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扒疑點越多，南京博物院的陳超當年被立即槍決，是在掩飾什么嗎

1983年，南京博物院的檔案室里存在一份文物清點記錄與實際數量不相符的情況。最后一頁用紅筆批注著“陳超經手”，墨跡暈染得如同血點一般。當年進行編目的老管理員私下里表示，明明少了一個乾隆粉彩碗，但是結案報告卻寫成是“自然損耗”。在陳超被槍決之后，這樣的數字游戲就成為了一個永遠的謎團。

陳超的案件存在著一些令人覺得有疑問的地方。其定罪的速度非常之快，從向文物局報案到執行槍決，總共用時還不到九十天。按照常理來說，涉及文物的案件，僅僅是鑒定真偽就需要花費個把月的時間，但是當年連專家論證會都沒有召開，直接就按照監守自盜的情況來結案了。我查閱過當時的會議紀要，在與會者簽名的欄目那里空著三格，就好像證據鏈是故意留下空白一樣。

有老員工回憶，在陳超被帶走之前，他還在修復室粘漢代陶俑。他突然對徒弟說金繕手藝最害怕急火，這句話之后被解讀成隱喻反抗。但是更多的人認為，那不過是匠人對于工藝的執著而已。畢竟他花費了半個月的時間才補好陶俑的斷指，如果真的是想要偷東西哪里用得著花費這么多的功夫？

結案報告中存在時間方面的漏洞。盜賣文物發生的時候，陳超剛剛做完闌尾手術。病假條上寫明禁止他進行負重活動。但是審訊筆錄里卻稱他在深夜扛著麻袋翻墻。這樣的情節如同諜戰劇中的情節一般，放置在剛剛動完手術連走路都冒虛汗的病人身上是非常荒唐的。當年主治醫生書寫了情況說明，卻被檔案室歸類為無關材料。直到2010年庫房搬遷的時候才被重新發現。

這么一看，陳超好像撞見了某些秘密一樣。在1983年全國開展文物普查的時候，南京博物院有一批抗戰時期埋藏的文物顯露了出來。其中有不少字畫帶有滿洲國的收藏印，還有幾件青銅器帶有山西某個軍閥的銘文。要是按照個人盜竊來進行論處的話，這些文物的流轉軌跡根本不需要仔細去查看。或許這就是快速結案的真正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文物系統的老人們都明白這個情況。在那個時候有很多戰亂時期的舊賬需要進行清理，并且還不能讓海外媒體找到可以利用的把柄。例如上海某博物館在處理汪偽政權藏品的時候，就以保管員調包的理由迅速結案。這種操作模式和陳超案就好像是按照同一個劇本編排的一樣。

陳超非常較真。有同事稱他曾質疑某件唐三彩的來源，并且堅持要查閱抗戰時期的轉移記錄。在學術方面的這種嚴謹態度，在和平年代是一種優點，而在敏感的時間點就變成了很嚴重的事情。更為諷刺的是，當年指控他盜賣的證據里，有一張當鋪收據寫著洪武釉里紅，但是實際庫房并沒有登記過這件文物。錯誤到了這樣的程度，還能夠進入司法程序。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陳超案的實質是時代需要尋找一個替罪羊。當文物系統需要在查清歷史和維持體面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小人物的命運往往就成為了平衡的砝碼。如同他最后寫在遺書上的那一句話：我能夠補上碎瓷，卻無法補上人心。那張紙片被家屬收藏了三十年，每次拿出來都會掉渣，就好像歷史自身在不斷地風化一樣。

目前南博的文物數字化系統能夠追蹤每一件展品的毫米級移動情況。但是陳超當年所經手的那一批編號，始終在數據庫中顯示出狀態異常的情形。有實習生錯誤地點了詳情頁，于是彈窗出現了權限不足的紅色警告，如同歷史對后人的沉默嘲諷那般。