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擊國家級教練因走私武器罪獲刑10年，稱動機系助射擊運動發展

2025年11月28日，一則司法判決在射擊運動界引發廣泛關注：國家級射擊教練田紅及其子付義涵，因犯走私武器罪分別被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年，并處罰金20萬元、10萬元。

令人唏噓的是，田紅一方當庭表示，其行為動機并非牟利，而是為解決射擊運動訓練配件供應不足的困境，助力項目發展。目前，田紅、付義涵已正式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無罪或發回重審。

冠軍教練家庭的行業背景：三代深耕射擊領域，榮譽加身

此次涉案的田紅家庭，堪稱射擊運動界的“專業世家”。1966年出生的田紅，案發前擔任廣東省黃村體育訓練中心氣步槍運動隊教練，同時是廣州匹林體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匹林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田紅就已是射擊賽場的佼佼者——1987年全國六運會射擊預賽中，她以標準步槍60發臥射598環的成績平世界紀錄，這份榮耀被“營口發布”公開發布記載。

田紅的丈夫付鈞同樣是國家級教練，曾培養出易思玲、李佩璟等奧運冠軍，其子付義涵也曾斬獲亞洲氣槍錦標賽冠軍，付家三代均深耕射擊運動領域，在行業內積累了深厚的資源與口碑。

而付義涵作為匹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與母親共同主導了公司的運營，這也成為兩人共同涉案的關鍵關聯。

案件核心：無資質走私槍支配件，兩種方式規避監管

一審判決書顯示，檢察院指控匹林公司、田紅、付義涵及涉案人員文某犯走私武器罪，核心事實圍繞2015年至2023年間的槍支配件走私行為展開。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運動槍支及配件的進口、銷售需具備專項資質，且需經過嚴格的審批流程，而匹林公司并無相關資質，田紅、付義涵卻通過兩種方式規避監管，從德國、瑞士等地采購運動槍支配件入境。

具體來看，兩種走私方式分別為：一是將貨物運至香港后，由公司人員藏匿攜帶入境，未向海關申報；二是委托文某通過廣州楚運國際公司、楚運報關公司，以“空氣壓縮用氣瓶”等偽報品名的方式正規申報入境。

田紅到案后供述，之所以要求報關時避開“槍”字，是擔心直接申報氣槍氣瓶會被禁止進口。經統計及鑒定，涉案走私槍支散件共計2446件，其中以火藥為發射動力的273件，其余為氣體動力配件，折合后相當于壓縮氣體動力槍支散件72套、火藥動力槍支散件9套。

這些走私入境的配件，最終通過匹林公司銷售給國內多家射擊運動隊、體育運動學校及中標體育器材企業。多名證人證言顯示，采購方多以公對公方式付款，匹林公司也會開具相關發票，部分急需配件的教練還會先收貨，后續通過招投標流程補全手續。

爭議焦點：行業困境下的動機之爭，罪與非罪的邊界博弈

此案的核心爭議，在于田紅一方的“助運動發展”動機與法律層面“走私武器罪”認定的沖突。田紅及其辯護律師提出的上訴理由明確：上訴人無走私武器的主觀故意，行為動機是解決體育訓練用品供應不足問題，且無牟利目的。這一說法也得到了行業現狀的部分印證。

根據涉案證人及田紅丈夫付鈞的表述，我國射擊運動槍支配件的正規采購審批流程極為嚴格且周期漫長。按照規定，國內射擊競技單位只能通過華興榮耀（北京）體育用品有限公司采購相關器材，需經過省體育局統計需求、華興公司上報、國家體育總局經濟司轉報、公安部審批等多個環節，全程耗時久。

而訓練中配件損耗具有不確定性，槍型更新快，若提前報批的配件未獲批，涉事槍支可能閑置一年以上無法使用。此外，華興公司還存在配件種類不全、到貨慢等問題，難以滿足實際訓練需求。

從實際收益來看，付鈞表示，匹林公司銷售服裝等業務已有穩定收入，涉案配件銷售僅獲利四萬多元，且是以成本價加低服務費的方式銷售，核心目的是保障訓練正常開展。

田紅的律師還指出，瞄準鏡、準星等涉案配件系射擊與射箭通用用品，射箭項目中不受管控，將其鑒定為槍支散件不合理；部分配件是幫他人代開發票或協助召回更換，并非走私；同時，涉壓縮氣體動力槍支案件應采用“數量+情節”標準，需考量無主觀故意等特殊情節。

而一審法院則認為，田紅、付義涵明知公司無相關資質，仍通過藏匿、偽報品名等方式走私槍支散件，其行為已構成走私武器罪。不過法院也考量到，涉案配件僅在合法體育競技范圍內流轉，未威脅公共安全，社會危害性較小；且各方均自愿認罪認罰，付義涵、文某系從犯，因此作出了相應的量刑判決。

法律依據與行業反思：嚴格管控與發展需求的平衡難題

此案的審理，離不開我國對槍支及配件的嚴格法律管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明確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未經許可不得私自攜帶槍支入境，槍支主要零部件的管理適用本法相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也指出，走私槍支散件構成犯罪的，以走私武器罪定罪處罰，成套散件按相應數量槍支計，非成套散件每30件為一套計。這也是一審法院認定罪名成立的核心法律依據。

但與此同時，案件也暴露了射擊運動領域器材供應的行業困境：嚴格的審批流程與靈活的訓練需求之間存在矛盾，正規渠道供應不足可能倒逼從業者觸碰法律紅線。有行業資深人士表示，射擊圈教練間互相協助解決配件問題是常見現象，田紅最初也是以贈送、借用的方式幫助同行，后因成本問題才轉為銷售。此次案件也引發了行業內對“如何平衡槍支管控與運動發展需求”的討論。

目前，案件已進入二審程序，田紅一方的上訴理由是否會被采納、罪與非罪的邊界如何界定，仍需等待法院的進一步審理。而此案的最終結果，不僅關乎當事人的命運，也可能為射擊運動領域器材管理機制的完善提供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