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掀起下崗潮，楊成武：工人下崗自生自滅，我心里是不同意的

1992年初春，東風汽車廠門口的大喇叭突然播放“減員增效”通告，車間里頓時沒了機器聲。許多師傅皺著眉頭，心里犯嘀咕：鐵飯碗真的要碎了嗎？

向前追溯十多年，國企已歷過承包制、利改稅等多輪試水，但那些都更多是“在體內做小手術”，未從根子上動編制。九十年代不同，市場經濟大潮拍岸，利潤滑坡、包袱沉重的老廠一次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當時“包袱”有多重？據原國家計委1994年的一份統計，全國國企內退休與在崗職工之比高達1∶4，光福利費就吞掉管理費用近半，拉不開再投資的口子；加上重復建設、設備陳舊，許多生產線人停機停，人走機閑。

形勢逼人。1995年國務院提出“三年脫困”，隨后出臺抓大放小、增資擴股、破產清算等組合拳。文件寫得鏗鏘，但真正落到工人身上，就是“分流”“下崗”四個字。那年秋天，沈陽一家軸承廠一次性貼出兩百多張待崗通知，食堂里瞬間少了一半人。

老百姓的不安并未止步于工廠大門。城市街頭出現被戲稱為“4050工程隊”的臨時勞務市場，剛過不惑之年的師傅們幫人扛水泥、貼瓷磚，只為賺一份日結工資。有人苦笑：“昨天還在數控機床旁戴袖標，今天就得蹲路邊等活。”

消息很快傳到北京西直門外的促老會辦公室。剛退居二線不久的楊成武將軍聽完匯報，砰的一聲把茶杯放下：“工人下崗就讓他們自生自滅，我心里是不同意的！”此話不過十五個字，卻透著不容回旋的堅決。

將軍明白大勢不可逆，但他更明白人心不能涼。1996年，他帶隊去了山西靈丘。那里是他當年平型關阻擊戰的駐足之地，也是改革潮里經濟最薄弱的縣份之一。鄉親們吃水靠天，下崗工人返鄉后連挑水都得排隊。

到靈丘第三天清晨，楊成武悄悄讓隨員把行李秤出來，留下換洗衣服，其余空位全裝上干糧和工具。他拿出個人積蓄，再加上促老會籌得的三十多萬元，交給縣里基建隊：“先打井，再修水窖，等旱季來了也能吃上水。”

為了籌更多錢，他不停寫報告、跑部門，甚至把多年積攢的稿費也塞了進去。一位縣干部后來回憶：“老將軍那會兒已經八十多歲，拄著拐杖站在工地指點，嗓子啞了也不肯歇。”1997年秋，第一批水窖竣工，解決了七個村三千多口人的吃水難題。

水問題一解，他又盯上教育。靈丘唯一的中學校舍墻體開裂，他當場拍板：重建。促老會隨后聯系北京幾家出版社捐書，千冊教材隨同嶄新的黑板、桌椅一起運進山里。學生們說，從那年開始，教室里再沒漏過雨。

楊成武的腳步并未止于靈丘。1998至2002年，他跑過贛南、閩西、陜北二十多個老區，推動農副產品加工廠、電站、公路等項目，把下崗工人優先安排在這些工地。有人開玩笑：“老首長干的活，比企業人事處還貼心。”他只淡淡一句：“他們打過仗，也為國家造過鋼，總得有去處。”

改革繼續深化。2001年底，官方公布數據：與1997年相比，國企大額虧損戶銳減，但城鄉待業人數仍突破二千萬。面對改革成果與陣痛并存的現實，將軍的關注點依然是“人”而不是“指標”。一次座談，他叮囑地方干部：“企業贏利了，別忘了再給工人留條活路。”

2004年仲春，楊成武因病離世，骨灰安葬八寶山。送別儀式那天，靈丘老鄉、下崗工人代表、部隊老戰友擠滿靈堂。有人輕聲道：“沒他，我們連水都喝不上。”沒有鮮花堆滿，卻有一面洗得發白的勞動服務隊旗，被人舉得筆直。

從烏江岸邊的紅四團，到平型關的槍聲，再到九十年代廠房里的裁員名單，一條線默默牽著楊成武——將戰場上的拼命勁，用在了和平年代的民生上。歷史車輪滾滾向前，那些被潮水拍打過的普通工人，也因一位八旬老兵的牽掛，悄然改寫了自己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