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華北平原的風已經帶著涼意。國務院調研組里一位中等身材、說話帶齊魯口音的干部分外忙碌,他就是谷牧。彼時他的頭銜還是國家計委副主任,卻已在心里默默勾勒一張面向世界的經濟藍圖。五年后,他帶隊考察西歐,真正把圖紙鋪到了桌面上。時間推到1978年5月,巴黎夏日的夜色溫柔,代表團成員卻連咖啡都顧不上喝——當晚剛看完一家鋼廠,大家就在旅館走廊里吵吵嚷嚷地開起小會,記錄技術指標。有人感慨:“忙得像打仗。”谷牧點頭,他知道,這趟行程帶回的不是幾臺設備,而是“先行一步”的底氣。
6月返回北京,匯報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人還未坐穩,鄧小平就拋出一句:“時間最寶貴,能快就快。”這句話之后,中央陸續推出利用外資、技術引進、合資試點等新政策。谷牧成了“現場指揮”。短短一年,《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誕生,國內第一批合資項目雖只有幾個餐館、養豬場,卻讓外部資本第一次合法落地。
1979年9月,東京成田機場燈火通明。許多記者堵在出口,鏡頭對準那位胸前別著五星紅旗徽章的中國副總理。簽約現場直播里,谷牧正與日本方面談判ODA貸款。千里之外,他的老母親盯著小小黑白電視機,心里五味雜陳——她忘不了兒子胸口那顆日軍子彈留下的疤。可正是這筆貸款,拉開了中國政府使用長期低息外債的序幕。
1982年初,國務院辦公廳里多了一間“特區工作組”辦公室。牌子不大,麻煩不少。管槍炮的、管糧票的、管審批的,都來發言;有贊成,也有疑慮。谷牧索性把門一關,對年輕同事說:“怕事就別干;要干,就準備挨罵。”大家哈哈一笑,氣氛松了,卻沒人退縮。年底,“特區辦”掛牌,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進入快車道。
風浪越來越大。1983年4月初,谷牧偕廣東省委負責人任仲夷、吳南生等下到珠三角,實地體會“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關口老舊,資金緊張,手續復雜,外商來了就被一摞表格嚇跑。考察告一段落,任仲夷忽然說:“葉帥在中山溫泉休養,要不要去看看?”谷牧一愣——那是老首長,亦是堅定支持者,當然要去。
4月中旬的中山,芭蕉葉在春風里沙沙作響。下午三點,一行人抵達葉劍英住處。院門開處,只見葉帥坐在輪椅上,精神依舊矍鑠。眾人剛落座,他突然揮手:“你們回避,我要和谷牧單獨說幾句。”眾人面面相覷,只好退出客廳。木門合上,屋里安靜得能聽見鐘擺聲。葉帥低聲囑咐:“你要頂住。”谷牧答:“一定頂得住!”寥寥數語,千鈞分量。
這不是第一次的鼓勵。早在西歐考察匯報會上,葉劍英就曾打斷旁人,要求谷牧把“別人好的經驗”說透。他對經濟現代化的渴望絲毫不亞于軍事戰略。如今退居二線,更愿意為改革撐腰。那天談得并不長,卻極為具體:如何給特區松綁、財政如何分成、外匯如何留用,葉帥邊聽邊點頭,末了拍著扶手說:“小平講過,摸石頭需要膽量,你就去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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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干部重新進門時,只見谷牧神情沉靜,卻透著股子倔勁。晚飯席間,葉帥讓廚師加了道家鄉釀豆腐,一邊夾給谷牧一塊,一邊半開玩笑地說:“吃點客家菜,壯壯膽。”眾人哈哈,氣氛輕快了。
之后三年,谷牧先后十二次到深圳。蛇口爛尾碼頭改成集裝箱港,僅用八個月;羅湖關樓三班倒趕工,年通關量從幾十萬人次躥到兩百萬;電子工業部因審批周期太長,外商準備撤資,谷牧當晚電話拍板——先干,手續補。有人說他“偏激”,他笑笑:“特區就是試錯場。”
1988年春,他調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卸任那天,深圳報關大廳懸起橫幅,上面寫著“向老部長致敬”。谷牧沒到現場,卻收到了照片。他在北京寓所仔細看了許久,才將照片貼進筆記本,又寫下一行小字:特區不是終點,是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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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九十年代,他偶爾去高爾夫球場揮兩桿,更多時間泡在書房。一排排奇石、字畫之間,他細讀《周易》《論語》,還給孔子基金會題了匾額。有人笑他“搞收藏”,他擺擺手:“懂傳統,才知創新的份量。”
2009年冬,谷牧病榻上仍惦記南方幾座口岸的統計報表,秘書勸他歇一歇,他搖頭。夜深燈暗,窗外雪聲細碎,那份報表靜靜攤在床頭,邊角被手掌磨得微卷。歲月走過三十年,從西歐考察到客家釀豆腐,再到特區高樓林立,很多場景成為中國現代化史上的分幀畫面,而那場“回避”的對話,仍然像一聲鼓點,回蕩在后來者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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