通過封鎖海峽升級局勢，納賽爾也想復制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外交成功。但這次埃及人打錯了算盤，被逼至絕境的以色列，在兩周內便做出開戰決定并完成軍事計劃。唯一超出以色列預期的，是他們竟能如此徹底地贏得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