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經歷過貧困，很難真正理解窮人的絕望

窮人心理學

社會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

文 | 熊易寒

來源 | 《比較》（comparative studies）

前些日子，有朋友轉來《斷裂的階梯：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的出版信息，調侃說：“乍一看，還以為這本書是你寫的呢！”朋友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2015年曾經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過一篇論文，論文的正標題也正好是“斷裂的階梯”（The Broken Ladder）。

出于好奇，我便把這本書找來，看看這個與我“心有靈犀”的學者到底講了些什么？一看還真是欲罷不能，一方面是作者的知識背景與我迥異，我對不平等問題的閱讀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對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也偶有涉獵，而作者基思· 佩恩（Keith Payne）是一位心理學家，不平等和貧困不僅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也會深刻地影響我們的心智模式和情感體驗，這些恰恰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相對忽視的維度；另一方面，佩恩跟我一樣，也是出身底層家庭，他的字里行間不僅充滿了對底層的同情式理解，也不經意流露出“窮孩子”特有的那種敏感和敏銳——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貧困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窮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的。

這就是為什么作者將“食堂阿姨經濟學”作為第一章：小學四年級的佩恩因為家貧而選擇免費午餐，這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因為食堂阿姨清楚地知道誰是付費的，誰是免費的；直到有一天換了一個新的食堂阿姨，破天荒地向佩恩收取飯費，而佩恩卻身無分文，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吃免費午餐的，尷尬的佩恩從此在學校里變得沉默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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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的地心引力

有時候，我們感覺貧困像是一個強有力的磁場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貧困的陷阱，我們便很難擺脫貧困？這是個人的特質造成的，還是環境、制度或結構使然？

一種觀點是關注個體的能動性，窮人是懶惰的，沒有責任感或者不夠聰明；或者窮人有著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促進他們擁有諸如努力工作、誠實守信、自力更生等“中產階級價值觀”。依據這種觀點，必須通過獎勵措施驅動底層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們注意：窮人的行為其實由更為急迫的動因驅使。因此他們會試圖用手頭最好、最短期的危機管理方式處理這些日常危機。

美國社會活動家芭芭拉 · 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可以作為佩恩上述觀點的最佳佐證。

1998年，芭芭拉偽裝成一個只讀過三年大學、急需工作糊口的離婚白人婦女，在三個不同類型的城市各工作一個月。她盡量尋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價住所的房租。芭芭拉發現，即使身兼兩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無疑問，芭芭拉的個人能力和工作積極性并沒有因為“臥底”而降低，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社會精英進入底層社會之后，也會變得舉步維艱。

另一種觀點認識到收入不平等和遺傳劣勢等系統性因素的重要性，他們發現：在貧窮成為常態的地方，貧窮很容易代代相傳；但他們經常過于低估個人決策在人們命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陷入一種“宿命論”的悲觀論調。雖然貧困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但任何結構都不可能脫離行動者而獨立存在，否則我們就無法觀察到向上的社會流動。

為什么窮人往往是“活在當下”，缺乏長遠打算？窮人為什么更容易選擇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類的自我毀滅性行為？

佩恩指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投資未來的“慢戰略”；另一種是“快戰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心理學家杰·貝爾斯基（Jay Belsky）發現：在充滿壓力或無秩序的艱苦環境中長大的女孩會更早生育小孩。當預期壽命降低的時候，女性的生育年齡也會相應降低。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快戰略”，在極端不安全的環境中，如果窮人不急于結婚生子，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結婚生子了。

窮人未必不知道“長期投資”的重要性，而是因為“等不起”或“等不到”長期投資的回報。一個窮人可能辛辛苦苦通過打工攢了一筆錢，準備用于學習某項技能；然而，他可能遭遇各種各樣的厄運，譬如父母親得重病，自己失去工作，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他試圖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前功盡棄。中產階級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抗風險能力遠遠高于窮人，可以立足長遠，靜候花開。

經濟學家森德爾 · 穆來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研究資源稀缺狀態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結論是窮人的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導致其認知能力和判斷力全面下降。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他們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掙錢，而忽視了更重要、更有價值的目標，造成心理焦慮和資源管理的“失能”。當一個人特別窮的時候，智力和判斷力都會顯著下降，陷入惡性循環。雖然窮人富人都有可能“利令智昏”，但貧窮會降低“利”的門檻，蠅頭小利就可能讓窮人失去理智。如果僅僅是簡單地把錢分給窮人，窮人的思維模式也會導致其無法有效利用這些金錢，譬如有些貧困戶將救濟金用于揮霍、賭博，而不是用于購買生產資料或者投資于子女教育。

貧困絕不只是帶來“人有我無”的相對剝奪感。貧困還意味著被排斥感，一種無法參與其中的羞恥感，譬如因為沒有一雙球鞋，你可能無法參與足球比賽；因為缺乏必要的財力，你可能無法參與社群的禮物經濟，缺席各種紅白喜事，于是成為社群里的邊緣人。貧困還意味著喪失對生活的支配感，正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更可怕的是，貧困具有很強的代際傳遞性。富人家庭的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更加健康的身體，更為發達的社會關系網絡，從個體的角度看，他們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社群的角度看，他們處在一個更加友好互惠的社會位置。反觀窮人的子女，他們不僅更有可能輟學，父母的離婚率也更高，甚至可能由未婚媽媽撫養長大，他們更有可能遭遇各種疾病的風險，卻缺乏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支持。

對于真正的窮人來說，“短視”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風險低，而長遠投資的回報周期長，不確定性也更高。對于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來說，長期投資的風險是可以容忍的；而對于真正的窮人，他們無法承受這種風險，甚至根本無力進行投資。

身處順境中的人，往往居高臨下地看窮人，認為貧窮是個人的稟賦或德性使然；但實際上我們所謂的“成功人士”取得的成就里，也有一部分“身份紅利”或“平臺溢價”，這部分溢價是我們的收益里超出人力資本（個人能力）回報的那一部分。譬如一位企業家因為進入參政議政機構或富豪排行榜，而獲得更高的授信額度或更多的商業機會，這就是“身份紅利”；一位學者在知識付費平臺授課的回報可能百倍、千倍于課堂授課的收入，這就是“平臺溢價”。窮人不僅無法獲得“身份紅利”和“平臺溢價”，甚至自身的人力資本回報也經常被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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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感”：社會比較的力量

佩恩直言：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出發，貧窮迥異于經濟不平等。貧窮與一個人擁有和缺少的東西相關，而不平等則描述了金錢是如何分配的，表明了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距離。然而，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看，貧窮和不平等卻是交織在一起的。

社會比較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欲望的激發與滿足往往與社會比較有關。一旦超越了溫飽階段，欲望與需要的界線就變得模糊。很多時候，不一定是我需要什么東西，而是因為我身邊的人擁有這樣東西，我就想要占用此物。在很大程度上，貧困是一種相對的狀態。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里，由于貧富差距小，對窮人來說，貧窮不是那么難以忍受的，因為大家都是如此；而在一個不那么平等的社會里，窮人會以富人的生活方式作為參照系，即便實際生活水平相比過去提高了，他們仍然會心懷不滿。

我父親經常懷念20世紀70年代末7毛8分錢一斤的豬肉，然而，7毛8分錢的豬肉他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次；現在豬肉價格雖然貴了很多，他可以天天吃，吃了還嫌油膩。我父親并不是在懷念70年代的豬肉，他懷念的是相對平等的社會，即便在那個社會里他非常貧窮。

讓貧窮與不平等交織在一起的力量，就是社會比較。一個人之所以感覺自己很貧困，是基于社會比較；而社會比較的過程會讓這個人察覺和識別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相當于社會等級的階梯越長；而“貧困感”的強烈程度，取決于我把自己放置在階梯的哪一級。階梯越長，而自認為所處的等級越低，“貧困感”就愈加強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困程度大大降低，但是有“貧困感”的人卻越來越多，原因正在于中國社會的階梯變得越來越長了。從1949年到1994年，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扁平社會。之所以稱之為扁平社會，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層較為粗疏，社會階層的類別少，階層之間差距小。1994年至今，中國社會成為一個“精細分層社會”，階層劃分越來越細致，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清晰。精細分層社會的主要特點是：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階層之間存在居住隔離與消費區隔；跨階層的社會流動變得更為困難。社會分層越是精細，就意味著階梯越長，人們感受到的焦慮和“貧困感”也就更為強烈。

研究者發現，窮人往往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其實，不是貧窮讓他們如此，而是不平等讓他們這樣。單純的貧窮并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心智模式，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可以辦得到：人們需要從“陰謀論”那里得到“確定”的答案。由于生活中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并且在面臨外部風險的時候又具有較強的無力感，窮人比富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確定的、唯一的解釋。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在思想上更固化，固執己見，喜歡接受簡單明了、非黑即白的信息，排斥模糊性和不確定性，試圖用思維定式來應對一切未知狀況和信息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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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不平等比貧困更可怕？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方式，而行為上的差別又會擴大不平等。人們在美國這種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做出錯誤選擇的頻率，比在加拿大這種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要高。這種導致窮人陷入墮落的惡性循環的力量，同樣也是促進富人進入良性循環的力量。如果為了謀求未來更大的回報而犧牲眼前的利益，對于你來說顯然是更好的選擇，那么你很可能處于一個誠信投資能得到回報的環境之中。

相對貧窮和不平等對貧窮循環的推動相比于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區分同樣重要。佩恩發現：一個人對自己所處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觀評價越低，就越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并在工作中發揮失常；他就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和陰謀論，面臨肥胖、糖尿病和心臟疾病的風險也越大。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壓力激素水平，其血液中的皮質醇和腎上腺素也更高。反應過度的免疫系統和更高的炎癥水平更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現。

經濟學家安妮 · 凱斯和安格斯 · 迪頓（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2017）的研究發現，盡管在過去幾十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死亡率都在穩定下降，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卻上升了。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男性群體。這個群體受到的傷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們死于心臟病和癌癥的概率并不高，卻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殺、慢性病以及麻醉劑和止痛藥的過度使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主觀上的社會攀比，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階層流動性固化意味著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代財富不及父輩的人，相對地位的下降讓他們有著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高度不平等與高犯罪率、高壓力相關的疾病風險和高度的政治極化相關。在嚴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之中，底層為了維持生存，往往不得不從事一些灰色地帶的活動甚或輕微的違法活動；更有甚者，在金錢的誘惑下鋌而走險。窮人很難做到“延遲滿足”，即一種甘愿為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以及在等待時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窮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決定的。“延遲滿足”需要建立在一種長遠規劃和穩定預期之上，而窮人所處的環境常常是“有今天，沒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佩恩指出，必須嚴肅對待不平等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因為我們無法簡單地走出當前面臨的困境。不平等在健康、決策制定、政治和社會決策等領域影響深遠，要解決不平等問題，光靠經濟發展是不夠的。要擺脫貧困，一個較好的辦法是搬遷到相對富足或平等的社區。撤離貧困社區的家庭中，孩子變成單身父母親的概率更小，而在學校上學并考上大學的可能性更大，成年后的收入也更高。如果不能搬遷到更富裕地區，那么還可以考慮搬遷到一個更平等的地方定居。

然而，社會學家馬修 · 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書中告訴我們，搬遷到更好的社區絕非易事；事實上，底層的人們能夠維持住現有的住房，不被掃地出門就已經很慶幸了。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房租不應該超過其收入的30%，然而德斯蒙德發現，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房租占到了他們收入的70%乃至更高，這不僅讓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也意味著容錯空間極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購物（在巨大生計壓力下，窮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揮霍來釋放壓力），就可能讓租客入不敷出，最后被房東驅逐。驅逐的后果是嚴重的，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為了找到新住處而耽誤工作，被老板解雇，生活雪上加霜，更加無力負擔房租。更可怕的是，被房東驅逐會成為不良信用記錄，未來租房更加困難，甚至租金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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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斷裂的階梯到合作的階梯

“斷裂的階梯”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們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組織或社群的團結。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層員工的滿意度，但也沒有提升頂層員工的幸福感。經濟學家馬特 · 布魯姆（Matt Bloom）基于對“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勝負情況的研究發現，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隊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球隊表現更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嚴重不平等會引起團隊的不滿，從而削弱團隊合作。研究者還發現，主管與小時工之間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時工生產的產品質量就越低；底層員工會用磨洋工、偷盜產品、提高報廢率等方式來回應不平等。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持續增長，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會財富持續增加，2016年占有美國38.6%的財富，而占總人口90%的大眾所擁有的財富和收入水平在過去25年里呈下降趨勢。2017年美國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中，CEO平均加薪17.6%，平均薪酬為1890萬美元，而普通員工的工資則停滯不前，同比增長僅為0.3%，CEO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員工多312倍。而2010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人幸福感的拐點是75000美元，一旦年收入超過這個數字，金錢對幸福感的正面作用就開始下降。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碾碎了普通人的美國夢，卻沒有相應提高富人的幸福指數，不平等的加劇無疑損害了社會的總福利。

相對平等和社會流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補“斷裂的階梯”。然而，在一個越來越穩定、成型的社會中，社會流動的機會往往呈下降趨勢。不僅中國人有“階層固化”的焦慮，以社會流動為核心特征的“美國夢”也在褪色。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離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的數量持續增長，性別和族群的歧視依然延續，社會不平等正在代際傳遞。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社會流動，特別是讓底層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短程社會流動，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避免M型社會的出現，是一個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議題。

最后，我想用這樣一段文字做結語：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么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