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純：從1895到1945，國人“復臺”理念如何演變？

這段由國恥走向光復的歷史，揭示“復臺”始終是近代中華民族爭取完全獨立、走向復興的重要命題。

自1895年《馬關條約》割臺始起，兩岸同胞便秉持“復臺”理念，持續推動民族意識的覺醒、深化與實踐，最終匯聚成追求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和復興的時代洪流。1945年的臺灣光復并非歷史偶然，而是這場跨越海峽、綿延半個世紀的集體思想探索與抗爭實踐的必然頂點。

50年間，國人“復臺”理念是如何從樸素的“失地”情懷，發展為系統的革命主張，最終轉化為堅實的歷史事實？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忠純就此接受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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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甲午戰前，國人對于臺灣有怎樣的認知？劉銘傳等清末官員曾為臺灣建設帶來哪些成果？

陳忠純：臺灣孤懸東海，曾被視為遠離政治經濟中心的邊地。但在1874年日軍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侵臺后，清廷意識到臺灣在東南海防中的門戶地位，自此在沈葆楨等人的建言下全面調整治臺政策。

1885年中法戰爭后，清廷正式在臺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以“強臺固防”為核心，全力推動臺灣早期現代化建設：增建炮臺，購置洋炮；修建鐵路、開通電報；創辦工礦企業、推進“開山撫番”……臺灣成為清朝版圖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2023年10月13日，基隆市明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潘彥臻（左一）在劉銘傳紀念館參觀。中新社記者 張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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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中國近代史中，相對于當時版圖內其他地區，臺灣為何更頻繁地出現在國人救國與復興的論述中？

陳忠純：梁啟超曾說，“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蔣廷黻在論及晚清以來日本侵華活動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時，也指出中國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啟自臺灣割讓。

甲午戰敗后，聽聞《馬關條約》割臺消息，臺灣紳民率先掀起反割臺運動，或請臺撫代奏清廷，或由臺灣舉人聯名上書，與在京官員、各省舉人形成拒和諫諍浪潮。《申報》記到，“乃臺人共懷憤激，不甘讓于倭人。”光緒帝得知輿論反應，也嘆言，“臺（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拒約失敗后，臺灣官民自發開啟武裝斗爭，以“臺存與存，臺亡與亡”的決心寸土必爭。戰事雖限于臺灣一島，但舉國上下都牽掛局勢進展。

臺灣之所以在近代救國與復興論述中頻繁出現、備受重視，就現實而言，源于臺灣同胞遭受殖民苦難，深刻刺激國人救亡意識。就歷史而言，臺灣曾因鄭成功驅逐荷蘭的歷史成為抵御外敵入侵的典范，卻在甲午戰爭后成為國土淪喪的標志。

因此，在晚清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外來威脅中，“失臺”帶來的危機意識最為強烈，成為后續社會變革的重要推手。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在吸收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基礎上，創造性提出“中華民族”一詞，以強化和整合國人的國族意識。其間，改良與革命思潮往復激蕩，臺灣成為各方勢力激發民族精神的重要符號。

辛亥革命后，臺灣割讓被視為近代國恥、反復提及。可見臺灣問題已成為關乎民族尊嚴、激發救亡意識、反思現實政權的核心議題。

3

記者：從晚清到一戰，再到全面抗戰與臺灣光復，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思潮與政治語境，如何影響“復臺”理念的發展演變？

陳忠純：國人“復臺”理念的演變與近代中國革命思潮緊密相連。

晚清至一戰前，“復臺”多是一種情感象征。國人用“故土”“遺民”等樸素的民族情感看待臺灣，卻因晚清政權腐朽、救亡路徑模糊，未能提出收復臺灣的切實方案。

一戰后，列寧“民族自決”思潮傳入中國，成為“復臺”的首個思想轉折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明確將臺灣人民納入“被壓迫民族”范疇，要求調查其生活狀況以制定針對性革命策略。

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推動“復臺”從理論走向行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孫中山在共產黨的協助下改造“民族主義”，首次將“反帝”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革命目標。兩岸革命者由此實現匯流，明確提出了“取消馬關條約，收回臺灣”的口號，正式將臺灣解放納入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第二次國共合作則為“復臺”創造了最終契機。在中共統一戰線思想影響下，臺灣革命者提出，“作為中華民族之一群而要求返歸中國”。

抗戰期間，美國一度鼓吹“臺灣國際共管論”，引發強烈反對。孫科代表國民政府嚴正聲明臺灣“本為中國領土”。《新華日報》《大公報》等媒體從國際法與公理角度系統駁斥美方，指出臺灣回歸是清算侵略、恢復主權的正義之舉。國共兩黨達成一致，堅決斗爭，最終美方讓步。

1943年，《開羅宣言》正式確認臺灣歸還中國，“復臺”終從理念變為法理事實。

2015年10月16日，臺灣新北市檔案管理局展覽廳舉辦“1025臺灣光復檔案展”。《開羅宣言》英文版檔案入藏多年后首次曝光。（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劉舒凌 攝

4

記者：兩岸革命者是如何彼此呼應、形成共同的民族解放敘事？

陳忠純：臺灣的命運始終與大陸革命的命運相統一。兩岸革命者在共同的民族解放敘事下，形成了緊密的呼應與匯流。從孫中山派人赴臺建立興中會分會，到蔣渭水、杜聰明等臺灣志士投身同盟會，再到“苗栗事件”等抗日武裝的爆發，革命火種跨海相傳，彼此激蕩。

一戰后，大陸知識分子如李大釗等明確主張，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留日的臺灣青年組成“臺灣新民會”，創辦機關刊物《臺灣青年》，呼吁與祖國同志并肩奮斗。而在大陸，僅在1922年至1926年間，就有10個臺灣民族抗日團體成立。革命青年深知：臺灣是中國的臺灣，臺灣人就是中國人。唯有祖國革命成功，臺灣的解放才有可能。

第一次國共合作，也是兩岸革命互動的第一次高峰。李友邦等臺灣志士奔赴廣州，投身國民革命洪流。全面抗戰爆發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影響下，李友邦、謝南光等整合大陸的臺灣革命團體，提出“臺灣民族解放運動既然是中華民族抗戰建國運動的一個環節，我們就該加緊擴大一切革命力量，參加祖國的抗戰。”

1941年，陳誠在《臺灣先鋒》中肯定臺灣同胞在抗日中的卓越貢獻，指出臺灣同胞“不但有革命的組織，還有幾十次為革命而流血的行動......祖國抗戰能持久至四個年頭，并能把握最后勝利，臺灣同胞的貢獻也是一個偉大的力量。”

5

記者：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重新梳理1895年至1945年臺灣自割讓至光復的歷史，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哪些現實意義？

陳忠純：這段由國恥走向光復的歷史，揭示“復臺”始終是近代中華民族爭取完全獨立、走向復興的重要命題。它使兩岸同胞深刻認識到，臺灣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臺灣解放是中華民族獨立的必要條件，“復臺”的實現與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直接相關。

2025年11月3日，“追憶烽火歲月 厚植家國情懷”——紀念臺灣光復80周年活動在浙江金華舉行。圖為臺灣義勇隊舊址。中新社記者 劉子琳 攝

這段歷史亦證明，臺灣自始至終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國完全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與民心所向。這為抵制分裂言論和外部干涉提供了堅實的史實與法理基礎。

這段歷史同樣昭示，團結則強，分裂則弱，提醒我們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堅持民族大義、促進團結統一，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受訪者簡介：

陳忠純。受訪者供圖

陳忠純，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教授。兼《臺灣研究集刊》副主編，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研究員、兩岸關系協創中心成員等。多次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日本愛知大學等海外相關機構訪學。主要研究方向為臺灣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曾在《近代史研究》《臺灣史研究》（臺北）《中共黨史研究》《開放時代》《臺灣研究集刊》《臺灣歷史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30多篇論文，出版專著2部。曾主持及參與數個國家及教育部科研項目。

來源 | 中國新聞社

作者 | 李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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