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毛主席老師章含之逝世，如愿與養父同葬，顧長衛姜文來送別

2008年2月2日早晨八點，京西的風吹得人直縮脖子，八寶山革命公墓門口卻聚滿了人。黑呢大衣、白紙花、細碎的腳步聲，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在一位名字——章含之。她曾教過毛主席英語，也曾在聯合國會場作同聲傳譯，七十三年的人生像一部分鏡頭細密的紀錄片，此刻只剩“告別”二字。

靈堂里花香與冷香交織。洪晃幾乎站不穩，扶著椅背小聲重復一句話：“媽媽說，要和爸爸在一起。”這里的“爸爸”不是喬冠華，而是養父章士釗。旁邊的顧長衛掏出手帕，姜文把帽檐壓得很低，幾位電影人此時不談鏡頭語言，只做送行人。

往前推六十年，1949年11月，北京剛剛從硝煙里走出來。15歲的章含之隨母親北上，在貝滿中學重新鋪開課本。舊京的胡同口里還能聽到騾馬鈴鐺，她卻已在琢磨英語單詞的發音。那一年，她的養父章士釗對朋友感慨：“女孩子學問再好，也得有眼界。”這句話像釘子一樣釘進她心里。

1953年夏，填高考志愿時出現分歧。她想學水利，“建設新中國，鬧水鬧電”的口號正熱。校黨組織勸她報外語。家里細談一夜，章士釗拍拍女兒肩膀：“工科需要力氣，你更擅長嘴皮子和腦子。”一句半開玩笑的話，決定了她此后的軌跡。

北外四年，章含之成績名列前茅，課余愛翻《泰晤士報》練閱讀。1960年留校任教，她在黑板上寫下“teacher”的音標時，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會有人叫她“章老師”，而那人姓毛。

1963年12月26日晚，中南海豐澤園燈火通明。毛主席七十壽辰家宴，客人都被允許帶一名子女。席間，老人家笑瞇瞇問章士釗：“你家丫頭教英語吧？介紹給我做老師如何？”話音剛落，全桌人一時沒反應。章含之愣了兩秒，才低聲回：“首長，英語我懂些，但您是我們的老師。”毛主席擺擺手：“政治我教你們，英文得請你。”

自1964年元旦后的第一個星期日開始，北外的小汽車每周一次駛入中南海。課程表很簡單：單詞、短句、對話，再聊時局。教材選什么，兩人爭過一次。章含之想用文學選段，毛主席堅持要讀政治材料。爭到后來老人家笑著調侃：“你這小章還挺倔，先把你的本子拿來，用用再說。”一句“用用再說”，把分歧化作默契。

1971年春末，她被調入外交部翻譯室。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做同聲傳譯，燈光刺眼，話筒里是雜音，手心滿是汗。散會后毛主席看著她：“翻得不錯，就是別緊張。”這句淡淡的鼓勵，讓她挺過數不清的多邊談判。

私人生活卻沒那么順利。她與第一任丈夫感情名存實亡，卻顧忌流言，遲遲不離。1972年9月一個深夜，中南海會客室里只剩少數人。毛主席面色肅然對她說：“別怕議論，你有權選擇自己的日子。”一句直白的話，像剪刀剪斷猶豫。幾年后，她與喬冠華結為伴侶，外界一片嘩然，她卻坦言：“日子是自己過的。”

199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云南省政府籌備國際會議。章含之帶隊到昆明踩點，量會場、看燈光、算時差，連茶歇咖啡壺都親自挑。有人笑她“太摳細節”，她順口答：“翻譯延誤一分鐘就壞事，咖啡淡一分也算疏忽。”這股近乎苛刻的勁頭，把會議做成了業內范本。

同一年冬天，喬冠華病逝。料理后事時，她悄悄剪下兩束頭發封存。別人問她要做什么，她說：“留念吧。”沒人想到，這兩縷青絲十五年后將陪她長眠。

進入新世紀后，糖尿病、腎衰接踵而來。2007年底，她第三次住院。護士長回憶，病房里常常傳出她練口語的聲音，詞匯是“hope、peace、family”。她對護工笑說：“嗓子不練會生銹。”那時的她已靠透析維系生命。

去世前三天，她示意護士替她寫張小紙條：與養父同穴。原因只有一句：“另一個世界不談是非。”洪晃難以釋懷，但還是照做，并把那兩束喬冠華的頭發放進骨灰盒——母親最終把兩個男人都帶走。

送別那天，中影制片廠老同志悄悄議論：“章老師真能打破行當隔閡，連搞電影的都來了。”顧長衛在吊唁簿上寫下“智慧”，姜文寫“率真”，魯豫寫“自由”，三句話加起來，像是對她一生的注腳。

禮成后，骨灰車緩緩駛向十三陵方向，天邊有一道淡淡的金色云緞。風依舊凜冽，幾片枯葉被卷起，在空中兜了一個圓，隨后落地。人群散去，章含之的傳奇也就此落幕，文件袋里的舊筆記、膠卷里的老照片、晚年那臺仍能播放BBC的收音機，都成了靜物，只剩歷史當年鮮活的體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