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織密保障網

本報記者 羅筱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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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國務院關于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情況的報告》。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建議，應從明確勞動關系標準、完善社保制度、規范平臺算法等方面著力，構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服務體系。

“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立法權，盡快修改完善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為靈活就業群體參保提供法治保障。”2025年12月25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國務院關于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期間，杜家毫委員建議完善多渠道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

《報告》顯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已成為我國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渠道。據測算，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超過2億人。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強黨建引領，健全制度機制，優化基本公共服務，妥善處理矛盾糾紛，穩步提高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水平。隨著該群體人數快速增多，勞動權益保障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問題仍一定程度存在。

分組審議中，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建議，應從明確勞動關系標準、完善社保制度、規范平臺算法等方面著力，構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服務體系。

明確界定勞動關系，加快完善社保網絡

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具有勞動者群體構成復雜、就業形式多樣，企業用工主體多元、用工鏈條長等特點，容易造成勞動關系不清晰、用工責任不明確等問題，進而影響該群體相關權益保障。

對此，蔣卓慶委員建議，要按照國家相關部門制定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的指導意見，精準界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避免部分用人單位以各種名義規避與本應符合勞動關系確立情形的勞動者建立法定勞動關系，嚴格落實法定勞動關系“應建盡建”原則。

“建議在勞動關系認定上，建立‘事實優先’的審查標準。”李慧瓊委員表示，對具備從屬性特征的用工關系，即使未簽訂書面合同，也應依法認定勞動關系。

《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底，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分別為7057萬人、6615.9萬人；截至2025年10月底，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累計2325萬人參保。相比于我國已超過2億人的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各項參保率均不高。

目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可通過“靈活就業方式”購買社會保險，相關費用需由個人全額承擔。“費率高、勞動者負擔重，參保積極性就不高。”郭樹清委員表示。

郭樹清建議，一方面探索研究由平臺承擔部分社保繳費責任，另一方面通過測算，適度調低靈活用工人員的社保繳費比例，或者提高個人賬戶占比。

2025年以來，多個平臺企業宣布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杜家毫建議，應借鑒相關做法，盡快修改完善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為靈活就業群體參保提供法治保障。

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以來，試點企業已達11家，試點省份17個。從實踐看，“按單計費、每單必保”的模式抓住了平臺就業“訂單化”特點，試點成效良好。李慧瓊就此建議，加快實現主要平臺企業、主要用工類型全覆蓋，同時可試點按單繳費、按日參保的靈活機制，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接單時自動觸發保障，實現“勞動即參保”。

加強平臺算法“硬約束”，提高算法公平性

算法作為數字智能時代的重要技術工具，已經成為影響新就業形態勞動過程和勞動成果分配的關鍵因素。《報告》顯示，有關部門已開展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推動優化平臺勞動規則，提高算法公平性。但算法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監管等問題依然存在。

“建議國家層面出臺平臺監管法律法規，明確屬地監管部門調取平臺信息、協商算法規則等事務的權利，提升屬地監管質效。”全國人大代表高華瑞呼吁，應要求平臺企業向人社、交通等部門公開涉及勞動調配、績效考核等在內的核心算法規則，并接受第三方評估。

受算法管控影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面臨諸多新問題。蔣卓慶表示，要加強對互聯網“平臺算法”“抽成比例”等方面的硬約束，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保護等底線要求。楊振武委員提出，推廣區塊鏈分布式賬本技術，加強平臺企業應用算法監管，提高算法透明度與公平性。

甄占民委員指出，作為個體，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難以與平臺進行平等談判，大多數情況只能被動接受格式化條款，“這就需要推動就業人員平等協商權利，增強行政指導監督覆蓋面，提升平臺負面清單的督促作用”。

據悉，2025年以來，全國工會系統已推動15家頭部平臺企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代表就平臺算法和勞動規則開展協商，覆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逾2000萬人。根據《報告》，下一步相關部門將繼續完善平臺勞動規則和算法監管制度，探索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和集體協商的路徑方法。

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

審議中，多位委員表示，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是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機組成部分，應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

巴莫曲布嫫委員指出，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立案辦理的涉勞動者權益保障案件積累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樣本。在江蘇，最高檢直接立案辦理的“外賣騎手權益保障公益訴訟專案”中，檢察機關督促批量注銷用于規避用工責任的“個體工商戶”；在遼寧、上海、廣東等地，檢察機關通過檢察公益訴訟督促整治電動自行車非法改裝、超速行駛危害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問題，倒逼外賣平臺改進算法，進而保障外賣騎手合法權益。

此外，隨著新情況出現、從業人數增多，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法律監督有待進一步加強。在湯維建委員看來，檢察公益訴訟可以破解傳統路徑下私益訴訟制度和行政執法效果不佳的困境，支持和規范新就業形態的發展。

2025年5月，全國總工會、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人社部等7部門聯合印發《共同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工作指引》，明確深化檢察監督、勞動保障監察、勞動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與工會勞動法律監督的銜接協作；同年，全國總工會與最高檢制定協作機制，將檢察公益訴訟作為協作機制的重要內容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工會法執法檢查報告時明確提出，探索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公益訴訟制度。”杜小光委員表示，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能夠滿足司法實踐中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迫切需求，維護廣大勞動者合法權益。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